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一件拼凑起来的怪事，今天就使他陷于进退两难：一个从前给他诵读的青年，莱昂内尔·弗菲尔邀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给一个讨论会谈谈关于三十年代英国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这件事吸引了赛姆勒。他喜欢弗菲尔。他是一个机敏的技师，不像是个学生，倒像是个企业创办人。他脸色红润，下巴颏蓄着棕色大胡子，细长的黑眼睛，大腹便便，柔润的头发，一双粉红色的笨拙的大手，响亮的老打断别人话头的嗓音，急匆匆的劲头，在赛姆勒看来是有其可爱之处的，但不足以信赖，仅仅可爱而已。那就是说，看着莱昂内尔·弗菲尔那种与众不同的苦心孤诣办事的作风，听着他那生命的瓦斯，他的燃料在嘶嘶作响，有时能给予赛姆勒莫大的愉快。
赛姆勒不知道这次到底是个什么研究班的讨论会。他往往心不在焉，不注意听别人说的话，因此他没有了解清楚；或许也没有什么要搞清楚的事；但好像他是答应过来着，尽管他连自己到底答应过没有也记不起来了。弗菲尔把他搞糊涂了。世间有那么多的计划，像这类的相互参照，那么多的知心话和希望保守秘密的要求，那么多的流言蜚语、欺诈、精神交流——像一股滔滔不绝的流水，向后，向前，向两侧，向上，向下，向四面八方流着；就像你翻开乔伊斯的《尤利西斯》[55]的任何一页，它始终是“在事物的中心”[56]。总之，看起来赛姆勒曾经同意去参加这次演讲的，作为一项学生的计划，帮助落后的黑人学生解决在阅读中遇到的困难。
“您一定要去给这些家伙讲一讲，这是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像您的这些观点，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弗菲尔说。粉红色的牛津布衬衫加深了他的脸色。那把大胡子，那只挺直的色情的大鼻子，使他看起来好像是弗朗西奥·普雷米埃。一个喧闹的、深情的、急切的、火山喷发般的、有事业心的人物。他在股票市场有一笔资金。他是给铁路工人担保的一家危地马拉保险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在大学里读的是外交史。他属于一个叫做外交部长俱乐部的通信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们提出一个问题，比如克里米亚战争或义和团起义，然后把全部历史重演一遍，他们分别作为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的外交部长，彼此书信往返。他们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此外，弗菲尔还是一个忙于诱奸妇女、而且似乎特别是诱奸年轻的有夫之妇的登徒子，但是也挤出时间为残障儿童奔波。他给他们搞到了免费的玩具和曲棍球明星的签名照片。他挤出时间到医院去看望他们。他“挤出时间”。在赛姆勒看来，这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美国事实。弗菲尔过着一种高能量的美国生活，简直达到了无政府状态和崩溃的地步，然而，却是全心全意的。当然，他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中。他们都是如此。他们永远能说他们在生病，什么都没有忘掉。
“30年代英国的情况——您一定得去讲。这是我的研究班的讨论会。”
“讲那些陈年老账吗？”
“正是。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讲布鲁姆兹伯里？就讲那一切？可这是为什么，又为了谁呢？”
弗菲尔给赛姆勒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他们颇有气派地向近郊驶去。弗菲尔很强调这种气派。他说在赛姆勒演讲的时候，司机一定得等着。司机是个黑人，他拒绝了。弗菲尔提高了嗓门。他说这是合法的要求。当他准备去叫警察时，赛姆勒劝他算了。“用不着让一辆出租汽车等我。”赛姆勒说。
“那你就给我滚开吧，”弗菲尔对司机说，“不给小费了。”
“别骂他啦。”赛姆勒说。
“我可不会因为他是个黑人就另眼相看，”莱昂内尔说，“顺便提起，我听玛戈特说，您这一阵子老碰上一个黑人扒手。”
“咱们往哪儿走，莱昂内尔？既然我就要讲了，我倒有点担心啦。我心里不明确。说实在的，我该说些什么？题目太大了。”
“您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
“是的，这我知道，可是我有点儿紧张——有点儿玄乎。”
“您会讲得挺出色的。”
接着弗菲尔把他带进了一间大房间。他原来以为只是一间小房间，一间小小的开个讨论会的房间。他曾经给少数怀有兴趣的学生谈过托尼、哈罗德·拉斯基[57]、约翰·斯特雷奇[58]、乔治·奥威尔[59]、威尔斯等人的往事，可是这次却是一种群众性的集会。他那受到阻碍的视觉接受到一大片蓬松而茂密的、混杂的、人的花朵的景象。它散发出恶浊的、腐败的、亵渎的臭气。半圆形的露天剧场似的阶梯形座位，已经坐无虚席，只有站立的地方了。弗菲尔是不是又在搞一次他那骗人的买卖？他打算把入场券的钱捞进腰包吗？他克制并且驱走了这个怀疑，而把产生这个怀疑的原因归之于惊奇和紧张。因为他受惊了，吓愣了，但是他恢复了镇定。他竭力想幽默地开场，说这使他想起有一位讲演人，他给一群嗜酒如命的酒鬼讲演，还以为听他讲演的都是勃朗宁协会的会员，可是并没有引起笑声。他不得不记起勃朗宁协会久已绝迹了。一只麦克风挂在他的胸前。他开始讲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精神氛围。墨索里尼在东非的冒险。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俄国的大规模清党。在法国和英国的斯大林主义。布鲁姆[60]、达拉第[61]、人民阵线。奥斯华尔德·摩斯利[62]。英国知识分子的心情。这一切，他不需要笔记本就能很容易地回忆起人们说过些什么，写过些什么。
“我揣测，”他说，“一九一七年那些事件的背景，你们是很熟悉的。你们知道军队哗变，俄国的二月革命，权威所遭遇的种种灾难。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原来的领袖，由于凡尔登、法兰德斯平原、坦伦堡而信誉扫地。也许我可以从克伦斯基的垮台，也可以从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基谈起。”
半是波兰半是牛津的双重的外国腔调，后脑勺的白发向前蓬松着，一道道皱纹从墨镜下面伸展出来，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抽出手帕，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叠好，带着淡淡的老年人的文雅仪态，按按他的脸，擦擦手掌心。他没有从演讲中感到一丝儿欢愉，也没有从听众专心谛听中得到一丝儿鼓舞（会场里人声嘈杂）。使他稍稍有点满意的，倒是他为自己和妻子当年在美国取得那些成功而感到那点微不足道的骄傲。当时他春风得意，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跟英国的上流人物，跟威尔斯结成知交，而且这些上流人物那么慷慨地承认了他的地位。比如，赛姆勒曾参加了包括跟杰拉尔德·希尔德和奥拉夫·斯塔波顿在内的《世界都市》组织一个世界国的规划工作。赛姆勒曾经给《进步新闻》及另一个刊物《世界公民》写过不少文章。他用一种庄严而低沉但仍然带有波兰话的鼻音和咝音的声调，解释这个规划是建立在宣传生物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以及把科学原则有效地应用于扩大人类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宣传建立一个有计划的、有秩序的、美好的世界社会；废除国家主权，宣布战争为非法；金钱和债权、生产、分配、运输、人口、军火制造等等，由全世界集体控制，提供普遍的义务教育，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福利相一致）；一个以理性的科学态度对待生活为基础的服务性社会。赛姆勒怀着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和信心回忆着这一切，给听众讲了半个小时的《世界都市》，深深感到这曾经是一个多么善良而富有创造性、然而又是多么愚蠢的计划。这间半圆形露天剧场式的教室，圆顶脏得尽是斑点，还有那罩在框架里的电气装置，他对着这个照亮的乱哄哄的洞穴诉说着这一切，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打断了他。有人向他提问。向他大声吆喝。
“嗨！”
他还是想继续讲下去。“你想引诱知识分子抛弃马克思主义，那是枉费心机……”
一个穿着牛仔裤、蓄着浓密的大胡子、可能年纪还很轻的男子，一个结实、变了形的人物，正站在那儿向他叫嚷。
“嗨！老头儿！”
赛姆勒默默地摘下墨镜，用他那只看得见的眼睛望着这个人。
“老头儿！你刚才引证了奥威尔的话。”
“是吗？”
“你引证他说过英国的激进派都受到皇家海军的保护吗？奥威尔真的说过英国的激进派受到皇家海军的保护吗？”
“是的，我相信他讲过这句话。”
“那全是胡说八道！”
赛姆勒瞠目不知所对。
“奥威尔是个工贼。他是个道德败坏的反革命。他是干反革命死的，这是罪有应得。你这一套也全是胡说八道。”他转过身子对着听众，狂暴地张开臂膀，像希腊舞蹈家似的举起了手心，他说，“你们干吗要听这个老废物的胡说八道？他能告诉你们什么东西？他的球早已干啦。他是个死人，不中用啦。”
在这以后，赛姆勒觉得他听到了身边有人在说话的声音。有人说了一句：“真可耻。爱出风头的家伙。”
然而，没有人真正想卫护他。大部分年轻人似乎都反对他。叫嚷的声音听起来含有敌意。弗菲尔走开了，有人把他叫去听电话了。赛姆勒从小讲台架前转过身去，找到了他的雨伞，军用胶布夹雨衣和帽子，由一个年轻姑娘领着离开了讲台。这个姑娘是冲到前面来向他表示愤慨和同情的，她说破坏这样一次精彩的演讲，真是一件丑闻。她领着他穿过一道门，走下几级楼梯，他就来到了百老汇第一一六街上了。
很快就走出了这所大学。
回到了城里。
然而，就他个人来说，这次事件并没有使他在感情上受到多大伤害，倒是这种恶意伤人的意志深深震动了他。真实是一种多么强烈的激情！然而真实也是残忍的。以接受粪便[63]作为一种标准吗？多么离奇！以青春作为标准？再加上性的潜力那种观点？这一切是性交与粪便混成的战斗精神，是爆发、辱骂、威胁，是北非猿猴的嚎叫。或者像赛姆勒有一次在书里读到的树林中的蛛猴那样，把粪便排泄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尖声叫着，向树下的探险者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