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四五岁的时候，最害怕的事就是母亲哪天出门上班，就再也不回来了。对我来说，加法和减法最有用之处就是能帮我掌握她的行踪。她离开办公室多少分钟了？从办公室走到地铁站需要多少分钟？我在学会数数之前，就一心想要学会看表。我拼命研究画在纸盘上的那个奇妙的圆圈，心想一旦掌握个中诀窍，我就能解开她出门和回家的时间之谜。她通常都会在她说的时间到家，但她要是晚回来十分钟，我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她要是再晚一些，我会像被人单独撇下太久的小羊，坐在公寓正门那儿的地板上，努力辨听电梯升到我们楼层时的辘辘声。
我上小学时，几乎每天都能在第七频道听到让我担忧的消息。母亲等六号地铁时，万一出来一个身穿又脏又破的夹克的流浪汉，把她推到铁轨上，那该怎么办？或者把她逼进黑乎乎的过道，拿刀子捅她，抢她的钱包怎么办？万一她把电吹风掉进浴缸里，或者被一辆摩托车给撞到一辆轿车前面，或者就像我同学的母亲那样，在牙医诊所误服药物中毒身亡，该怎么办？
母亲出事的念头之所以特别可怕，原因在于我父亲是个靠不住的人。依我看，“靠不住”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他情绪不错的时候，也会干出弄丢薪水、开着家门睡着的事来，因为他经常喝醉。他情绪不好时（这种情况居多）两眼通红，神情冷淡，外套皱皱巴巴的，仿佛穿着外套在地上打过滚。他身上向外释放出一股异乎寻常的沉静气息，他就像一种眼看就要爆炸的增压装置。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郁郁寡欢，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的不快是我们的错。母亲和我时常令他烦躁不安。他从事着自己无法忍受的工作，也是因为我们。我们做什么都会让他恼火。他尤其不喜欢待在我旁边，也很少在我身边停留。早上我准备上学时，他鼓着眼泡，面前摆着《华尔街日报》和咖啡，一声不响地坐着，浴袍敞着怀，头发一绺绺地竖着。有时候他的手哆嗦得厉害，他端起杯子喝东西会把咖啡洒一身。我进屋时，他会用警惕的眼神把我打量一番，要是我把银器餐具或麦片粥碗弄出太多声音，他就会勃然大怒。
除了每天早晨的这段尴尬时光，我很少看到他。他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餐，也不参加校务活动。他在家时不陪我玩，也不会陪我多聊。其实，他很少会在我上床睡觉之前回家，有些日子里（发薪水的日子，尤其是隔周的星期五），他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会回来，还会弄出一连串的声音：砸门，丢掉公文包，东倒西歪，磕磕碰碰。有时我会猛然惊醒，盯着映在天花板上在暗影中发亮的星星投影，怀疑是不是有杀人犯破门而入。好在他喝醉时步子会变慢不少，变成一种既刺耳又容易辨别的节奏——我觉得，很像是弗兰肯斯坦的脚步，谨慎而又沉重，每两次落脚中间，都有长得荒谬的停顿。一旦弄清是他在外面摸黑咚咚咚地走来走去，不是什么连环杀人犯或变态狂，我就会重新陷入烦躁不安的睡梦之中。第二天，星期六，母亲和我就会趁他还在沙发上汗涔涔地睡着时设法离开公寓。要不然，我们就得整天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生怕关门的声音太响，或者做了别的什么事吵到他。他呢，会拿着从外卖店买的一种中国啤酒，板着脸坐在电视机前，两眼无神地观看静音的新闻或体育节目。
因此，有一个星期六，母亲和我发现他根本不在家，我们都没怎么太担心。直到星期天，我们才开始有些不安，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没像别人那样紧张。当时正是大学橄榄球队赛季之初，看几场比赛的钱，他肯定有。所以我们以为，他是不辞而别，乘大巴去了大西洋城。次日父亲的秘书洛蕾塔打来电话，因为父亲没去上班，我们这才开始觉得，情况确实有些不对头。母亲担心父亲遭遇劫匪，或者在酒吧斗殴中送命，便打电话报了警。我们紧张兮兮地等了几天，等待有人打来电话或者上门通知。后来，到了周末，父亲寄来一封短笺（盖着新泽西州纽华克市的邮戳），短笺上用连笔、潦草的字迹通知我们，他去“开始一段新生活”了，地点保密。我记得，自己当时反复琢磨过“新生活”这个说法，就好像这个说法能揭示出他的去向似的。因为我一直缠着母亲吵吵闹闹，差不多一个星期后，她终于答应拿给我看。“那好吧，”她无奈地说，打开写字台抽屉，把那封短笺摸了出来，“我不知道他想让我怎么跟你说，干脆你自己看吧。”那封短笺写在机场附近的一家逸林酒店的信纸上。当时我相信，这张信纸或许包含着极有价值的线索，可以由此查清他的下落，结果那封短笺极度简洁的行文（只有四五行字）和运笔飞快、潦草不堪的笔迹，让我大吃一惊，那仿佛是他赶着去食杂店之前草草写就的东西。
从好多方面来说，父亲的离开对我们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我当然不怎么挂念他，母亲似乎也不想他。不过可悲的是，她不得不让我们的管家钦齐亚离开，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她的薪水了。钦齐亚哭了，她说要留在这里，免费干活。不过母亲帮她在楼上找了一份零工，给一对有小孩的夫妇干活。她差不多每个星期过来一趟，看看母亲，喝杯咖啡，她身上还穿着她清扫时套在衣服外面的那件罩衫。父亲年轻时，晒出一身古铜肤色，站在滑雪坡顶端的照片，被母亲悄悄从墙上摘了下来，换上了母亲和我在中央公园溜冰场的一张合影。晚上，母亲拿着计算器核对账单，直到深夜。尽管这套公寓的房租并无变化，但少了父亲的薪水，生活就变成了一场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冒险，因为不管父亲给自己在别处找到的是什么样的新生活，其中都不包括往家寄孩子的抚养费这项内容。大致上，我们满足于在地下室洗衣服，欣赏日场而不是全价票的电影，吃放陈了的烘焙食品和便宜的中餐外卖（面条、芙蓉蛋[18]），数出零钱来坐公交。不过那天我从博物馆步履维艰地往家走时——身上又湿又冷，头痛得要咬紧牙关才能抵御——意识到父亲走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谁会为母亲和我牵肠挂肚了。再也没有谁在闲坐时纳闷我们去哪儿度过了整个上午，为什么他没听到我们的音信。不管他在哪儿过他的新生活（不管是热带、大草原，滑雪小镇还是美国大城市），他都会沉迷于看电视。不难想象，或许他还会看得有些狂热，有些激动。有时候，他看到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重大新闻，比如远方的飓风袭击或者桥梁垮塌，就会变成这样。不过他会感到担心，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们的情况吗？或许不会，正如他不大可能给他从前的办公室打电话，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如何，不过他肯定会想起从前一起在市中心工作的同事，琢磨那些会计师和管账员在公园大道一〇一号对这次爆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些秘书会不会感到害怕，收起桌面上的照片，换上便鞋回家？或者他们会不会在十四层组织一场平淡的聚会，让人送来三明治，大伙围拢在会议室里的电视周围？
这条回家的路看似漫无尽头，却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我只记得，麦迪逊大道上弥漫着一股灰暗、阴冷、密雨四布的气氛。一把把雨伞上下颠动着，人行道上的人流朝市中心方向悄然涌去。那种隐没在人群之中的感觉，让我想起我看到过的记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银行倒闭和人们排队领救济的黑白老照片。我的头痛，再加上这场大雨，我的视野收束成一个紧巴巴的小圈子，我几乎只能看到走在前面的行人弓着的后背。我头痛到几乎看不清前方去路的地步。有那么几次，我没有看信号灯就走上人行横道，差点被车撞到。似乎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听到一辆停着的出租车广播里嚷嚷着“北朝鲜”云云，身边的行人嘴里咕哝着“伊朗”和“基地组织”。有个骨瘦如柴、浑身湿透、留着细长发绺的黑人在惠特尼博物馆门前来回踱步，向天空挥舞着拳头，自顾自地喊道：“系好安全带，曼哈顿！奥萨马·本·拉登又来轰炸我们了！”
我觉得头晕，想找地方坐下，但还是坚持往前走。我步履蹒跚，就像是局部坏掉的玩具。有些警察在打手势，有些警察在吹哨示意。雨水从我的鼻尖滴落下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眨巴着眼睛，把流到眼里的雨水挤出来，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海：我必须尽快回家，回到母亲身边。她在家里等我，肯定急坏了。她会忐忑不安地揪扯头发，骂自己没收了我的手机。每个人的手机都拨不通，街边寥寥无几的收费电话前全都排起了长队。母亲，我在心里默默想着，母亲。我想用心灵感应跟她沟通，让她知道我还活着。我想让她知道，我安然无恙，不过与此同时，我记得自己在想，我这样往家走，而不是跑，也未尝不可。我可不想在回家的路上昏倒在地。她在爆炸前的片刻走开了，真是幸运！她让我去的那个地方正是爆炸的中心地带。她准以为我已经死了。
还有那个救了我命的女孩。想到她，我眼前一亮。皮帕！这个古怪、简单的名字，安在一个鬼灵精怪的红发小女孩身上倒是很般配。我每次想起我们对视的情景，都会感到晕眩：是她，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救了我的命，她让我没有走出展区，走进卖明信片的商店，让我没有彻底完蛋。我以后会不会告诉她，是她救了我的命？还有那个老人：我刚出来没几分钟，消防员和救援人员就冲了进去，但愿有人回到那个地方，救起了他——门被千斤顶支了起来，可见他们知道里面有人。我今后还会看到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吗？
我终于走到家时，感到寒冷彻骨，晕头转向，脚步虚浮。我的衣服湿透了，冒出氤氲水汽。从我身上流下来的雨水，在大厅地面上留下一抹弯曲的痕迹。
脱离了街上的人群，那种被人遗弃的感觉让我大为不安。尽管包裹间里的那台便携电视开着，还能听到楼道里响起步话机的噼啪声，但戈尔迪、卡洛斯、何塞这些我经常见的门卫都不在。
我再往里走，亮着灯的电梯间开着，空无一人，正在等候载人，就像魔术表演里面的道具橱柜。传动齿轮颤动着啮合在一起，珍珠般的装饰派风格数字一一闪过，电梯吱吱嘎嘎地把我送到十七楼。我走进自家门前色彩单调的过道，感到如释重负。这里粉刷着鼠褐色的涂料，散发出陈腐的地毯清洁剂气味。
钥匙开锁的声音挺响的。“哈啰？”我喊道，走进昏暗的公寓。百叶窗放了下来，家里鸦雀无声。
冰箱在寂静中嗡嗡地响起来。上帝啊，我惊恐万状地想，她还没回家吗？
“妈妈？”我又喊了一声。我的心很快沉下去，我快步穿过门厅，然后迷惑不解地在起居室中央站定。
她的钥匙没在门口的挂架上，她的包没在桌子上。我朝厨房走去，湿漉漉的鞋子在寂静中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这里没有多少厨房的样子，只有一个双灶头的炉子，装在壁凹里面，正对着一条通风管道。厨房里摆着她的咖啡杯，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绿玻璃杯，边上有个口红印。
我站在那儿，直勾勾地盯着那只杯底还剩一寸冷咖啡、还没清洗的咖啡杯，不知所措。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的头痛得厉害，几乎无法思考。乌黑的波浪在我的视野边缘涌动着。之前我一直在想，母亲该有多么担心，我得赶紧回家告诉她我没事。我根本没想到，她有可能不在家。
我战战兢兢地朝父母的卧室走去。这间屋子在父亲走后没怎么变样，不过因为现在是母亲一个人住，看起来比以前凌乱了一些，女性化的气息更浓了。乱糟糟的床铺旁边的桌子上，电话答录机的灯没亮：没有留言。
我站在门口，头痛得晕乎乎的。我努力集中精力，开动脑筋。白天的劳顿颠簸在我身上沉积下来，我感觉就像坐了太久的车一样难受。
当务之急是找到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什么短信。但我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在哪儿。我被勒令休学后，母亲把它给没收了。头天晚上，母亲洗澡时我拨过那个号码，想把它找出来，结果我发现她把手机给关掉了。
我记得自己把手伸进她的写字台最上面那格抽屉，摸到了好多头巾：绸缎的，丝绒的，印第安人刺绣的。
然后我花了不少力气（虽然不算太重），把她床脚那儿的长凳拖过来，踩在上面，看了看她的衣柜顶上的那一格。后来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地毯上，把脸贴在长凳上。然后我耳边响起一阵难听的轰鸣声。
出事了。我记得自己扬起头，确信是厨房的炉灶漏气了，我会煤气中毒的。只是我并没闻到煤气的气味。
我大概走进了靠近母亲卧室的小卫生间，在药橱里找起阿司匹林，或者是别的治头疼的药，我也说不清。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过了一会儿我来到自己的房间，我也搞不清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用一只手撑着床边的墙，感到自己快要吐了。然后一切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完全理不出头绪，后来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便从起居室的沙发上坐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我家的房门并没有被打开，是走廊另一头的什么人在开门。屋里暗了下来，外面传来下午交通高峰时段车来车往的声音。在昏暗中，我怔怔地待了一会儿，分辨各种声响，台灯和七弦琴形状的椅背那熟悉的线条，在夜幕下的窗玻璃上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辨。“妈妈？”我喊了一声，声音里透出的惊慌，我自己都听得出来。
原来我穿着湿漉漉、带沙砾的衣服睡着了。我躺在沙发上睡的，把沙发也弄湿了，还留下一个又湿又冷的人形凹窝。寒风把威尼斯百叶窗吹得哗啦哗啦响，从母亲早晨没有关严的窗户吹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