虽说我从没上过银幕，我却是在电影里长大的。鲁道夫·瓦伦蒂诺[1]还来参加过我5岁的生日宴会呢——他们跟我说大概是这样的。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只是想说明，即使在我还不谙世事的年龄，我在所处的位置上就可以纵观时代的滚滚车轮了。
我以前本打算写一本回忆录的，书名就叫《制片商的女儿》，可是在18岁那个年龄哪有时间来干这些事呢？没写也好——写出来也会像洛莉·帕森斯[2]的专栏文章一样，索然寡味。我父亲是从事电影业的，这就跟别人是从事棉花业或者钢铁业的一样，我淡然处之。无论好莱坞怎么糟糕，我大不了像被指派到闹鬼的屋子里去的鬼怪，逆来顺受就是了。我知道你会怎么想，可我偏偏害怕不起来。
这话说起来容易，可要别人理解就难了。我在本宁顿学院[3]上学的时候，那里的一些英文老师装得对好莱坞和那里制作的电影漠不关心，实际上却恨死它了。这种仇恨是如此之深，就好像好莱坞会要了他们的命似的。甚至在此之前，当我还在修道院里上学时，就有一位和蔼可亲的小个子修女向我索要过一个电影脚本，她说，她是怎么教学生们写散文和小说的，她就要“怎么教她们写电影剧本”。我把那个脚本给了她，我猜想她左也为难，右也为难，不过她在课堂上从没提起过这个事，后来她满脸惊慌恼火地把本子还给了我，没做一句评论。我想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的际遇也会相差无几吧。
你可以跟我一样想当然地认为好莱坞就是好莱坞，你也可以采取我们对待所有不理解的东西的态度，对它鄙夷不屑。其实好莱坞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有点模糊和闪烁罢了。真正能把解答电影之谜的整个方程式记在脑子里的人不会超过半打。也许对一个女人来说，真实地了解好莱坞的运行机制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去了解这其中的一个男人。
我是在飞机上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从中学到大学，父亲一直让我们乘飞机飞来飞去。我上大学三年级时姐姐去世了，此后我就独自一人飞来飞去，这样的旅程总是让我想起她，使我心中有几分沉重和抑郁。有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遇到我认识的电影界的人，偶尔还会遇到令人心仪的男大学生——不过在大萧条时代这样的机会并不多。飞行途中我很少真的睡着，由于心中想着埃莉诺姐姐，加上东海岸到西海岸之间那种强烈的割裂感——所以，至少在我们离开田纳西那些孤零零的小机场之前，我是不会入睡的。
这次飞行颠簸得非常厉害，乘客们早早地分成了两拨，一拨是那些立马就睡觉的，另一拨是那些压根儿就不想睡觉的。在我对面有两个乘客就属于后一拨，而且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非常肯定他们是从好莱坞来的——其中一个看样子就知道，他是一个中年犹太人，一会儿紧张而兴奋地说着话，一会儿悲伤而沉默地在那里蹲坐着，好像随时准备从飞机上跳下去；另一个是个脸色苍白，相貌平平，身体健壮，30岁开外的男子，我敢肯定我以前见过他。他也许去过我们家吧。但他去的时候可能我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生气。
女乘务员长得高挑，俊俏，皮肤黑得发亮，正是人们趋之若鹜的那种类型——她问我是否可以帮我整理一下铺位。
“对了，亲爱的，你是要一颗阿司匹林，”她靠在座椅的边上，随着6月的飓风不由自主地来回摇晃，“还是要一颗宁比泰？”
“不用了。”
“我一直在忙着照顾别人，还没来得及问你。”她在我身边坐下，扣上我们俩的安全带，“要口香糖吗？”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我嘴里的一块已经嚼了几个小时，早该吐掉了。我撕下一页杂志将它裹起来，丢进了自动烟灰缸里。
“懂规矩的人我一眼就分得出来，”乘务员称赞说，“只要看他们是不是先把口香糖包起来再放进去。”
我们在半明半暗、摇摇晃晃的机舱坐了一会。机舱里就像午饭与晚饭之间的黄昏时分的一家时髦餐馆。我们都在消磨时间——而又没有明确的目的。我想即使是乘务员也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她和我聊起了一个我认识的女演员，两年前她曾经跟她一道飞往西部。当时正值大萧条步入低谷的时候，年轻女演员不停地望着窗外，那聚精会神的样子使得乘务员生怕她想跳下去。不过看起来她害怕的不是贫穷，而只是革命。
“我知道妈妈和我准备干什么去，”她对乘务员说了真心话。“我们准备去黄石公园，我们去那里仅仅是为了等这场风暴过去。然后我们再回来。他们不杀害艺术家的——你说对吧？”
这一说法让我高兴起来。眼前浮现出一幅优美的画面，善良的托利熊们给女演员和她妈妈拿来了蜂蜜供她们食用，温顺的小鹿们也从鹿妈妈那里拿来了他们吃不完的奶，到了晚上就依偎她们身边，给她们当枕头。接着，我也告诉乘务员说，在那段美好的日子里的一个晚上，律师和导演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父亲。如果补助金大军[4]占领了华盛顿，律师在萨克拉门托河里藏了一条小船，他们可以逆流而上，去上游躲避几个月再回来，“因为发生革命之后，总是需要律师来处理那些法律事务的。”
导演心中则多一些失败情绪。他准备好了一套旧外套、旧衬衫和旧鞋子——他从没说过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还是从道具部门拿来的——他准备乔装打扮成普通百姓。我记得父亲对他说：“可是他们会检查你那双手啊。他们一看就知道你好多年没干过体力活了。他们还会检查你的工会卡。”我至今还记得导演的脸变得多么惨白，记得他吃甜点时心情是多么的沮丧，记得他说的那些话是多么的滑稽和可怜。
“你父亲是演员吗，布拉迪小姐？”乘务员问道，“我肯定听到过这个名字。”
听到布拉迪这个名字，过道那边的那两个男子抬起头来。斜眼看人——这就是好莱坞人的眼神，这眼神好像永远是从肩膀上投过来的。接着，那个苍白、壮实的年轻人解开了安全带，站在我们旁边的过道里。
“你是塞西莉亚·布雷迪吧？”他用责怪的口吻质问，好像我一直在瞒着他似的，“我刚才还在想我认识你。我叫怀利·怀特。”
他顶好省掉这句——因为就在此时，另一个声音说道：“走路小心，怀利！”只见另一个男子在过道里与他擦肩而过，朝驾驶舱方向跑去。怀利·怀特愣了一下，回过神来朝着他背后顶了一句：
“我只听从机长的命令。”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好莱坞的权贵与随从之间打趣的话。
乘务员责备他说：
“请别这么大声，有乘客在睡觉。”
这时我看到过道对面的另一个男人——就是那个中年犹太人——也已经站立起来，睁大充满情欲的眼睛色迷迷地瞪着刚才走过去的那个男人。或者不如说是瞪着那个人的背影，那人头也不回地打了个再见的手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我问乘务员：“他是副机长吗？”
她解开我们身上的安全带，准备把我扔给怀利·怀特。
“不是。他是史密斯先生。他有一个叫‘新娘套间’的私人客舱——归他一个人乘坐。副机长向来都是穿制服的。”她站起身来说，“我得去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在纳什维尔降落。”
怀利·怀特惊呆了。
“为什么啊？”
“密西西比河谷里起风暴了。”
“这就是说我们得在这里待一通宵了？”
“如果风暴不停息的话！”
飞机突然向下一沉，这表明风暴不会停息。怀利·怀特身子一倾，倒在我对面的座位上，乘务员被猛地朝驾驶舱方向抛去，那个犹太人则被抛得坐了下来。在故作镇静地叫喊着表达了一阵不满之后，我们这些热爱乘飞机的人又安静了下来。接下来是一阵相互介绍。
“布拉迪小姐，这位是施瓦茨先生，”怀利·怀特说，“他也是你父亲顶要好的朋友。”
施瓦茨先生猛地点着头，我几乎能听见他在心里说：“这是真的。上帝可以作证，这是真的！”
也许在他一生之中他曾经有过机会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可是他显然是个曾经沧海的人。你遇到他时，他就像你的一个朋友，在一场拳击或者斗殴中被打得趴下了。你瞪着你这位朋友说：“你怎么了？”而他牙齿被打落了，嘴唇也被打肿了，做出的回答模糊不清。他甚至没法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施瓦茨先生其貌不扬；那夸张的波斯人鼻子和偏斜的眼影，就像我父亲那微微翘起的鼻孔周围有一种爱尔兰人特有的红润一样，是天生的。
“纳什维尔啊！”怀利·怀特叫道，“那就是说我们得去住旅馆了。我们要等明天晚上才能到西海岸——这么说来。我的上帝！我就出生在纳什维尔。”
“我还以为你会想回老家去看看呢。”
“绝不——我已经逃离那个地方15年了。我希望永远也不会再回那里去。”
可是他会去的——因为飞机明白无误地在往下面降啊，降啊，降啊，就像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里一样[5]。我手搭凉棚，贴在窗玻璃上，眺望着左边遥远的地方那个模模糊糊的城市。自从我们飞进风暴中以来，“系好安全带，禁止吸烟”的绿色灯光一直亮着。
“你听见他说的话了吗？”施瓦茨从一阵沉默中怒冲冲地爆发出来，朝过道这边说。
“听到什么？”怀利问。
“听到他管自己叫什么吗？”施瓦茨说，“史密斯先生！”
“为什么不行？”怀利问。
“哦，没什么，”施瓦茨立即说，“我只是觉得有点滑稽，史密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缺少笑意的笑声：“史密斯！”
我想自从有了航空中转站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像机场——如此的孤寂，如此的忧郁和安静。这些由红砖老屋构成的补给站就建在以这些城镇命名的镇上——除了住在这里的人，别人是不会从这些与世隔绝的机场里起飞的。不过机场就像沙漠中的绿洲，就像那些伟大的贸易路线上的驿站，引领你回想起遥远的历史。每当看到乘坐飞机的乘客三三两两地在午夜的机场里溜达，任何一个晚上都会招来一小群人围观。年轻人围观飞机，年纪大的则满腹狐疑地看着那些乘客。在这些飞越大洲的大飞机里，我们是来自沿海的富人，我们这些腾云驾雾的人不经意间降落在美利坚的中部。我们中间可能就有玩命的冒险家，只是乔装打扮成了电影明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我总是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样子比实际的更招人喜爱一些——正如我时常出席电影首映式时的情形一样，影迷们满脸讥讽地看着你，因为你不是明星。
着陆之后怀利和我突然成了朋友，因为我从飞机里下来时他伸出手臂来搀扶了我。打那以后他就对我穷追猛打——而我也不在意。从我们走进机场的那一刻起事情就明摆着了，如果我们是搁浅在这里，那我们也是两个人一道搁浅在这里。（就像我失去男朋友的时候那样——当时他和那个叫雷娜的女孩在本宁顿学院一座新英格兰式的小农舍里弹着钢琴，我终于认识到我是多余人了。收音机里播放着盖依·隆巴尔多管弦乐团演奏的《高帽子》和《脸贴着脸》，她在一边教他弹奏那曲子。琴键就像树叶一般纷纷飘落，她教他弹一个黑键时伸出来的手贴到了他的手上。那时我还在读大学一年级。）
当我们走进机场时，施瓦茨先生也跟我们走到了一起，但他好像在梦里。我们不断地去咨询台打听，想得到确切的消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通向停机坪的那扇门，就好像唯恐他还没登机飞机就飞走了。后来我有事离开了几分钟，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看见，可是当我回来时，只见他和怀特紧挨着站在一起，怀特在说着话，施瓦茨的脸色则比刚刚被一辆大卡车碾过还要难看得多。他眼睛没再盯着通往停机坪的那扇门。我只听到了怀特的话尾巴。
“我说了要你闭嘴吧。你活该。”
“我只是说——”
当我走过来问他有没有听到新的消息时，他停住了。当时是凌晨两点半。
“有一点儿，”怀利·怀特说，“他们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在三小时之内都没法动身，所以有些软蛋要去宾馆了。不过我想带你们去参观‘退隐居’，那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故居。”
“这么黑咕隆咚的我们怎么看得见啊？”施瓦茨问道。
“去你的，不到两小时天就亮了。”
“你们两个去吧。”施瓦茨说。
“好吧——你乘巴士去宾馆吧。车还在那里等着呢——他在那里。”怀利的话音里带着奚落，“兴许这还是件好事呢。”
“不，我还是跟你们一道去。”施瓦茨连忙说。
我们乘上一辆出租车出了机场，四周的乡野突然一片漆黑，他似乎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膝盖以示鼓励。
“我应该一道去，”他说，“我应该当陪伴监督人。很久很久以前，在我家财万贯的时候，我有一个女儿——一个漂亮的女儿。”
他那口气就好像是在说一笔有形资产，被卖给债权人抵债了。
“你还会有一个的，”怀利宽慰他说，“失去的都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命运的轮盘再转一圈，你就回到塞西莉亚爸爸的位置上了，是这样吧，塞西莉亚？”
“那个退隐居在哪里啊？”施瓦茨过了片刻说，“该不会走了大老远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吧？我们会不会误了飞机？”
“不要紧的啦，”怀利说，“我们应该带着那个乘务员跟你一起走。你不喜欢那个乘务员吗？我觉得她挺招人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