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开门的是巴伯先生：他先是打开一道缝，然后才将门完全敞开。“早上好，早上好。”他一边说一边向后退让。巴伯先生长得有点怪，皮肤有点苍白，带点银亮的色泽，似乎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叮农场”（这是他的叫法）接受的治疗，让他拥有了白炽灯的某些特点。他的眼珠是一种怪异、不甚稳定的灰色，满头白发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不过要是你注意到他那张年轻而粉润的脸庞——甚至可以说是少年般的脸庞——就不会这样想了。那红扑扑的脸颊和老气的长鼻子，还有那头未老先衰的白发，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和蔼可亲、排名靠后的开国元勋，大陆会议的一名地位略逊的成员，穿越到了二十一世纪。他穿的那身衣服，看起来像是早些年的职业装：皱巴巴的礼服衬衫，看上去价格不菲的西装裤，这身衣服像是他刚从卧室地板上抓起来穿上的。
“进来吧，”他用拳头揉着眼睛，轻快地说道，“你好啊，亲爱的，”他对我说。我正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听到他说出“亲爱的”，吃了一惊。
他赤着脚，吧嗒吧嗒地走在前面，穿过大理石门厅。我走进前面装饰奢华的客厅（到处是轧光花布和中国罐子），感觉这时不像清晨，倒像午夜：蒙着绸缎灯罩、开得很暗的台灯，色调阴暗、描绘海战场面的大幅油画，遮挡阳光的帘子。巴伯太太站在小型三角钢琴和货箱大小的一堆插花旁边，穿着一件曳地家居服，正在往摆在银托盘上的杯子里倒咖啡。
她转过身来招呼我们，我能感觉到，那两名社工在打量着这个家，还有巴伯太太这个人。巴伯太太出身名门，拥有古老的荷兰姓氏，为人沉静，皮肤白皙，嗓音单调，有时候，看起来就像失血过多似的。她一向镇定自若，从来没有什么事能扰乱她的心境或者令她烦恼不安。她不是什么美人，但这份冷静的特质，却像美貌一样，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她这份不动声色的本事威力不凡，她走进一个房间之后，似乎能将四周的分子都肃整一新。她就像一幅活过来的时装画，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而她飘然走过，对身后留下什么样的骚动浑然不觉。她的双眼离得挺远，两只耳朵小小的，高高的，紧贴在脑袋上，她腰肢纤长，就像优雅的鼬的腰部。安迪也有这样的特征，只是比例搭配得有些笨拙，没有她那种线条优美的白鼬般的优雅。
以前，她的矜持（或者冷淡，要看你如何理解）有时候让我感觉不太自在，不过这天早晨，她的这份冷静让我大为感激。“嗨，我们安排你去安迪的房间吧，”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不过他还没有起床做好上学的准备。要是你想躺一会儿，可以去普拉特的房间。”普拉特是安迪的哥哥，在外求学。“当然，你知道在哪儿，对吧？”
我说我知道。
“你饿吗？”
“不饿。”
“那好吧。跟我们说说吧，我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我发现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我的头痛简直大过屋里的一切。从巴伯太太头顶上方的凸面镜里，我可以看到，整个场景都缩小了，怪模怪样地映在镜子里：中国罐子、咖啡托盘、有些尴尬的社工，所有的一切。
最后是巴伯先生打破了沉默的魔咒。“那就来吧，我带你去收拾一下，”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十分坚决地带我走出房间，“不对——在这边——向后转，向后转。就是这边。”
我只进过普拉特的房间一次，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普拉特是曲棍球高手，多少有点心理变态。他威胁说要把我和安迪揍出屎来。他在家里住时，总是把自己锁在屋里（抽大麻，这是安迪告诉我的）。现在，他贴的那些海报全都没了，屋里看起来既干净，又空荡荡的，因为他去了格罗顿市。屋里有哑铃、一摞摞的旧《国家地理》杂志、一只空鱼缸。巴伯先生把一个个抽屉打开，关上，嘴里咕哝着：“咱们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好吗？床单……还是床单。请原谅，我以前从没进来过。啊，游泳裤！今天早晨可用不上这些，不是吗？”他翻到第三个抽屉时，总算抽出一件新睡衣，上面还带着标签，难看得要死，靛蓝色法兰绒材质上印有驯鹿图案，难怪一直没人穿过。
“好了，”他说，用一只手理了理自己的头发，有些焦虑地望了望房门，“我要走了。上帝啊，之前发生的事，实在是太糟了。你肯定很难受。好好睡一觉，对你再好不过。你累不累？”他亲切地望着我，这样问道。
我累吗？我虽然神志清醒，但也有些迷糊和麻木，就像要昏厥一般。
“你想要人陪着吗？要不要我在另一个房间生上火？告诉我，你想要怎么样。”
听到这个问题，我感到一阵绝望。我感觉很糟，但他不能为我做什么，我根据他的表情，觉得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我们就在隔壁房间，如果你要找我们——我是说，我很快就会出门上班，不过会有人在的……”他那黯淡无神的目光在屋里扫视了一圈，又回到我身上。“也许我说得不对，不过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坏处，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不妨喝点儿烈的。如果你想要来一点儿。当然，你不想，”他注意到我有些迷惑不解，连忙又说，“是我唐突了。别介意。”
他走近了一些，我一时觉得有些不适，我以为他要碰我，或者拥抱我。结果他拍了拍手，又搓了搓手。“不管怎么说，我们很欢迎你过来，我希望你能尽量待得舒服一些。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好吗？”
他前脚刚出门，门外就响起低语声。然后是敲门声。“有人来看你了。”巴伯太太说完就离开了。
安迪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来，眨巴着眼睛，摸索着自己的眼镜。显然，是他们叫醒了他，把他从床上拽了下来。他在我身边坐下来，普拉特床里的弹簧吱吱嘎嘎地响了一声。安迪没有看我，只是望着对面的墙。
他清了清嗓子，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然后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很快，暖气片发出当啷当啷和嘶嘶的响声。他的父母走得太快，就像听到了火灾警报一般。
“哇噢，”过了一会儿，他用他那副怪异、平板的嗓音说，“够让人烦心的。”
“可不是嘛。”我说。我们肩并肩坐着，沉默不语，望着普拉特房间里刷成深绿色的墙壁，原先张贴海报的地方留下的粘性方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3
哪怕是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的经历，我心里还是充满窒息、无望的感觉。一切都糟透了。人们给我拿来冷饮、多余的毛衣、我不想吃的食物：香蕉、杯形蛋糕、俱乐部三明治[23]、冰淇淋。别人跟我说话，我就说是，不是。我久久地盯着地毯，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我哭过了。
按纽约的标准来衡量，巴伯家十分宽敞，但房子位置偏低，虽然地处公园大道，屋里却照不到多少阳光。家里从来没有十足的夜晚或白昼的感觉，但灯光照在磨光的橡木上，带来一股欢宴和安逸的氛围，让这里好似一家私人会所。普拉特的朋友们管它叫“畸人馆”，我父亲以前来过一两次，那时候，我在这里留宿，父亲过来接我，他管这里叫“弗兰克·E.坎贝尔堂”，这是殡仪馆的名字。但我从这股丰沛、厚重、战前风格的昏暗中获得了不少安慰。你要是不想说话，或者不想被别人盯着看，在这里很容易躲进阴暗的角落。
人们纷纷前来探望我——当然少不了那两名社工，市政部门还派来一名无偿服务的心理医生，不过也有我母亲的同事（其中有些人，比如玛蒂尔德，当初为了逗母亲开心，我学他们学得很像），还有母亲在纽约大学读书和做时装模特时认识的好多朋友。一个小有名气的男演员，名叫杰德，有时候，他来跟我们一起过感恩节（“据我所知，你母亲是大学校园里的女王”），还有一个身穿橙色外套、多少有些颓废、名叫基卡的女人告诉我，当年她和我母亲——待在东村，一文不名——只花了不到二十美元，就举办了一场十分成功的晚宴，招待了十二个人（其中有些招待客人的东西，是从一家咖啡吧顺走的奶油和糖包，还有从邻居的阳台花箱里偷偷采摘的食用植物）。安妮特——一名消防员的遗孀，年逾七旬，以前跟我母亲在下东区做过邻居——来的时候，带来一盒饼干，这盒饼干是她和我母亲从前住处附近的意大利面包房做的，以前她来萨顿街探望我们时，带的是同样的松子黄油饼干。还有我们以前的管家钦齐亚，她一看到我就泪流满面，她向我讨一张母亲的照片，放在钱包里。
如果这样的会面拖得时间太长，巴伯太太就会出面打断，说我容易感到疲劳。不过我怀疑，她这样做，也是因为受不了钦齐亚和基卡这样的人长时间霸占她家的客厅。会客进行到大约四十五分钟时，她就会走过来，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口。要是来客没有领会到她的暗示，她就会开口感谢他们的到来。她说得彬彬有礼，却能让人意识到时候不早了，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她的声音很像安迪，既空洞又杳渺；哪怕她就站在你的身边，她说话的声音也像是从阿尔法星团中转发射过来的。
一家人的生活在我身边，在我的头顶上方持续上演着。门铃每天都会响很多遍：管家、保姆、食品采办商、家庭教师、钢琴教师、社交名媛，还有穿着流苏休闲鞋、跟巴伯太太的慈善机构有来往的商人。安迪的弟弟妹妹，托迪和凯西[24]，跟他们在学校里交的朋友一起，在阴暗的走廊上赛跑。下午，经常有散发着香水味、拎着购物袋的女人过来喝咖啡或茶；傍晚，一对对衣冠楚楚、来参加晚宴的男女拿着红酒和汽水，在客厅齐聚一堂，那里布置的花束是每星期从麦迪逊大道一家颇为时髦的花店订购的，最新的几期《建筑文摘》和《纽约客》，总是呈扇形摆放在咖啡桌上。
巴伯夫妇一下子多了个孩子，也许感到颇为不便，但他们表现得十分得体，从不把不满表露出来。安迪的母亲佩戴着朴素的首饰，脸上挂着不甚亲切的笑容。她是那种需要帮助时能给市长打电话的女人。她做起事来，似乎完全不受纽约市官僚机构的辖制。我内心充满迷惘和悲伤，但还是能感觉出，她在幕后做了不少安排，让我少受公益服务机构的折磨——还有媒体的打扰，如今我对后一点确定无疑。来电从响个不停的座机转移到她的手机上。她常常低声跟人交谈，向门卫下达指示。恩里克不厌其烦地多次追问我父亲的下落。他的质问经常搞得我哭哭啼啼，仿佛他在审问我巴基斯坦的导弹基地位于何处。有一次他质问我时被巴伯太太撞到，她让我离开房间，然后用克制的平淡口吻，叫停了这样的盘问。“嗯，我的意思是，这孩子显然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母亲也不知道……对，我知道你想找到那个人，不过那个人显然不想让人找到，为此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没打算支付这孩子的抚养费，还撇下了不少债务，他几乎是不声不响地远走高飞了，所以坦白说，我不明白你联系这位杰出家长和优秀公民，是想实现什么目的……对，对，你们是出于好意，不过既然这个人的债主找不到他，你们那个部门也找不到他，那你们缠着这孩子不放，又能得到什么？我们能不能说定，这件事到此为止？”
自从我来到他们家，他们家就采取了一些类似军事管制的措施，给他们自己带来了不少不便：比方说，女佣们干活时再也不准听“1010胜利[25]”新闻台了。有个清洁工想把收音机打开，厨师埃塔用警告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忙说：“不行不行。”早晨，他们会把《纽约时报》直接送到巴伯先生身边，不会留给别的家庭成员阅读。显然，这不是平时的规矩——“又有人把报纸拿走了。”安迪的妹妹凯西抱怨道，她母亲瞥了她一眼，便让她陷入了内疚的沉默中。我很快便意识到，报纸之所以会转移到巴伯先生的书房，是因为报上有些内容，他们觉得我还是不看为妙。
好在安迪在我上次遭遇不幸时陪伴过我，他明白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跟人说话。头几天，他们让他不去上学，留在家里陪我。他的彩色格子花房间泛着霉味，里面摆着双层床。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这里度过不少周六的夜晚。我们坐在棋盘旁边，安迪在替我们俩下棋，因为我迷迷糊糊的，都快忘了走棋的规则。“好吧，”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你确定要那样走吗？”
“哪样走？”
“嗯，我明白，”安迪用令人懊恼、尖声细气的声音说，多少年来，他这副嗓音搞得那么多爱欺负人的家伙，把他推到我们学校门前的人行道上，“你的车处境危险，这没错，不过我建议你仔细看看你的后——不，不对，你的后。在D5格。”
他得叫我的名字，才能引起我的注意。我在脑海中一遍遍回忆母亲和我跑上博物馆台阶的那一刻。她那把条纹伞。雨水纷纷扬扬地洒落在我们脸上。我明白，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可与此同时，似乎总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回到那条下雨的大街上，让一切沿着不同的轨迹走下去。
“有一天，”安迪说，“有个人——我想应该叫马尔科姆什么的，总之应该是个备受尊敬的作家——在《科学时报》上花了不小的篇幅，指出可能存在的棋类游戏的数量，要比全世界的沙粒都多。一位给重要报刊撰稿的科普作家，居然非要大发宏论，喋喋不休地阐明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真是荒唐。”
“嗯。”我有些费力地回过神来，应了一声。
“就好像有谁不知道，这个星球上的沙粒再怎么多，终归数量有限似的？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居然也会有人特意说明，就像这是什么特大新闻一样！你知道吗，其实只要把它当成一则貌似神秘的事实，直接抛出来就可以了。”
我和安迪在小学时，多少是在同病相怜的处境里交上朋友的：当时我们都在测验中考了高分，跳了一级。如今似乎每个人都承认，对我们俩来说，跳级安排有失妥当，不过理由有所不同。那一年——我们跌跌撞撞地周旋于比我们年长和高大的男生们中间，他们把我们绊倒在地，对我们推推搡搡，把寄物柜的门甩在我们手上，撕烂我们的家庭作业，往我们的牛奶里吐口水，管我们叫“蛆虫”、“同性恋”和“白痴”。可悲的是，有了德克尔这个姓氏，我很难摆脱最后那个绰号[26]。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安迪用郁闷的纤细嗓音，说这是我们的巴比伦囚禁[27]期），我们并肩挣扎前行，就像放大镜下面的一对虚弱的蚂蚁：挨过拳脚，受过排挤，猫在最远的角落里吃午餐，免得别人拿番茄酱包和鸡块扔我们。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反之亦然。我只要一回想起那段时光，就会感到沮丧和困窘：我们的汽车人战争和乐高太空船，我们照着经典的《星际迷航》（我是柯克，他是斯波克）给自己取了秘密代号，尽量把我们遭受的苦难变成一场游戏。船长，这些外星人扣留我们的地方，很像你们地球上教育儿童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