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作家、政治家。他出身贵族，对大革命怀着本能的敌意，但他逐渐实现了从保守立场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的转变。
诗集《沉思集》是他的代表作，抒发了对逝去的幸福的叹惋，充满消极颓伤的情调，对法国浪漫派诗歌有深刻的影响。
拉马丁还写过一些社会小说、历史小说、自传性故事等，其中的《吉伦特派的历史》曾受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作者在书中对温和的吉伦特派表达了深挚的同情和敬意。
拉马丁的散文气势磅礴，感情激越而富于诗意。
激昂之歌：《马赛曲》
当年有一名驻守在斯特拉斯堡的青年军官，名叫鲁热·德利尔。他出生在汝拉山区的隆·勒索尼埃城，同所有山区小城一样，那是一个风光旖旎和充满活力的地方。这个青年人作为军人热爱战斗，作为思想家热爱革命。他能作曲，又能作诗，很受人赏识，成了斯特拉斯堡市长迪特里克家的常客。迪特里克是一位阿尔萨斯爱国者，他的两个女儿也都热爱祖国，洋溢着革命激情。这种激情在边境地区尤其强烈，就像人的手脚最容易抽搐一样。她们喜欢这位青年军官，她们激励他的心灵，启发他的灵感。她们是青年军官的艺术探索的知音，是他的作品的演奏者。
那是1792年冬天。斯特拉斯堡城内到处是饥馑。迪特里克一家生活清苦，只有粗茶淡饭，但鲁热·德利尔仍是他们殷勤招待的客人。青年军官和他们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一天，餐桌上只摆着配给的面包和几片烟熏的火腿，迪特里克平静而阴郁地望着鲁热·德利尔，对他说：“我们没有丰盛的筵席。但是，只要我们公民的节日热情洋溢，只要我们士兵心中充满勇气，这一切算得了什么！贮藏室里还留着一瓶酒，这是最后一瓶了。”
“把酒拿来吧，”他对女儿说，“让我们为自由和祖国干杯。”
斯特拉斯堡不久将举行盛大的爱国集会，德利尔要在这最后几滴酒中吸取灵感，谱写一首歌曲。这首在陶醉中谱写的歌曲应该给人民的心灵带来振奋。姑娘们兴奋地把酒取来，斟满了老父亲和青年军官的酒杯，一直到他们把那瓶酒饮完。已经是午夜了，天气是严寒的，德利尔思绪起伏，感情激荡。他步履踉跄地回到自己孤独的卧室里。他时而在他公民激动的灵魂中，时而在他艺术家的键盘上寻求灵感，或先吟出灵感所赐予的乐句然后填词，或凭激动先作词然后谱曲，词和曲在他头脑里是如此水乳交融，以至他自己也弄不清先产生的是词还是曲，以至诗和音乐、感情和表达形式成了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其实，这一切都只是口头完成的，他并没有动笔记下任何东西。
崇高的灵感的飞扬使他疲惫不堪，他头靠着钢琴入睡了，一直到天明才醒来。前夜的歌曲像梦幻的印象逐渐浮现在他的记忆里。他这才用纸笔记录下来，并且立即朝迪特里克家跑去。老市长正在菜园里翻地种菜，老人的妻子和女儿还没有起床。迪特里克把她们唤醒，又叫来几位同他一样热爱音乐的友人。老人的大女儿伴奏，德利尔演唱。唱完第一段，大家脸色苍白；唱完第二段，大家热泪盈眶；全曲终了时，大家热血沸腾。迪特里克的妻子、他的女儿和青年军官都流着泪相互拥抱。祖国之歌诞生了。可是，唉！这首歌也是恐怖时代[1]之歌。几个月后，在这首由他的朋友用心灵谱写、并且由他女儿试唱、诞生在他家的歌曲声中，不幸的迪特里克被押上了断头台。
几天后，这首新歌在斯特拉斯堡公开演出，不久就传遍全法国，为一切民众歌咏队所演唱。这首歌被马赛各俱乐部[2]采纳，成为群众集会开始和结束时必唱的歌曲。马赛志愿兵[3]在开赴前线途中高唱着这首歌，所以人们称它为《马赛曲》。德利尔的年迈的母亲是一个保王党人和虔诚的教徒，她对她儿子的声音引起的反响十分恐惧，写信问他：“一伙强盗唱着歌穿越法国，据说他们所唱的歌曲是我们家的人谱写的，这是怎么回事？”被当作保王党放逐的德利尔本人，听见这首歌像死亡的威胁在他耳边回响时，也不禁全身战栗，急忙沿着上阿尔卑斯山的小径逃遁。“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德利尔问他的向导。“马赛曲。”给他引路的农民回答说。这样，他才知道自己谱写的歌曲的名称。他被自己播下的热情追逐着。
（《吉伦特派史》）
吉伦特派慷慨赴义[4]
吉伦特派一出监狱，就齐声唱起了《马赛曲》，这是他们的就义歌。他们唱到下面这个一语双关的句子时，特别深沉有力：
为了迫害我们，
暴君血腥的旗子已经升起。
从此刻起，他们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只考虑给人民留下共和党人慷慨赴义的榜样。他们的歌声只在每节歌的末尾低沉下来，但在下一节的开头又变得更加嘹亮。他们临终的情景是一曲高歌。每辆马车载着四名吉伦特派人士。有一辆还载着五名。瓦拉泽的尸体放在马车的后座上。由于路面坎坷，他那没有戴帽的脑袋在朋友的膝盖上被颠得摇来晃去。朋友们为了避开死者青灰色的面孔，不得不闭上眼睛。可是他们同其他人一样也引吭高歌。到达断头台下时，大家互相拥抱，表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随后，为了相互鼓励，为了用歌声陪伴被处决的伙伴到最后一刻，他们重新唱起了就义歌。所有的人都死得慷慨激昂。西耶里面带讥讽，他登上断头台后绕台一周，向左右的民众致敬，好像感激他们赐给他断头台的殊荣。每次斧头响后，齐唱就减少了一个声音。断头台下的行列越来越稀疏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他还在唱《马赛曲》：这是最后被处决的韦尼奥的声音。这激越的歌声是他临终的讲话。如同他的伙伴，他并非去死，他在飞扬的激情中陶醉了，而他以不朽的演说开始的生命以他对革命的永恒的赞歌告终。
一辆载重马车运走了被砍掉头的尸体，全部尸体埋葬在路易十六[5]墓边的一座大坟丘里。
数年后，好事者为了寻找埋葬吉伦特派的地点，查阅了马德莱娜教区的档案。他们找到一张盖着公章、由公墓掘墓人写的报账单，上面有议会主席的签名，批准埋葬费用由国库支出。纸上有这样几行字迹潦草的字：“用于二十一名吉伦特派议员：棺材，147镑[6]；埋葬费，63镑；共计210镑。”
这就是埋葬共和国的创建党所付的代价。这个掘墓人先后埋葬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君主制度和共和国；比起埃斯奇尔[7]或者莎士比亚的悲剧，那纸报账单是对人类命运的更辛辣的讽刺。
对祖屋的依恋
时间很紧迫。我把当地一位受人尊敬的房地产经纪人请来。他成批购进，折零卖出，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我对他说：“我想把米伊的产业卖掉一部分，卖十万法郎就够了。”这句话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位威尼斯商人所说的“你把我身上的肉割一块去卖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