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平
花娘过门时，我一岁。
川妹是花娘唯一的女儿，属兔。花娘有文化，给她取名“川”，说是提供平川广野，任娇兔驰骋。这在方圆几里的山区农村备受人羡慕，说川妹将来必是大富大贵了，单瞧这名儿就起得好，何况又生在大队妇联主任家。
花娘临产时，我正好在场，5岁的我当时居然不知道，花娘为何那么号着哭，那么号着叫。
那是个大雪纷飞夜，没法去几里外找接生婆。是叔叔让花娘坐在小板凳上，两臂交叉，叔叔就在花娘背后用力拉交叉过去的两只手，这样折腾了半天，没有成功，就又把花娘扶到床上平仰，不——也许说抬到床上更确切些，两只胳膊用绳子绑在床头上，拿了两个镰刀把让花娘的两脚踩着（按迷信的说法，镰刀起着分割的作用，踩着生得快）。当时我不明白叔叔为何这样来回地折腾花娘，奶奶居然还帮着他，我在一旁默默地对叔叔咬牙切齿。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花娘是要生孩子了。可能是到了关键时刻吧，叔叔一回头瞧见我仍站在墙根，就冲着我叫：“女孩家，灶火去。”（灶火，即城里人说的厨房）
我独自在灶火待了好一会儿，叔叔过来端着盆取水洗手，叔叔软软地说：“好了，过去吧。”却见叔叔一脸的不高兴。
我还未进堂屋，就听到“啊、啊”猫儿样的叫声，跑到花娘床前急问：“花娘，你被窝里是什么？”
“小猫。”花娘有气无力，脸上却溢着笑。不懂事的我却非要拉了被子捉那小猫玩，小手被花娘按住。抬头看时，花娘满脸是汗是泪。
长大以后，这一幕仍是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以至于我走进都市的产房时，竟给先生留下了遗言，满脸泪水地“诀别”。
川妹草似的见风就长，我非常喜欢，非常爱怜。抱不动，就天天拖在胯上在村里玩。
慢慢地，我发现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不一样了，好像在酝酿着什么，要发生点什么，只是自己又说不清。
爱笑爱逗孩子们玩的叔叔似乎开始讨厌孩子，脸上的笑也少了，还学会了喝酒。有时花娘在耳房里抹眼泪被我撞上，就说灰尘怎么又迷了眼。
有一天，我拿了刚刚蒸熟的红薯往刚刚一岁的川妹嘴上抿，川妹居然会吃且吃得很香，被花娘撞见，就对我说：“娉儿，你看，花娘如若不在，你也能把川妹喂活了。”当时我高兴川妹的吃相，也不明白大人的深意，竟然得意地回答：“是啊。”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天夜里，我正熟睡，突然被什么惊醒，仔细听听，是奶奶在哭，还有邻居六叔在劝，隐隐约约听他们谈棺材呀、寿衣呀等等什么的，又见一闪一晃的煤油灯影，我一阵阵害怕，赶紧蒙了头，缩进被窝，就一直筛糠似的到天明。
天亮了，才知道是花娘死了。
晴天里炸响了一个霹雳。
不，这绝对不可能，许是我听错了，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我一口气跑到花娘家，就见花娘已直挺挺地躺在堂屋当门，靠右墙，头朝外脚朝里。我一下子呆了，扑上去，拉住花娘冰冷僵硬的手，哭叫：“为什么？为什么呀？”
就觉得天旋地转，有人在拉我、拽我、拖我，似乎有人在说：“不要把眼泪滴在花娘身上，不好的。”再后来不知我是被谁拉走了。
过了几天，恍惚觉得耳旁有人轻唤：“娉儿，娉儿，娉儿醒了。”我努力睁眼，却怎么也睁不开，动动身子却不是在床上，而是在我家磨盘上。
后来才断断续续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一天花娘去大队部开会，夜里回来，是支书送到家门口的，正好碰上了酒后夜归的叔叔。本来花娘生了女孩叔叔心中不快，常常找事生气，这时见到花娘和支书夜里双双来到家门口，不由分说大骂起来，还把花娘扭到屋里痛打一顿。打过之后叔叔就呼噜呼噜睡去了，花娘却没睡，就在那天夜里上吊了。
我见了花娘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奶奶就大骂花娘，说你狠心走了就走了，别再拉走一个孩子，我知道这孩子从小没娘跟你长大的，你亲她，可你不是这个亲法，阴阳不通的，劝你以后别管阳间的事。奶奶鼻子一把泪一把，还用红绳系了我的腰拴在了我家磨盘的石磙上，这样魂儿才没被花娘领走，我就醒过来了。
大人们讲，支书和花娘根本没那回事。
后来想象当初喂川妹红薯一事，越发觉得是我害了花娘，我不该答应了她，让她放心地走了。是我杀了她呀！
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让我后悔不迭。
花娘死时二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