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坦白告诉我，”佩德瑞克在喝下第五杯啤酒后对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所有爱尔兰人都呈半疯狂状态？”
“没有，”我说，“我认为只有一半的爱尔兰人呈半疯狂状态。”
“你应该去当外交官，”佩德瑞克说，点了第六杯啤酒，“但你现在真的坦白告诉我，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是个幸福的民族。”
“我想，”我说，“你们比自己所知道的更幸福。要是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你们就会找出一个不幸的理由。你们有许多不幸的理由，但你们也喜欢不幸的魅力——来，祝你健康！”
我们喝着，到第六杯啤酒后，佩德瑞克才有勇气问我他早就想问我的问题。
“怎么说，”他轻声说，“希特勒——我想——并不是很坏的人，只是做得——我这样认为——有点过分而已。”
我妻子鼓励地朝我点头：
“快说吧，”她轻轻用德语说，“不要觉得烦，把他的牙齿整个拔掉。”
“我不是牙医，”我轻声对我妻子说，“而我也没什么兴致，晚上到酒馆来，老得拔牙，还是同样的牙，我都嫌烦了。”
“这值得的。”我妻子说。
“你听好，佩德瑞克，”我亲切说着，“我们很清楚希特勒有多过分，他可是踩过几百万犹太人和孩子的尸体……”
佩德瑞克的脸痛苦地抖动着，点了第七杯啤酒，然后难过地说：“可惜，你也被英国人的宣传麻痹了，可惜。”
我没喝一口啤酒。“来吧，”我说，“让我来给你拔牙吧；可能会有点痛，但不得不这样做。拔完后，你才会是个真正讨人喜欢的家伙；让我来调整一下你的牙齿，反正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流动牙医。”
“快点，”我妻子说，“快动手，别再瞎说什么。”
“希特勒是——”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已是个老练出色的牙医，如果病人不错的话，那就稍微小心一点，而不当成例行公事，或尽尽义务而已。希特勒是，希特勒干过，希特勒说过……佩德的脸抖动得愈来愈痛苦，但我点了威士忌，和他干杯，他一口喝下，有点呛到。
“很痛吗？”我小心问道。
“是的，”他说，“很痛，等化脓的话，还要几天。”
“别忘了漱口，如果还痛的话，再来找我，你知道我住哪儿。”
“我知道你住哪儿，”佩德说，“我一定会去的，因为我一定会痛的。”
“不过，”我说，“拔了牙，是不是舒服多了？”
佩德瑞克默不出声。“我们再喝一杯？”他难过地问。
“好，”我说，“希特勒是……”
“住嘴，”佩德瑞克说，“别再说了，神经整个都露出来了。”
“很好，”我说，“那很快就会坏死，我们再喝一杯。”
“如果你的牙齿被拔掉，你都不会难过吗？”佩德瑞克乏力问着。
“一开始会，”我说，“但之后如果不再化脓，就会很高兴。”
“这实在很蠢，”佩德瑞克说，“因为我现在再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德国人了。”
“你不要因为希特勒而喜欢他们，而是尽管有希特勒，你还是喜欢他们。人家对你的好感来自对你的同情，这点真的让人感到难堪；如果你的祖父是个罪犯，而你认识一个人，只因为你的祖父是个罪犯，才觉得你很讨人喜欢，那就让人很难堪；但其他人可能觉得你讨人喜欢，因为你不是罪犯。但就算你是个罪犯，你也希望，他们仍然觉得你讨人喜欢。”第八杯啤酒来了，亨利点来的，这位英国人每年都会在这儿度假。
他坐到我们这里，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说，“为什么我每年一再地来爱尔兰；我不知道对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喜欢彭布罗克[1]和克伦威尔[2]，和他们也没亲属关系，我只是个伦敦上班族，有十四天假，想来海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每年要大老远从伦敦来这儿，让人家对我说我多讨人喜欢，英国人有多差劲的话，这真累人。至于希特勒……”亨利说……
“拜托，”佩德瑞克说，“别提他，我没办法再听到那个名字，至少现在不行，以后说不定……”
“好，”亨利对我说，“看来你做得不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虚荣心，”我谦虚说着，“而我现在已经习惯每晚拔掉某些人特定的一颗牙齿。我早就清楚那颗牙的位置，已慢慢熟悉政治牙医学，一次解决，不用麻醉。”
“天知道，”佩德瑞克说，“尽管有这一切，我们还是可爱的民族吗？”
“你们是的，”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说，我妻子、亨利和我，“你们真的可爱，你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我们再喝一杯，”佩德瑞克说，“当睡前酒！”
“为路上平安干一杯！”
“为猫干一杯！”我说。
“为狗干一杯！”
我们喝着，时钟指针一如三周以来，一直指着十点半，还会在十点半停上四个月。警方规定夏天乡间酒吧十点半打烊，但观光客、外来的人打破了这个时间。夏天一到，客栈老板便找出自己的起子和一些螺丝钉，把两根指针固定住；有的也会买玩具钟，上面的木头指针可被钉死。时间于是静止，整个夏天，一杯杯的黑啤酒日日夜夜被消费，而警察则安安稳稳沉睡了。
注释：
[1]彭布罗克（1146—1219），英国亨利二世的顾问。
[2]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