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起来了。不仅是笑，而且是容光焕发地笑。在安吉拉身上，你能看到永不减退的色情女人的气质。这种女人气质你闻都闻得见。她穿着古怪新颖的服装，赛姆勒用仿佛来自宇宙的另一个部分的一种超然、不带丝毫偏见的眼光看着她这一身服装。那双白色的小羊皮高统靴算是什么？那套紧身衣裤那么薄，可是颜色却又发暗，又算是什么？所有这些想达到什么效果？那种叫做结霜的头发的作用，在这头母狮的嘴巴下面的那种颜色，增加胸部的自然魅力的那种昂首阔步！她那件受立体主义或孟德里安画派影响的、黑白相间的几何图形的塑料外套，她那条古莱奇和普契公司出品的裤子。赛姆勒在《时代》杂志和安吉拉自己给他送来的一些妇女杂志上看到过这些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意儿，但是他并不那么密切注意。这类东西他也读得不太多。为了小心地保护视力，他把书页在他那只眼睛前面匆匆来回翻翻，硕大的前额反映出他内心所受的刺激。那只损坏了的左眼似乎转到另一个方向，独自专注于另一些不同的事情。就这样，通过急剧的变化，赛姆勒知道了瓦霍尔，在贝彼·简·霍尔若的声名历久不衰的时候知道了她有所谓真实“生活剧院”，越来越革命的裸体表演的勃兴，狄奥尼瑟斯69宇宙飞船的现场连接，披头士的哲学，以及在艺术领域的电子演出和抽象派绘画。安吉拉现在三十多岁，经济独立，非常富有，红润的皮肤，浅金色的头发，大大的嘴唇。她害怕肥胖症。她要么禁食，要么狼吞虎咽，吃得像个码头工人一样。她在一所时髦的健身房锻炼。他知道她操心的问题——不由得他不知道，因为她要跑来跟他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可是她不知道他有些什么问题，他很少讲，她也很少问。况且，他和苏拉是接受她父亲赡养的人，是食客，随便你叫他们做什么都行。所以，每逢上了一阵子精神病学课以后，安吉拉就要来找赛姆勒举行一次讨论会，分析前一堂课的内容。这样，老人就知道她干了什么，跟谁一起干的，以及感觉如何，等等。凡是她知道该怎么说的，他就得听。他没有别的选择。
赛姆勒在大学预科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翻译了圣·奥古斯丁这样一句话：“撒旦在北方为自己建立了那些城市。”他常常想起这句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克拉科夫，对这句话另有一种解释——犹太人居住的街道，黑黝黝的，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上阴沉的、黏糊糊的黄泥有两英寸厚。人们需要蜡烛、油灯和铜壶，需要那切成太阳形状的柠檬片。这是对严酷的征服，而且总是借助于地中海的象征。黑暗的环境被异域输入的宗教神迹和本地的家庭舒适克服了。没有北方的威力，没有它的矿藏和工业，世界也许决不会达到这样惊人的现代形式。不管奥古斯丁怎么说，赛姆勒始终喜爱他的那些北方城市，特别是伦敦，它那份阴暗朦胧，它那么煤烟蔽天，它那灰蒙蒙的雨，简直是上天恩赐的乐事，还有那晦暗的环境提供的种种精神的和人性的机会，那里，人们向晦涩妥协，说话低声细语，人们不要求思想或动机充分清晰。但是现在对奥古斯丁这句古怪的话需要作新的解释了。留神听着安吉拉的话，赛姆勒感到世事演变，已非往昔。清教主义的一番苦心，现在行将化为乌有。黑暗的邪恶的工厂变成了明亮的邪恶的工厂。为上帝摒弃的恶棍摇身一变而成为欢乐的宠儿，穆斯林妻妾的闺房和刚果丛林里的那些性的方式，被纽约、阿姆勒特丹、伦敦解放了的群众所沿用。老赛姆勒满眼稀奇古怪的幻象。他看到启蒙运动在取得节节胜利——自由、博爱、平等、通奸！启蒙运动，普遍教育，普选权，为一切政府所承认的多数人的权利，妇女的权利，儿童的权利，罪犯的权利，已经确认的各个不同种族之间的团结，社会治安，公共卫生，人的尊严，要求伸张正义的权利——三个革命的世纪正在赢得胜利，与此同时，教会和家庭的封建联系削弱了，贵族的特权（不带任何义务）大大扩大了，民主化了，特别是性的本能的特权，不受任何禁令约束的，自发的权利，小便、大便、打嗝，以一切形式结成配偶，双方的、三角的、四角的、多角形的，一切以自然的、原始的为高尚，凡尔赛的悠闲奢华的创造才能与萨摩亚群岛芙蓉覆盖之下的色情的闲适相结合。如今邪恶的浪漫主义控制着一切，至少像圣殿骑士团[34]的奇怪的东方习俗一样古老，而从那时以来，充满了斯坦厄普夫人[35]们，波德莱尔[36]们，德·奈伐尔[37]们，斯蒂文森们和高更们[38]——这些热爱南方的野蛮人。啊，是的，圣殿骑士们。他们曾经敬慕过穆斯林来着。撒拉孙人[39]头上的一根头发比基督教徒的整个身体还宝贵。这样如痴如狂的热情！到如今，一切种族歧视，一切奇怪的色情的信念，游览观光与地方色彩，其中异国情调已被消除，只有那发疯的群众，继承一切为世人所贬低的事物，他们形成一种观念：做白种人就要生腐化病，而做黑种人就有治好这种疾病的力量。十九世纪诗人们的美梦污染了纽约大市区和郊区的精神气氛。在这之外，还有那些狂热分子的危险的、横冲直撞的、令人震惊的暴力行动，病情已十分深重。赛姆勒先生像许多已经目睹过一次世界崩溃的人一样，认为世界也许有再一次崩溃的可能性。他不同意他那些难友所谓末日已不可避免的说法，但是豪迈的信念似乎并不能赖以自卫，你已经闻得到腐败的气息了。你已经能看见文明的自杀的冲力在猛烈地向前推进。你怀疑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过普遍传播是否能幸存下来——可能传播开去而被别的社会所采纳的，是否仅仅是它的科学技术或经营管理。或者，乘文明处于垂危之际而向它发动进攻的，正是它宠爱的知识分子，这是否能证明这些知识分子并非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以理性的名义，以非理性的名义，以发自本能深处的名义，以性的名义，以完美的瞬息可得的自由的名义向它进攻。由于这等于是无限度的要求——是不知餍足，是对在劫难逃的人（死是必然的而且不可更改的）终将离开这个没有得到满足的地球的一种拒绝，所以，每个人都提出了一张填满了要求和不满的单子，没有协商的余地。不承认人类任何部门有供不应求的现象。启蒙运动吗？不可思议！可是已经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是不是？
赛姆勒在苏拉—斯拉娃身上看到这一点。她来打扫他的房间了。他不得不戴上贝雷帽，穿了上衣在椅子上坐着，因为她需要新鲜空气。她在购物袋里装了打扫房间的用品——阿摩尼亚、粗纹纸、温德克斯[40]、地板蜡、抹布来到赛姆勒的房间，她坐在窗台外面擦窗子，把窗格往下拉到她的大腿边。她的纤小的鞋底留在屋里。在她的嘴唇上——一阵不相称的、不可知的、多肉的、半是当真半是梦幻的色情的迸发——一根纸烟在蒂头那儿烧光了。唔，还有那用牦牛和狒狒的毛加上合成纤维混合制成的假发。也许像所有妇女一样，苏拉是贫乏的——有数不尽的本能需要满足，需要男人的温暖和压力，需要一个婴儿来吃奶和被她喂养，需要女性解放，需要运用头脑，需要连续性，需要兴趣，兴趣！需要恭维，需要胜利、权力，需要拉比，需要神父，需要维持一切任性、疯狂的思想和行动的燃料，需要才智的高尚行动，需要文化，需要崇高。不承认任何不足。如果你想解决所有一切眼前的需要，那你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即使考虑她自始至终干的这一切，往窗玻璃上喷射冷冽的泡沫，左手用抹布把泡沫擦去，她习惯用左手，因此胸部（没有戴胸罩[41]）向左摆。那既不是他对她的慈爱，也不是她对父亲的爱护。她一来到，就把门窗都打开了，赛姆勒先生积累和贮存的个人气氛，似乎全都给刮跑了。他房间那道后门是通向辅助楼梯的，从那儿冲进来一股来自滑运道的热烘烘的烧东西的气味，烧焦的纸片、鸡毛和内脏也卷进来了。那些波多黎各的清洁工带着半导体收音机，正在播放拉丁美洲音乐。仿佛有一种像宇宙射线那样的东西，为这种爵士音乐提供普遍的、永不消竭的源泉。
“哎，爸爸，搞得怎么样了？”
“什么搞得怎么样？”
“那部著作。写赫·乔·威尔斯的。”
“还是那个样子。”
“人家占据您的时间太多啦。您没有充裕的时间看书了。我知道您要保护视力，可是写得顺利吗？”
“顺利极了。”
“我希望您这不是开玩笑。”
“怎么，难道就那么重要，连玩笑都不能开吗？”
“哎，这可是挺重要的。”
是的，不错。他在喝早晨的咖啡。今天，就在今天下午他要去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朋友曾怂恿他去作一次演讲。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的侄子格鲁纳博士，探问他的病情。似乎这位医生自己也住进医院了，动了一次小小的外科手术，有人这样告诉赛姆勒，在颈部开了刀。今天人们并不需要那样的讨论会。这是一个错误。他能不能请求原谅，爽约不去呢？不，大概不行。
为了保护他的眼睛，苏拉曾雇了一些大学生给他诵读。她自己就曾经试着给他读过，可是她的声音使他听了要打盹儿。她读半个小时，他脑子里的血就溜走了。她告诉安吉拉说，她的父亲想把她挡在他的高级活动之外。仿佛她们还得提防这位最信任她们的人似的！这真是一种令人非常痛苦的妙论。但是四五年来，她找了一些学生给他诵读。有的已经毕业了，如今从事专业或经商，但是仍旧回来看望赛姆勒。“他好像是他们的头头。”苏拉—斯拉娃说。较晚的那些诵读人是学生活动分子。赛姆勒先生对激进派运动很感兴趣。从他们的阅读能力来判断，这些青年接受的教育很贫乏。他们在他面前的时候，有时会在他的脸上引起（或者加深）一抹长长的、静静的微笑，除了他的眼睛失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能比这种微笑给人更深刻的印象了。他们长发蓄须，肮脏，缺乏风度，是一些愚蠢的平等主义者。听他们给他读了几小时以后，他发现他还得给他们教诵读的学科，解释有关的术语，给他们分析词源，好像他们是十二岁的孩子似的。“Janua——拉丁语，是一扇门，因此，英语Janitor是看门人。”“Lapis——拉丁语，石头。英语Dilapidate，是倾圮、残缺的意思，这个词不能用于人。”可是如果能用于人的话，倒是可以用这个词来说这些青年。有些可怜的姑娘身上有股臭味，生活豪放不羁的主张害苦了她们。赛姆勒先生认为在人类本性中，有些部分需要控制得比其他部分更严些。在文明的种种任务和问题中，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女性生来容易粗野，身上的气味更多，需要更多的冲洗、修剪、绑扎、删除、修饰、洒香水和训练。这些可怜的小妞儿也许决定大伙儿一起发臭，以此来藐视一个建立在神经官能症和虚伪之上的腐败的传统，但是赛姆勒先生认为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无法预见的后果，那就是丧失了女性的气质，丧失了自尊。在她们厌恶权威之际，她们对谁都不愿意尊敬，甚至连对她们自己都不尊敬。
不管怎样，他不再需要这些穿着肮脏的大皮靴，洋溢着小狗崽子（初次翘起了发红的生殖器，腮帮上长满了从冒着唾沫的胡须根发出来的脓疮）的那种无济于事、生动的同情的诵读人了，他不再需要他们呆在他的房间里，在那些需要解释的疑难的词句和思想上面伤着脑筋，在结结巴巴地读着汤因比[42]、弗洛伊德、布克哈特[43]、施本格勒[44]等人的著作了。因为他一直在读文化历史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45]、马克斯·希勒[46]、弗朗兹·奥本海默尔[47]的著作，附带涉猎阿多诺、马尔库塞[48]、诺曼·奥·布朗等人的作品，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家伙。同这些人的著作一起，他还阅读《浮士德博士》[49]、《阿尔滕堡的胡桃树》、奥特加[50]、瓦莱里[51]的关于历史和政治的论文。但是经过四五年这样特别规定的饮食以后，他就只想读一些十三世纪的宗教作家——如苏索[52]、陶勒[53]和梅斯特·艾克哈特[54]等人的著作了。进入七十岁以后，他仅仅对梅斯特·艾克哈特和《圣经》感兴趣了。这样他就不需要别人读给他听了。他在公共图书馆里通过缩微放大照片读艾克哈特的拉丁文著作。他读《训诫》和《箴言》，一次读几句《训诫》，一节古德语《箴言》——把书凑近他那只好眼睛。这时玛戈特在几间房间里来回打扫地毯。显然，她的裙子上已经粘上了很多毛茸茸的灰尘。她一边唱着歌。她喜欢舒伯特的浪漫曲。她为什么一定要把舒伯特的浪漫曲跟真空吸尘器的嗡嗡声混合在一起，这不是他能解释清楚的。他也不能解释有些人爱好那些拼凑起来的东西，比如鲟鱼三明治、瑞士乳酪、牛舌、塔拉牛排和俄国什锦配菜，就像人们在花色熟食店菜单上看到的那类东西。然而，有些顾客似乎就是要买这些东西。人类，不管你在哪儿碰上他们，总是那么盘根错节，层出不穷，供应着大量的怪东西，教你应接不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