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散文精选》最底层也最真实的人生书写】
萧红（1911—1942），中国现代女作家，原名张迺莹，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代表作有《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马伯乐》等。
萧红有大量关于饥饿的非常独到的描写，写出了饥饿时那种百无聊赖与荒芜感。
前几年曾有一部电影以现代作家萧红为主角[13]，近年来，又有一部讲萧红一生的电影上映，就是《黄金时代》，是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执导的。
在我看来，萧红这位作家有点尴尬，从她今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她是非常出色的作家，但另一方面，好像大多数人又很不熟悉她，有人甚至误以为她和萧军是两兄妹。还有人说她是左翼的官方作家，在台湾，曾有一段时间萧红的作品被列为禁书，正因为觉得她是一个同情左翼的、共产党的同路人。可如果真把她放到正统的社会写实主义的路线里去看，她又显得非常偏离主流。
萧红的一生本身也像一个谜。她的人生虽然短暂，才活了三十出头，却非常动荡波折，一直在饥饿、贫困、流离、逃难与疾病之中度过，当中还发生过许多曲折的爱情故事。我无意去探究她的生平逸事，而是要关注她的作品，可是要谈萧红的作品，也很难绕开她的人生去谈。
萧红是怎么被发掘出来的呢？在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本来被归类在东北作家群[14]里，也就是一批左翼作家，其中包括萧军、白朗、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但是这批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并不高。此外，萧红和鲁迅有很深的关系，介于父女和师生之间，有人认为她是鲁迅在精神上的传人，可是这也并没有给萧红增加多少关注度。萧红真正得以被文学界和公众所重视，情况和另一位民国才女张爱玲差不多，都是因为“出口转内销”。
此话怎讲？我们知道张爱玲开始得到世界文坛的肯定，是由于已故的夏志清[15]教授在他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把张爱玲推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这番抬举，才使得以前被视为通俗作家的张爱玲，其文学价值受到注意并被重新评价。慢慢地，中国台湾和香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张爱玲的作品，再后来这股热潮终于传回了大陆。现在张爱玲几乎是一个教母级作家了，没有人觉得她不好。
而萧红，虽然相比张爱玲要寂寞一些，但其文学地位也已是今非昔比，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家葛浩文[16]的推动。葛浩文就是莫言作品的英译者，此外他还翻译过刘震云、苏童等一大批好作家。他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意到萧红，尤其觉得《呼兰河传》了不起，于是认认真真做研究，在美国的文坛上好好地介绍了一番。后来夏志清自己承认，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漏掉萧红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葛浩文写过一本《萧红评传》，自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后，就开始在大陆、香港和台湾流传，使得萧红才又受到国人关注。而这本《萧红评传》的大部分内容，是在谈萧红的人生。萧红的人生为什么值得谈呢？首先，她是那个战乱年代里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的一个缩影。其次，她身上有太多未解的谜团，哪怕借助已有的历史资料和他人的回忆，仍然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印象。相比之下，我们对张爱玲的了解要更清晰一些。再次，关于萧红也存在很多争论。如果说对张爱玲的争论集中于她爱上了一个“汉奸”胡兰成，以及在上海沦陷时曾在“敌伪刊物”上发表作品；那么对萧红的争议则在于她好像从头到尾都不在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上面，并且她短短的一生当中还有很多感情纠葛，常被看作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感情问题似乎让她的文学地位大打折扣，但这种偏见恰恰是萧红一生都在努力抗争的。设想一下，同样复杂的感情经历如果发生在一个男作家身上，我们会觉得他堕落下贱吗？我们不仅不会，还会说这个男作家真是风流才子！这种反差正显示出对女性的偏见。林贤治先生在他那部非常精彩的萧红传记《漂泊者萧红》里说：这种对女性的歧视是她（萧红）一辈子都在与之奋斗的对象。
到了今天，研究萧红的学术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不只生平考证，各种文学研究都很容易找到。除了女性主义视角之外，萧红的作品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分析，因为她的作品里面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例如为这本《萧红小说散文精选》作序的香港作家洛枫，她就特别注意到萧红如何写饥饿，我觉得从这里恰恰可以摸索出萧红作品的独特性所在。
有很多中国现代作家都喜欢写食物，比如周作人写茶点，林语堂讲中国饮食，但萧红写食物和别的作家很不一样。比如这本书收了很多篇萧红散文集《商市街》里的文章，其中一篇《雪天》是这样开头的：
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
睡得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饿了。我下床开了灯，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头发，揉擦两下眼睛，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这么长的一段文字谈的只是一件事——她的饥饿，类似的描写在《商市街》里很容易看到。《商市街》一般被看作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回忆了她在哈尔滨与萧军一起共度的生活，是萧红到上海之后写的。
商市街[17]位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是东北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大都会，中央大街则是哈尔滨最主要的一条大街。在这个繁华的地段，萧红与萧军贫苦地寄居在一个叫欧罗巴的旅馆里，后来又搬到萧军做家教的人家里面，基本上过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常常处在饥饿之中。
萧红在《商市街》里有大量关于饥饿的非常独到的描写，写出了饥饿时那种百无聊赖与荒芜感。挨饿时她只好睡觉，醒来也无事可干。由于饥饿，她整个人的魂好像都飞掉了一样，跟身边所有事物皆失去联系，而只要能够吃饱，哪怕只是沾了白盐的硬邦邦的列巴圈，都可以让她很满足。如果偶尔弄到一笔钱，萧红就会形容自己走在大街上是如何趾高气扬、志得意满。食物在萧红这里，不再是美食文化，而是保证一个人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的条件。
故而萧红写人往往也是从生存这个面向去写的，《商市街》里有一个男人形象叫郎华，通过这个形象你就能看出，男女之间感情再好，在饥饿面前也会暴露出人性的弱点。比如在《提篮者》这篇里，可以被看作萧红本人的那个“我”，有一天掏光身上所有的铜板给了那个每天在过道上提着篮子卖面包的人，于是一块黑面包摆在了桌子上：
郎华回来第一件事，他在面包上掘了一个洞，连帽子也没脱掉就嘴里嚼着，又去找白盐。他从外面带进来的冷空气发着腥味。他吃面包，鼻子时时滴下清水滴。
“来吃啊！”
“就来。”我拿了刷牙缸跑下楼去倒开水，回来时，面包差不多只剩硬壳在那里。他紧忙说：
“我吃得真快，怎么吃得这样快？真自私，男人真自私。”只端起牙缸来喝水，他再不吃了！我再叫他吃，他也不吃。只说：“饱了，饱了！吃去你的一半还不够吗？男人不好，只顾自己。你的病刚好，一定要吃饱的。”
他给我讲着，他怎样要开一个“学社”，教武术，还教什么什么——这时候他的手，又凑到面包壳上去，并且另一只手也来了！扭了一块下去，已经送到嘴里，已经咽下去，他也没有发觉，第二次又来扭，可是说了：
“我不应该再吃，我已经吃饱。”
《商市街》里每次写到郎华，都会让你感叹这个男人怎会那么自私，总在跟一个生病的身体瘦弱的女人抢东西吃。郎华一般被认为就是萧军，但他是不是萧军并不重要，甚至郎华也并非真的自私，恐怕任何人到了饥饿难耐的时刻，都会这么无法自控地不停吃下去。
萧红总是从这种最底层的生活状态出发去写人，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形成独特的写作风格。
（主讲 梁文道）
【《呼兰河传》战乱年代里的抒情诗】
认命实在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无可奈何之事。在这个天寒地冻的环境里，除了苟存于世，还想怎样？还能怎样？
萧红有一部作品《生死场》曾得到鲁迅的赞赏，鲁迅还为其作序推荐。在萧红为数不多的作品当中，《生死场》算是比较规整的，意思就是可以很清楚地被归到某种文类当中去。而她的其他一些作品比如《商市街》和《呼兰河传》就不一样了，它们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说是小说吧，却没有清晰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说是散文吧，在表达上却显得很抽离，更何况里面的一些主要人物还被虚构了名字。从这种文风也可以感觉出，萧红是一个多么难以定位的作家。
萧红不是能以意识形态轻易区分的作家，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曾一度被忽视。她那么关注社会底层，关注劳苦大众，按理说应该属于左翼才对，没错，她身边确实都是一些左翼的朋友，文学史上也曾把她看作左翼文学圈的一部分。可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她总在时代之中掉队。例如《呼兰河传》出版时茅盾为其写序，就批评作者没有提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18]。但是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孔乙己》，不也没提过这些吗？萧红只不过是延续了鲁迅这种国民性批判的写作路子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她写作《呼兰河传》的时候，也就是她在1940年流亡香港期间，这个写法就无法切合时代需要了。那时中国作家不分左右都被动员起来写抗战文学，萧红还在讲国民性批判，不是很不合群吗？
萧红也不是真的在做国民性批判。虽然《呼兰河传》里面写了很多中国农民的愚昧无知，把他们写得那么不堪，但和鲁迅式的辛辣讽刺其实很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萧红在鲁迅的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呼兰河传》的开头看起：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接下来，她写了好几种人是怎么样在这片冻裂的大地上行走：一个车夫，手背被冻出无数裂口；一个卖豆腐的，盛豆腐的方木盘被冻在地上；一个卖馒头的老人，因为鞋底结了冰滑倒在地。而再继续冷下去，水缸会被冻裂，井会被冻住，房子也会被大风雪封得严严实实。
这就是整部小说的开头，北国的严冬气息一下子跃然纸上，此地便是呼兰了。呼兰在今天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以前则是一个独立的小县城，也是萧红的家乡。萧红到了生命的晚期，当她在这本《呼兰河传》里回忆起自己的家乡和童年时，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严酷的天候背景，这是非常有意思也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不过抛开这一点先不谈，让我们看看《呼兰河传》有哪些已经得到公认的长处和特点呢？首先它在出版时显得非常前卫，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样式，并不是以人物角色为核心，而是要为呼兰这个地方立传。它也写人，但人物不是重点，重点是呼兰这块土地如何承载了这些人的生活。写作风格上则有着茅盾所说的抒情诗特色，就是用不断重复的写法，在稍微带着变奏的重复意象、重复描写中产生出诗意。叙述顺序则是从宏观到微观，从小县城的天候讲到这里的几条主要道路，再讲到一年时序里的主要节庆，然后画面才转进萧红自己家，以及她所见到的一些人物的故事。
但是我认为《呼兰河传》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小说一开头所暗示的，在一个中国最靠东北的偏僻之地，面对这里严酷的天候和严重的贫瘠，人们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这里的人穷到什么地步呢？比如有一家人租了三间歪歪斜斜的破草房，下雨天过后房顶上长出蘑菇，那家人便上去采蘑菇，结果引来全院子的人站在下面议论，都羡慕这家人有蘑菇吃。他们说：
“这蘑菇是新鲜的，可不比那干蘑菇，若是杀一个小鸡炒上，那真好吃极了。”
“蘑菇炒豆腐，嗳，真鲜！”
“雨后的蘑菇嫩过了仔鸡。”
“蘑菇炒鸡，吃蘑菇而不吃鸡。”
“蘑菇下面，吃汤而忘了面。”
“吃了这蘑菇，不忘了姓才怪的。”
“清蒸蘑菇加姜丝，能吃八碗小米子干饭。”
“你不要小看了这蘑菇，这是意外之财！”
同院住的那些羡慕的人，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在那草房里。若早知道租了房子连蘑菇都一起租来了，就非租那房子不可。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租房子还带蘑菇的。于是感慨唏嘘，相叹不已。
在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况下，人们会表现出哪些状态呢？我们举例说明好了。在这个小县城的一条东二道街上，有一个陷下去五六尺的大坑，“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这个泥坑简直就是一个陷阱，让路过的动物、人、马车都很危险，常常马陷进去挣扎不出，一旦躺倒在地，很容易就会死。这时过路人会来帮忙救马，不过也有来看热闹的，“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