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
我的新学校甚至会要求我这个腼腆的乡村男孩儿在重大的国际事件上表明立场。我们每天必须在课堂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每个星期都会就当前的时事进行辩论。在这里，你必须准备好提出自己的论点，并同时给出充分的理由。我还记得我们曾就1967年到1968年间爆发的一些事件所进行的激烈讨论。
在我初到这里的六个月里，我像那个当初离开瓦萨首次出国的男孩一样保守，甚至变得更加腼腆。但是后来我的腼腆逐渐消失了，我开始变得更加坚定自信。大西洋学院的纪律不如普通英国寄宿学校那样严格，它提倡某种时代精神并推崇毫无偏见的思想，因此我们不必穿校服。牛仔裤在这里是完全被允许的，只要它们干净整洁。同样没有领带的干净衬衫也是被接受的。晚餐时我们通常穿上夹克衫、打好领带并换上直筒裤。
大西洋学院尽力使我们适应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在四月到十一月之间，我们每天早晨七点半会进行游泳晨练，晨练之后会享用丰盛的英式早餐。游泳项目在来年四月份左右重新启动。随着那种晨练习惯的不断进行，后来你便会在特定的时间自然醒来。学校的其他娱乐活动也使我更加坚强。我的学习项目包括救生、赛艇以及其他有助于健康的活动。在最初的几个月，我和另一个同学用橡胶和木材建造了一艘适于出航的小船。除了曾请木匠做了少量的协助外，这艘船差不多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杰作。另外我们还用橡胶制成了自己的潜水衣。当我将这个沉重的装备拉回芬兰时，着实令我的弟妹们赞叹不已。然而，相比于威尔士充满暴风骤雨的大西洋海岸，这些装备在瓦萨派上用场的机会更小。
我对学校课业投入了大量的努力。除经济学之外，我还热衷于亚当斯（Adams）小姐教授的物理学。她年轻而美丽，物理课上我总是选择那个能从最佳角度望见她的座位。尽管我总是走神，但我的物理成绩仍是最高的。
我会偶尔旅行。在复活节假期中，我乘船去了爱尔兰，从费什加德到罗斯莱尔。那时的爱尔兰并不是我们如今所知的主流欧洲国家。它算不上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但是也不属于第一世界。我乘火车沿着海岸线抵达了都柏林，之后搭便车前往斯特拉班的一个小镇，其横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我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住在我几年前在芬兰的童子军营地所结识的一个男孩家里。这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但家庭成员都是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热情地谈论着对目睹“自由岛”的渴望，我能够从谈话中感觉到他们生活中有某些问题。或许由于我过于彬彬有礼或过于有分寸，以至我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对他们一探究竟。即使到后来我对造成北爱尔兰分裂的这些古老的、近乎部族的冲突还是一无所知。大约六个月以后，动乱便爆发了。
在大西洋学院，我学会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和工作，这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芬兰年轻人而言并不常见。那里当然会有一些作为交换生去出国进修的机会，比如去英国或者美国。但是这个项目并不能确保我们能像在大西洋学院那样接触到各种丰富的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芬兰还是个文化单一的国家，或至少在奥斯托波斯尼亚是这样。作为我前辈的那些公司主管们还不曾了解真正的多元文化是什么。在另一个方面，对于那些比我年轻的后辈们，文化多元性则是工作中一种不言而喻的必要前提。大西洋学院帮助我了解到多元文化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为何是必不可少的。
【回到芬兰】
一切开始接近尾声，我的“逃逸”在1969年春天画上了句号。我凭着在国际中学会考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以及在英国毕业考试中的全A评级从大西洋学院毕业。我和其他的芬兰学生一起回到了芬兰，资助我们学习的芬兰文化基金会希望我们回到祖国。即使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全都会回来。我们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感，但若将其称为爱国主义或许会有些言过其实，而若称作思乡之情则又有些过于随意。那是种介乎于二者之间的情感，芬兰语或英语中还没有一个词语能够真正地诠释它。我们曾经确实在外面代表着芬兰，这个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国家。如今我们希望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国并继续在芬兰学习和工作。
当我回到芬兰时，我必须要去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申请了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并不认可我曾在大西洋学院取得的A级水平，或者说并没有因此为我提供任何优惠政策。该大学认为具有国际学习背景的学生也应该参加考试，以便确定他们有能力完成他们的学业。在我于威尔士完成考试后的一星期，我再次来到了考试大厅，这是令人乏味的。任何一个曾参加过大学入学考试的人都知道充分准备的重要性，我一向坚信对自己所要做的每件事都应进行全面的准备。
我穿过草坪，沿着石子路向大学的主楼走去。我要在这个大礼堂中与其他上百个应试者一起参加考试。除了大西洋学院的那些假期之外，这是长久以来我首次接触到我那些芬兰的同代人。他们埋首于自己的试卷中，他们的头发在耳朵上方毫无生气地贴在头上，他们的衬衫有着宽大的领子，紧绷的尼龙材质使他们热出了汗。周围仅有一片铅笔的摩擦声。考试科目包括数学和物理，幸运的是我在大西洋学院打下的基础足够坚实，以致我在考试刚一结束就知道自己答得不错。我对回答那些问题和难题感到得心应手。
当我回到芬兰时，国家经济已经有所增长。在政治上，芬兰像其他国家一样已在20世纪60年代末转为了左派。
我的很多同代人都热衷于左翼思想或共产主义思想。与苏联的友好往来为芬兰的外交政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意味着二者之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从而使得我们强大邻国的亲密盟友也能从该政策中获益。苏联在芬兰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因此许多公司和“资本家”机构都加入到了芬兰这个“官方的”外交政策中。与此同时，芬兰企业希望芬兰向西方国家打开国门，那里历来是芬兰工业的出口市场，并且那里有真正的财富而非一些无法兑换的古怪卢布。我们一直以来出口的是焦油、黄油和纸张。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则开始越来越多地出口机械和电子设备。
在1969年的春天，我与两年前离开大西洋学院时的那个男孩已经截然不同了。我确实长高了一些，身材瘦长且留着长发，并且对英美的最新流行歌曲毫不陌生。受当时时代精神的熏陶，我穿着时髦的牛仔裤，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尽管除了芬兰语和英语之外，我确实也不会其他语言。当我在诺基亚时，我仍然在弥补这个缺陷。但最重要的是，我确实成为了一个拥有自信和自尊的人。我曾去过国外，这趟首次出国旅行持续了两年。我经受住了考验，实际上是完美收场，我时刻都在思念芬兰和我的家人。
然而如今我已回到了家乡。我用了一个夏天来帮我叔叔处理他农场的干草。在60年代末，当地已变得繁荣而充满生机了。农场很小并且是旧式的，亲戚们是农场运营的主要劳动力。不久前我还在大西洋学院用铅笔和滑尺工作着，如今却手持集草叉和长柄镰刀。那个夏天是我在奥斯托波斯尼亚度过的最后一个长夏，尽管当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时并不晓得这一点。我既不感到悲伤也不觉得留恋，而是怀着一种积极的兴奋和期待。与此同时，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阿波罗11号正朝着月球迈进，并且阿姆斯特朗在7月21日首次登上了月球表面。他的这个飞跃之举持续不断地在我叔叔那个传统的小农场中播放着。
大西洋学院使我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且完全令我脱离了自己的成长环境。我的世界从此完全开放了。我不再需要总是顾及父母，做事时当然也不用听取他们的意见。独自生活的小孩已经在转眼间长成了一名年轻人。我曾承受过巨大的压力，但那也是必经之路。
我那一代有很多人热衷于集体农场和“五年计划”。那时我已经搬到了西部，以便参与规模更大的欧洲和国际交流。在智力发展的关键阶段，我的世界观和我的许多同代人产生了分歧。我进行了学习，并且也看到了世界是如何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在我的同代人因拥护党政宣传而已经无法独立思考的同时，我开始非常艰难地学习捍卫自己的观念，我将自己的观点进行汇集来抵御智力上的抨击。这种经历构建起了我的自尊，但同时也使我被芬兰拒之门外，政党积极分子似乎占据着上风，甚至相当年轻就能身居要职。
左派观点——崇尚苏联和德国的民主共和——充当着芬兰的精神狂热团体的本质。运动在1970年达到了巅峰状态。那时学生抵制上课并和工人一起罢工，学校被迫停课。学生组织变成了发表声明的党政机器，其内容包括中东局势、非洲贫困或西方帝国主义对全世界构成的危险。
我那时没有职业梦想，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能在学术界中找到商机。我认为自己或许会成为一名大学或理工学院中的优秀物理学教授，或者也可能会继续曾经的城市活动，毕竟我在大西洋那鼓舞人心的环境中曾义无反顾地从事过城市活动。作为一个19岁的青年，我开始使用自己从大西洋学院经济学课程所学到的以及每周在《经济学人》上读到的丰富经验来分析芬兰政府的经济。或许物理学教授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从中有所收获？难道是那完全关乎计算和数学的物理学和经济学对我而言越来越容易了？这些就是当我在那个夏天处理干草时所产生的一连串思想。
八月份，邮局送来了芬兰家庭都渴望收到的那类信——我已经被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应用物理系录取。我和父亲去了瓦萨银行，那里有自我童年起就开设的账户。我需要一笔助学贷款，当时国家还没有自动提供这种贷款的担保，因此我们穿上了西装和被熨烫平整的衬衫。我父亲为这笔贷款提供了担保，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令人放心的消息，即贷款已被批准。于是我的大学时光便开始了。
【工科大学生】
20世纪70年代一直被称为“阴郁的十年”。对我而言这段阴郁的时期于1969年9月1日我在理工大学注册的那一天开始降临。我将要住在大学旁边的一栋学生公寓楼中，这栋楼是在举办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为运动员建的，至今没有多大变化。这座建筑的主色调是棕色和深蓝色。在我入学的第一年，我和另一个一年级学生共住一间屋子。在学生们开玩笑的传统中，一个人会说，自从马缇·祝哈拉（Matti Juhala）成为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车辆技术系的现任教授以来他就没什么进步了。我们各自有一张窄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柜。角落有一个脸盆用于洗漱，卫生间、厨房和客厅是公用的。在二年级时，我在这栋楼中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房间。
选择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对我而言几乎全凭直觉。在我的家庭成员中从来不缺少工程师，在我之后，奥利拉家族会有很多孩子去学习成为一名特许工程师。我选择了应用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这是现有课程中一门要求极高的理论课程。我喜欢接受挑战并且希望阻碍的栏杆能足够高。我的同学们都很聪明，从他们的考试成绩中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他们来自芬兰的各个角落，但是来自赫尔辛基地区的人最多，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学校。在此之前我仅仅听说过其中的几所。
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在几年前将其校址迁至奥塔涅米。这是芬兰的第一所美式校园，整片区域专用于大学教学楼和学生宿舍。而有些服务设施虽然并不尽如人意，诸如中型商店和邮局，但是赫尔辛基毕竟就在旁边。
学习非常紧张，每个星期得上25至30小时的课程。我曾在威尔士适应的工作节奏又开始自然而然地继续了。在我入学的前两年中，我只记得学了物理和数学。那需要做许多工作，但是我在大西洋学院已经打好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学习之外，在秋季我们获得了新的放松机会。在每个星期二晚上会有社交活动，星期三有舞会。令我非常高兴的是这里会提供餐食，我几乎不会做饭，但是煮土豆和鸡蛋还是没问题的。在宿舍我一直靠速食汤料包和三明治度日，因此学生餐厅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