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到了下大雨的时候，坑里涨满水会一直漫到两边人家的墙根上，就连人也过不去，只好颤巍巍地攀着人家的板墙从坑边挪过去。于是有人建议把两边房子的墙向后拆一点，房子主人却说墙不能拆，最好沿着墙根种一排树，下起雨来就能攀着树过去了。可是没有人想过要把坑填平。萧红写道：“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
类似的对呼兰河人愚昧无知的描写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又例如：
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
投了河的女人，被打捞上来了，也不赶快的埋，也不赶快的葬，摆在那里一两天，让大家围着观看。
跳了井的女人，从井里捞出来，也不赶快的埋，也不赶快的葬，好像国货展览会似的，热闹得车水马龙了。
……
呼兰河这地方，到底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作了一首歌，歌曰：
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
这首歌还配上了从东洋流来的乐谱，使当地的小学都唱着。这歌不止这两句这么短，不过只唱这两句就已经够好的了。所好的是使人听了能够引起一种自负的感情来，尤其当清明植树节的时候，几个小学堂的学生都排起队来在大街上游行，并唱着这首歌。使老百姓听了，也觉得呼兰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开口说话就“我们呼兰河”；那在街道上捡粪蛋的孩子，手里提着粪耙子，他还说“我们呼兰河！”，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了他的。
看到这些辛辣的调侃，是不是让人觉得萧红果然是鲁迅的精神传人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如此不遗余力。但我为什么要说这本《呼兰河传》比鲁迅更往前跨进了一步呢？因为它通过对呼兰河自然条件的书写，透露了这里的人愚昧无知背后的根源。他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年年出事的泥坑填平呢？这是一种心态决定的，简单讲就是两个字：认命。
因为认命，这里发生了太多让人难过的事，也发生了太多稀奇古怪的事。一个才12岁的童养媳，只是因为太大方了不知道害羞，就遭她婆婆天天毒打虐待，终于被弄疯了。疯了之后又用各种迷信的方法给她治，最后被跳大神的用开水活活折磨死了。一个媳妇，被丈夫打，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
认命实在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无可奈何之事。在这个天寒地冻的环境里，除了苟存于世，还想怎样？还能怎样？这里的人，天天想的是怎么活下去，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趣味。所以当有人上吊了，有人跳河了，难道不是一件令他们兴奋的事吗？他们终于有热闹可看了，生活变得不平常、有滋味了。这种认命就好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19]笔下的俄罗斯，为什么俄罗斯有沙皇专政？因为那片土地上的人都会认命。面对西伯利亚无垠的冻土和风雪，人是那么渺小，所以对于任何事情都只能习惯于接受。接受反而变成一个最重要的活下来的力量，不接受的人全都死了。不接受的像萧红这样子，逃到香港去，还是病死了。
（主讲 梁文道）
【《天香》晚明上海织女传奇】
王安忆，生于1954年，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另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小说集《小鲍庄》《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散文集《漂泊的语言》《今夜星光灿烂》等。
要静下心来看一看，在时代的变迁里，女性是怎样用自己的韧性和善良去帮助自己和别人的。
《天香》的作者王安忆，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都记得她之前写过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如果说《长恨歌》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一位上海女性的故事，在时间上和我们还比较贴近的话，那么《天香》所写的时代距离我们就比较远了，它讲的是晚明时期一群女性的故事。很多人会拿《天香》和《红楼梦》进行比较，而王安忆有一次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却说：“我既没有写《红楼梦》的野心，也没有为上海著史的野心，我不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我只是小说家。上海这座城市和那段历史只是我小说的背景，小说还是一个关于女性生活的故事。”
如果把《天香》看作一本历史小说，似乎它有着这里或那里的不足。比如小说涉及到徐光启[20]、董其昌[21]这些上海历史名人，以及一些历史背景事件，但都没有过多展开。我特别认同王安忆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的小说，而小说里的男性角色，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从文字里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王安忆在访问里是这么解释的：“在我的小说里，故事的行进就是男主角不断退场的过程。在第一卷里，有人觉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其实第一卷就是写这些女性是怎么进入这个申家的，她们在这个家里的遭遇是什么。为了把故事聚集在女人身上，我必须把这大宅子的男人慢慢打发掉，这样女性的光辉形象才能起来。”
一些读者觉得这部小说里面的女性人物太多了，说不出来哪一个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但如果你把它看作一个女性小说的话，就会发现作者塑造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面对时代变迁或家族变故的时候，她们依靠自己的韧性顽强地活了下来，不单单自己活得好，还通过她们掌握的顾绣手艺让身边的人也能好好活着。
简单讲，这部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晚明一个士绅家庭所造的“天香园”中，前后三代女性将顾绣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并且在家道败落之后仍顽强地将它传承下去。故事最令我难忘的在最后部分，随着这个家族的没落，最后一位女性嫁到一个普通人家，她要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不要把顾绣带到民间，推广这项技艺，以帮助那些比她生活还要艰难的女性，让她们在艰难世道里拥有谋生的一技之长？如果她选择这样做，可能对她的家族来说就是一种损害。不过最终，她决定分享，她选择让更多的女性有机会凭手艺实现自立。也因此，顾绣这门艺术才得以传入民间。这是整部小说中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提到女性小说，大家总是把关注点放在现代和当代，其实在过去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也有很多关于女性的动人故事，只不过被忽略了。王安忆通过这本小说，把一些女性人物重新展现到我们眼前。我们不必带着史诗般的宏大眼光去审视这部作品，而是要静下心来看一看，在时代的变迁里，女性是怎样用自己的韧性和善良去帮助自己和别人的。这时我们就能从小说当中感到一股相当大的暖意，想象在旧上海的一个小房间里，一群女性专心地刺绣，不仅为自己带来生活的安定，也让身边的人可以通过努力找到一个确定的未来。
（主讲 闾丘露薇）
【《哀伤纪》平淡的人生里却有最深刻的哀伤】
钟晓阳，香港女作家，1962年生于广州，在香港长大。父亲是印尼华侨，母亲是东北人。另著有《停车暂借问》《哀歌》等。
钟晓阳总是带着淡淡的忧郁和哀伤，她的作品讲的全是生命里的种种无奈和遗憾，种种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却总是来。
《哀伤纪》的作者钟晓阳，是1962年出生的香港女作家。她成名很早，20岁就已出版成名作《停车暂借问》，在台湾和香港引起轰动。
有一次我去参加香港书展，在主办单位招待的一场晚宴上和一些60岁上下的台湾媒体人聊天，主要是我讲，他们听。突然他们不理我了，而且还站起来跑掉了，原来是钟晓阳来了，所有人都跑去找她拍照、签名。后来那些台湾媒体人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不管男文青还是女文青都会追看她的小说，如果不读钟晓阳就不是文青了。
台湾有个女作家叫陈雪，她的小说都在探讨同性恋、乱伦等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种种情欲。如果说把陈雪放在左边，那钟晓阳就是右边。我说的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左右，而是指文风。陈雪是很狂放的，而钟晓阳总是带着淡淡的忧郁和哀伤，她的作品讲的全是生命里的种种无奈和遗憾，种种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却总是来。
钟晓阳有一部很重要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就叫《哀歌》，其中同名的那一篇里，写一个女生到了美国和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种种暧昧的、似有若无的爱情，小说的结尾非常忧郁。后来钟晓阳离开香港去其他地方读书，去过澳大利亚也去过美国，再回到香港时她从事了电影编剧，也做过广告创作，但都没有再出版过小说了。直到《哀歌》写完过了28年，终于才有了这部小说新作《哀伤纪》。
《哀伤纪》有点像《哀歌》的续集，故事不完全一样，但人物和情节有相似的地方。好像二十多年前的那些男男女女经过一段忧郁的暧昧关系之后也成长了，然后各有各的生命遭遇，再重逢时各自对生命有着一番不同的领悟。所以这两部作品可以放在一起读，不仅读钟晓阳创作的这些故事，同时也读这位有着传奇般少女时代的作家在步入中年后，她自己有了哪些新的想法。
钟晓阳其实是东北人，移居香港之后她在家里和家人讲的仍是东北话。她的成名作《停车暂借问》写的就是发生在东北的爱情故事，一个年轻女生和表哥谈恋爱，中间经过很多的波折，读起来非常感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你本来很快乐，读完钟晓阳的作品可能会感到忧郁，如果你已经很忧郁，那么读完会更忧郁。
钟晓阳在台湾还有一群好姐妹，像朱天文、朱天心曾经主办过一本文学刊物《三三集刊》[22]，发表那一代文青的作品，钟晓阳就是通过投稿和朱家姐妹建立了很好的友情。那批文青里也包括唐诺，现在在大陆也是越来越有名的作家，写了很多非常好看的散文和文论。这批文青如今都步入中年甚至中老年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我希望看到等他们再老一些的时候去写回忆录，那可能就是另一次创作的高峰。
（主讲 马家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