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扩展了时间的概念——她已经消磨了最好的年华，变老了——正当男人刷牙的时候。她这样做让你又想起安东尼奥尼，因为很明显，她不是莫妮卡·维蒂。坦白地讲，这种唠叨和逝去容颜的组合似乎是让人离开的强迫性的刺激。她把负罪感加诸他，但常用的套话——你只考虑你自己——却反转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反转：连你都不考虑你自己……*
*塔可夫斯基的妻子拉丽莎想要出演这个部分，而她的导演丈夫也希望把这个角色给她。但他最终被其他剧组成员说服，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支持爱丽莎·弗兰迪克（Alisa Freindlikh）。反对声最大的格里高利·雷贝格（Georgi Rerberg）是塔可夫斯基之前的电影《镜子》（Mirror）以及《潜行者》最初的摄影导演。得罪了拉丽莎可能成为雷贝格后来离开《潜行者》剧组的诱因。
她请求他留下，但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她明知这是徒劳，他要走了——虽然没有说他去哪儿。她说他会在监狱中了此残生。他说哪里都是监狱。绝妙的回答。但却是个不好的迹象，婚姻的智慧。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缺乏沟通到了斗嘴争吵、敌视对方的转捩点。这种模式并不令人愉快，但你很容易陷入，又难以脱身：就像一座监狱。有人猜测男人的回答是一种隐喻，但是这部电影常常让我们好奇它所设置的时间与地理背景，以及它与银幕之外的世界的关系。《潜行者》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拍摄的，而不是30年代或者50年代——那时的苏联就是一个巨大的劳改营，在劳改营的俚语里[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21]在《古拉格》（Gulag）中所说]，“铁丝网以外的世界不叫‘自由’，而是‘波沙雅区’，即‘大监狱区’，比劳改营的‘小区’更大，极端性更弱，但是人更少——当然也更缺乏人性”。但是到了《潜行者》的年代，用托尼·朱特（Tony Judt）[22]的话说，共产主义已经成了“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听起来类似于“失衡的生活”[23]，这个词来自印第安语——“需要改变的生活方式”或者“失去平衡的生活”）。《潜行者》不是一部关于古拉格的电影，但是虽没有明确提及，却不断让人联想到古拉格：或是潜行者的劳改营犯人式的发型，或是重叠的词语。我们会发现，在“区”里最冒险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绞肉机”，这是犯人们对“苏联镇压系统”的另一个称呼。*
*不要忘记，古拉格也自有其诱惑力与传说。在巴黎时，我曾经出席过一些聚会，其中的客人就包括曾经“在劳改营待过”的。人们觉得他们了解生存代价的真理——在某个特定时期生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在20世纪。他们的遭遇都难以理解同时又稀松平常。两个人都强迫性地开着玩笑，毫无参与严肃政治话题的愿望，这类话题往往在餐桌上引发紧张的气氛，而我也不能加入其中——甚至附和都不行——因为我的法语水平实在糟糕，但我记得，有个女人说她和她先生要在床头贴张列宁的海报，这种做法如此滑稽，又带有荒谬的法式风格，也许来自戈达尔[24]的某部电影——在他跟滚石乐队合作《一加一》（Sympathy for the Devil）[25]之后——这段经历让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26]如此评价这位伟大的电影导演，“他真是个蠢蛋”。
潜行者离开后，他的妻子表现出性方面的冲动（乳头突然突起），塔可夫斯基似乎热衷于此，在被抛弃的高潮中在硬地板上扭动打滚。*
另一方面，他，就像以前的许多男人一样，正走在去酒吧的路上，沿着荒凉泥泞的火车铁轨，穿过后工业的迷雾。**
*在《飞向太空》（Solaris）[27]里，哈莉第二次复活，或者说重生，穿着透明短睡衣，喝着液体氧气。
**《观察家报》（Observer）在影评家菲利普·法兰奇（Philip French）的一篇评论旁边刊登了一张剧照，促使我和朋友罗素第一时间去看了这部电影。当我是个小男孩时，在切尔滕纳姆长大，剧院外面陈列着各式剧照作为招徕观众的道具，当你在骚动中时，看到这些剧照总是令人激动。[现在剧院已经荒废了，尽管我仍然叫它剧院，就像我爸妈用的词，还有早年间的那些标志或是名字——叫高蒙或者皇家——说明这些地方是某种神秘的史前遗迹，当我在其中一个剧院观看埃利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niken）[28]改编自《众神之车》（Chariotsof the Gods）的电影时，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事实证明，你还沉浸在外面的广告带来的体验中，即便根本无法锁定剧照具体拍摄的那个瞬间（那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剧照并不是电影动态画面中的一帧，而是一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整体），或者至少在“看到”与认出剧照的瞬间延迟，它已经改变成另一幅画面。看来，剧照根本不是什么剧照，而更像是一种更具体但转瞬即逝的即视感[29]。
当男人走在路上时，画外音响起，说着万物“不可救药的无聊”——这让人好奇一部电影能够多快变得无聊。哪部电影保持着这方面的纪录？而如果一部电影能够身手矫捷地用沉闷的小毛毯裹住观众，为什么不能把它看作快节奏的呢？（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生事物之一就是快速的无聊——比如速溶咖啡——而不是逐步显现、慢慢令人窒息的感觉。）画外音也引发了困惑：这是谁的话？据推测，这些话就是银幕上这个男人——潜行者——的内心独白，在浓雾中，他双手插兜，低着头沿着铁轨踽踽独行。
突然，他看到了那个说话的人，画外音的来源，是另一个男人，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可爱的短小毛皮披肩的女人。啊！那人仍在继续说着一切都是多么难以忍受的无聊。女人问他关于百慕大三角的事。他说了更多的无聊，并推测也许连“区”也一样无聊，大概只有中年时才会觉得住在那里稍许有趣。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实际上他正在《安德烈·卢布廖夫》的片场而不是《潜行者》？因为他是塔可夫斯基最喜爱的演员，安纳托利·索洛尼岑（Anatoli Solonitsyn）——十三年前，他在《安德烈·卢布廖夫》里扮演的卢布廖夫！至于她，仿佛是来自安东尼奥尼电影的逃亡者。不仅仅是因为她穿着毛皮和长裙，他们站在一辆宽篷车旁，她吸啜着一只干净的长脚杯，像是刚刚结束了一场《红色沙漠》里远航的狂欢。他们是在一个码头上（《红色沙漠》也一样）。背景里有一艘船，还有绳索、吊杆。
从进入这个场景的那一刻起，很明显，潜行者就没有在意那一对儿，即使那个男人正说那个女人——他可能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也答应去“区”里转一转，不过，坦白地讲，她打扮得可不像是要去远行。她很激动能见到一位真正的潜行者——显然，这种地下小团体有一种特殊的光环——但他对此也只有一个词：走。“区”，是个男人的世界。她坐进车里，撂下一句（索洛尼岑）真是个蠢蛋（也许她是告诉他，潜行者是个蠢蛋），开走了——他的帽子还搁在车顶上。这是整部电影里第一个幽默片段。*
*在访谈中，塔可夫斯基经常给人留下自负的印象，但在他的电影里偶尔也会有喜剧的桥段。其中一部——《乡愁》——还有一个很不错的笑话。一个男人碰到有人似乎是在泥泞的池塘里溺水，便把他拉出来，救了他。那个被救的男子却说：“你在干什么？我住在这里。”我猜这就是“乡愁”的意思。这是塔可夫斯基回顾他在苏联那泥泞小池塘里的时光的笑话吗？在脱离了那里以后，摆脱了令人窒息的电影审查限制重获自由之后，他现在满心怜爱地看着它。而我最喜欢的幽默时刻，是在《雕刻时光》中，塔可夫斯基和托尼诺·格拉去找外景地。他们开车到了莱切，这位伟大的导演下了车，穿着黄色的T恤，还有你能想象到的最短、最贴身的白色小短裤。看起来像是刚从卡斯特罗街游行[30]回来！
潜行者不满那个男子带个女人来，对他喝酒的行为也很不悦。是啊，我在喝酒，男人承认，但我没喝醉。这里有一半的人在喝酒，另一半是已经喝醉了的，他说。这是否是苏联饮酒习俗的真实反映？是否是塔可夫斯基在怀念故乡泥泞的小池塘？*他偶尔在日记中谈起喝醉了，或者“（打算）去喝酒”的事儿，但潜行者对于饮酒持悲观的观点。实际上，在电影里，除了“区”之外，他对一切都持悲观的看法。那个男人又喝了一大口；他的另一只手里抓着一个塑料袋，像是个少年藏起他的胶[31]。
*一般认为，雷贝格[32]沉湎酒色是促使他退出剧组的原因；雷贝格对此并不否认，但他也表示，在喝酒的问题上，他只是与导演保持一致。在拍摄现场酗酒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尤其是遇到出状况的时候（有些事不断出状况），除了等待，无事可做。6月的一场雪暴令拍摄工作完全停顿。塔可夫斯基宣布，将在早上七点重新开机。录音师弗拉基米尔·沙伦（Vladimir Sharun）去索洛尼岑的房间下通知，发现这位演员和他的化妆师都不省人事。化妆师立刻要来三公斤的土豆，切片敷在索洛尼岑的脸上，缓解“两周的狂欢”造成的浮肿。（不是两天，是两周。）等沙伦再次到索洛尼岑的房间时，化妆师正躺着，而那位明星的脸上贴满了农夫版的契尔氏[33]。
潜行者沿着台阶走进酒吧，就是之前我们见过的那间酒吧。相对而言，顾客多了起来。看来人人都需要休闲时光。窗户像酒保的上衣一样，都需要好好清洁一番，透过其中只能看到暗淡的户外光景。那个男人跟在潜行者身后，在台阶上滑了一跤，又一个滑稽片段。笑料越来越多，简直就是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34]再世，那遗失的、社会现实主义经典《欢乐时光》（Happy Hour）中的巴斯特·基顿。
高个男人，上一幕我们见到的那个，还在那里喝着咖啡，而酒保也还在抽烟。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回到剧情开始的地方。我们不需要什么标记来说明这是最后的机会。来一杯香浓卡布奇诺的机会，或者纯正的伏特加？潜行者告诉那个高个子，去吧，喝一杯——但是当另一个男人拿出他的酒瓶（他一直带着酒瓶走进酒吧，就像运煤到纽卡斯尔[35]）时，潜行者却让他拿开。好吧，那人说，我们可以喝啤酒，这是一种古老的关于酒精的诡辩术。酒保给他倒了杯啤酒。潜行者看看表，这只手表是他从老婆那里偷来的，他的行为显得焦虑而不耐烦。酒保倒酒的时候，男人一直端着杯子。酒保刚斟完，他就一饮而尽——不赖！——酒保又给他斟满两杯，他还等着再来一杯。“区”的中心是“房间”，在那里——稍后我们就会知道——你最深层的愿望将能够实现，而这一幕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房间就是他的“房间”，他最深层的愿望不过就是在这儿被一杯接一杯的啤酒好好款待。*他端着再次斟满的酒和另两个杯子，走到潜行者和高个儿旁边。他想做个自我介绍，但潜行者[扮演者是亚历山大·凯伊达诺夫斯基（Aleksandr Kaidanovsky）]告诉他，他的名字是作家，而那个高个子的名字是教授[扮演者是尼古莱·格陵柯（Nikolai Grinko）]。啊，这里有大盗们的线索：粉先生、白先生以及种种——《落水狗》（Reservoir Dogs）[36]式的秘密代号。潜行者难道为了最后的任务被诱惑回到了“区”吗？
*很多男人在面对欲望时都有这种情绪。当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每年暑假过后的那段时间，我爸下班回家，都满是对他那些工友的厌恶，那些人去了西班牙或者其他不像英格兰这样有严格禁令的地方度假，整天泡在酒吧或者游泳池旁，喝酒。我们假期很少出门，因为我爸最深层的愿望就是省钱，而要实现这一点，避免那些卖得贵得离谱的圣代和小雪糕的诱惑，最好的地方就是不要离开家，这里是金钱流入的地方，虽然很慢，但花得更慢。[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及我爸对高价雪糕的恐惧。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相信，“人的工作不值一提，但是经过艰难跋涉在艺术的迂回曲折中重新发现两三个伟大又简单的画面令他的心胸第一次打开”。对塔可夫斯基而言，这确凿无疑，尤其是在《镜子》里。而对我来说，其中的图景之一就是雪糕和我爸不情愿的放弃。我不太公平，起码应该说清楚，在伯恩茅斯或者滨海韦斯顿，那些雪糕确实贵得离谱。我爸有个朋友在格洛斯特的和路雪工厂工作，能用便宜的价格搞到雪糕。我曾经问过他，那些雪糕是不是偷出来的。“那是福利”，老爸说着，脸上充满巨大的精神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