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了摇头——校园里不允许带入苏打水——这时，比曼先生开了口：“抱歉，校园里不允许带入苏打水。”
雷露出“饶了我吧”的神色，不知道比曼先生有没有看到。“抱歉，孩子，我试过了，”他转回头来对我说，“过些时候，你要是想喝水，我跑去外面的熟食店，给你拿一杯苏打水，怎么样？好了。”他拍了拍巴掌。“你觉得你和你母亲在第一次爆炸之前，在那栋楼里待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我觉得。”
“你觉得，还是你知道？”
“我觉得。”
“你认为是一个多小时？还是不到一个小时？”
“我认为是不到一小时。”我过了好半天才回答。
“给我们讲讲你对整件事的回忆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说，“原本一切正常，后来突然有了很响的闪光，砰的一声——”
“很响的闪光？”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砰的一声很响。”
“你说有砰的一声，”莫里斯上前一步，问道，“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描述一下，那砰的一声听起来有什么特点？”
“我说不清。就是……很响。”他们一直盯着我看，希望我能多讲讲，我只好说了这么一句。
在随后的寂静中，我隐隐听到一阵嘀嘀声：是巴伯太太在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查看黑莓手机上的短信。
莫里斯清了清喉咙。“那气味呢？”
“抱歉，我没听明白。”
“在此之前，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特殊的气味？”
“没有。”
“一点也没闻到？你确定吗？”
提问继续进行着。同样的问题被一再问起。他有时为了迷惑我，会稍微变变花样，时不时抛出新的说法。我鼓足勇气，绝望地等待着他们问起那幅画的事。我愿意直截了当地承认，面对种种后果，不论是什么后果。说不定很恐怖，因为我正在变成受政府监护的人。我因为害怕，两次差点就主动交代了。不过随着他们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我是在哪儿碰到头的？我下楼时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有没有跟什么人说过话？），我渐渐意识到，他们对我那天的遭遇一无所知。不知道炸弹爆炸时我在哪个房间，也不知道我是从哪个出口离开那栋楼的。
他们拿出楼层设计图；那些房间上标的是编号，而不是名字，19A画廊和19B画廊，数字和字母呈迷宫般排列，一直排到二十七。“第一次爆炸发生时，你是在这儿？”雷指着图纸问，“还是这儿？”
“我不知道。”
“慢慢来。”
“我不知道。”我有些烦躁地重复道。画满房间的图纸就像是计算机生成的图表，看得我稀里糊涂，像是电子游戏里的东西，或者我在历史频道看到的修复后的希特勒的地堡。老实说，我完全看不懂那张图纸，看不出它怎么能代表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
他指着另一处位置。“这个方格？”他说，“这是一根展示立柱，上面挂着画。我知道这些房间看起来都很像，不过你说不定能回想起来，你当时所在的地方在它的哪一边？”
我不抱任何希望地盯着那张图纸，没有回答。图纸之所以看起来那样陌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把发现母亲尸体的位置指给我看了——那儿跟炸弹爆炸时我所在的位置隔了好几个房间，不过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你出去时没看到任何人。”莫里斯用鼓励的口吻，重复我已经跟他们说过的事。
我摇了摇头。
“你全都不记得了？”
“呃，我的意思是，遍地都是尸体和设备。”
“没有人从爆炸区域进出。”
“我没看到任何人。”我顽固地重复道。这一段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么说，你没看到消防员或救援人员。”
“没有。”
“我认为我们可以由此确认，你出来时他们已经接到命令，撤出了大楼。所以我们说的这段时间，在第一次爆炸之后的四十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可以这样假设吧？”
我无力地耸了耸肩。
“这代表对，还是不对？”
我盯着地面。“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我又说了一遍，随后是一段令人不舒服的漫长沉默，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忍不住哭出来。
“你还记不记得听到第二次爆炸的声音？”
“请原谅我这么问，”比曼先生说，“不过真有必要这样吗？”
询问我的警察雷转过头去。“你说什么？”
“我不太明白这样盘问他，目的何在。”
莫里斯以谨慎的中立态度说：“我们正在调查犯罪现场的情况。弄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是我们的职责。”
“没错，不过你们肯定有别的办法处理这样的常规问题。我认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监控摄像头。”
“当然有，”雷语气尖锐地说，“只不过摄像头没法透过浮尘和烟雾看到东西。它们要是被爆炸给炸得直冲着天花板，也看不到。好了，”他说着，叹了口气，坐回椅子上，“你刚才说到了烟雾。你是闻到的，还是看到的？”
我点了点头。
“哪一种？看到，还是闻到？”
“都有。”
“你认为是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
我正要继续说我不知道，但比曼先生还没发表完他的观点。“请原谅，不过如果监控摄像头无法在紧急状态下工作，我完全看不出安装它们意义何在，”他对屋里的所有人说，“现如今技术这么发达，而且那里还有那么多艺术品——”
雷转过头去，正要说些气愤的话，这时站在角落里的莫里斯扬起一只手，发了话。
“这孩子是重要的目击证人。监控系统的设置，不是为了经受这样的意外。好了，很抱歉，不过你要是不能停止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只好请你离开，先生。”
“我是作为这孩子的辩护人列席的。我有权利提问。”
“除非关系到这孩子的权益。”
“真是奇怪，我怎么觉得我的问题关系到了。”
这时坐在我面前的雷把身子转了过去。“先生，如果你继续妨碍这场法律程序，”他说，“你只得离开房间。”
“我没打算妨碍你们，”比曼先生在随后的一阵紧张的沉默中说道，“我跟你们保证，我根本没有这样离谱的打算。请继续吧，”他恼怒地挥了挥手说，“我哪儿能阻止得了你们呢。”
盘问继续进行。烟是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闪光是什么颜色？在此之前，有谁进出过那里？爆炸前后，我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任何情况都行。我看了他们展示的照片——都是些无辜的度假者的面孔，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亚洲游客、老年公民、做母亲的人、长着青春痘的少年人的护照照片，他们在摄影馆蓝色背景前面露出微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面孔，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地方，但不知怎的，全都散发着悲惨的气息。然后我们重新辨认图纸。我能不能再试试，在这幅图上指出我当时的位置？是这儿，还是这儿？这儿呢？
“我不记得了。”我说了一遍又一遍。部分原因是确实拿不准，部分原因是我心里既害怕又焦虑，盼着这场问话能尽快结束。不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会议室里充斥着烦躁不安和明显不耐烦的气氛。其他大人似乎都已经默认：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应该再盘问下去了。
然后，还没等我发觉，这场盘问就结束了。“西奥，”雷站起身来，把胖乎乎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想向你道谢，伙计，谢谢你尽力帮助我们。”
“不用谢。”我说，一切结束得太突然，令我大为惊愕。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多不容易。谁也不愿意再经历一遍这样的事。这种事就好像，”他用手比划出一个画框，“拼拼图，尽量弄清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也许你有一些小块的拼图，是别人没有的。你肯跟我们谈，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
“要是你想起什么事来，”莫里斯说，弯下腰递给我一张名片（巴伯太太飞快截下，塞进自己包里），“给我们打电话，好吗？你会提醒他的，是吗，小姐？”他对巴伯太太说，“他要是有话要说，就打给我们，好吗？办公室里的电话号码就在名片上，不过，”他从兜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可以把名片还给我吗？”
巴伯太太一言不发地打开包，把名片递还给他。
“好的。”他把圆珠笔的笔头按出来，在名片背面草草写下一行数字。“这是我的手机号。可以随时给我的办公室留言，不过要是在办公室找不到我，就打我的手机，好吗？”
众人在门口盘桓之际，斯旺森夫人飘然走来，用胳膊搂住我，像往常一样亲切。“嘿，”她满怀自信地说，仿佛是我最铁的朋友，“感觉怎么样？”
我别开目光，露出“我觉得还行”的表情。
她抚摸着我的胳膊，就好像我是她心爱的猫。“那就好。我知道，肯定很难挨。你愿意来我的办公室待一会儿吗？”
我心里有些沮丧，我注意到心理医生戴夫在不远处转来转去，恩里克就在他后面，双手掐腰，脸上带有一丝希冀的笑容。
“拜托，”我说，从我的话里肯定能听出绝望的腔调，“我想回课堂。”
她捏了捏我的胳膊（我注意到了），朝戴夫和恩里克瞥了一眼。“没问题，”她说，“这节课你在哪儿上？我送你过去。”
9
当时上的是英语课，是当天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正在学沃尔特·惠特曼的诗：
木星还会出现，耐心些吧，换个晚上再看，昴星团还会出现，它们是不朽的，所有那些金色和银色的星星还会再次闪耀。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孔。下午，教室里热乎乎的，大家恹恹欲睡，窗户开着，车来车往的声音从西区大道传过来。孩子们用胳膊肘支着脑袋，在螺线笔记本的页边上涂鸦。
我朝窗外望去，望着对面屋顶上脏兮兮的储水罐。那场审讯（我心里是这么看的）搞得我大为不安。它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激发出纷纭错杂的感觉，这些感觉朝我一股脑地涌过来。散发着化学气味的呛人烟雾、火花、电线、应急灯发白的冰冷色调，让我陷入了头脑一片空白的失神状态。这种事时有发生，不论我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的大街上。我正走着路，那种感觉就会再度袭来，我仿佛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分崩离析之前的那个怪异、扭曲的瞬间，再一次跟那个女孩凝眸对视。有时，我回过神来，弄不清别人刚跟我说了什么，发现跟我一起做实验的搭档正在盯着我看，或者我站在韩国超市里的冷饮柜前面，挡住别人的路，那人跟我说：“看着点儿路，孩子，闪开，我可没有一整天的闲工夫。”
最亲爱的孩子，莫非你只是为木星感到悲伤？莫非你在群星的葬礼上感到孤独？他们拿给我看的照片里，没有那个女孩——也没有那个老人。我把左手悄悄伸进夹克的衣兜，摸那枚戒指。前几天，我们从生词表上学到了“血亲”这个词，意思是血脉相连的人。那个老人的脸伤得厉害，血肉模糊，我甚至说不清他的长相，但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血在我手上留下的那种温热、粘滑的触感。我还总觉得，那些血如今还留在我的手上，我还能闻到那股血腥，嘴里还能尝到血的味道。这种感受让我明白了人们所说的兄弟间的血脉亲情是怎么回事，还有血缘是如何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去年秋天，我们在英语课上读过《麦克白》，不过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麦克白夫人为什么总也洗不掉手上的血迹，为什么她洗过之后，那血迹仍在。
10
显然，因为我有时候会在睡梦中手脚乱舞，大喊大叫，吵醒安迪，所以巴伯太太开始给我服用一种名叫伊拉维尔[33]的绿色小药片，她说这种药能防止我夜间惊醒。这可真叫人尴尬，因为我并没有做真正的噩梦，只是一些让我感到困扰的短梦。梦里，母亲加班到深夜，因为坐不上车而进退维谷——有时是困在北方的某个荒芜地带，四处停放着报废的轿车，院子里拴着吠叫的狗。我在运货电梯和废弃的大楼里不安地寻找她，在陌生的公交站的黑影里等着她，隔着驶过的地铁车窗窥看长得像她的女人。还有她往巴伯家给我打电话时，我刚好没有接到。失望和功亏一篑的遗憾充斥着我的胸膛，让我在尖锐的吸气声中惊醒过来，大汗淋漓、心神不宁地躺在晨光之中。最糟的不是我在梦里一心想要找到她，而是我醒来之后想到她已经死了。
服下绿色药片之后，那些梦变成了一片凝滞的昏黑。我以前还没觉得，直到如今才意识到，在心理医生戴夫给我开的黄色胶囊和橙色小橄榄球之外，巴伯太太竟然还给我服用非处方药物，实在离谱。药效发作后，我感觉就像跌进一口深井，到了早晨，我常常很难醒来。
“你需要喝点红茶，”一天早上，我在吃早餐时直打瞌睡，巴伯先生这样说道，他用他那把饱受烟熏火燎的茶壶给我倒了一杯，“这是阿萨姆邦的特等红茶。跟我妈妈泡的一样浓。它会把你体内的药物成分冲刷一空。知道朱迪·加兰在演出之前会怎么做吗？我奶奶跟我讲过，制片人锡德·勒夫特[34]经常给中餐馆打电话，要一大壶茶水，把她体内的安眠药冲刷干净，我记得那是在伦敦的帕拉斯神像剧院，只有浓茶管用。你知道的，有时候，他们很难叫醒她，让她穿上衣服——”
“他不能那样喝，那跟电池里的酸液没什么两样，”巴伯太太说，她往杯里丢了两枚糖块，又倒进去一大泡奶油，然后才把杯子递给我，“西奥，我也不想整天唠唠叨叨，不过你确实得吃点东西。”
“好，”我睡眼蒙眬地说，却没有动摆在我面前的蓝莓松饼。食物味如嚼蜡，我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不觉得饿了。
“或者你更愿意吃肉桂烤面包？燕麦粥？”
“你们不让我们喝咖啡，根本是荒唐可笑的做法，”安迪说，在上学路上和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总爱给自己买一大杯星巴克咖啡，他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你们在这方面真是跟不上时代。”
“也许是吧。”巴伯太太冷淡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