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日以来，我们都没有见到陆地，周围只有蓝黑玻璃般永恒的印度洋，惊起的飞鱼，迸溅出一团团银色和粉红，烈日炎炎的天空没有雾霭，也没有一丝云彩，夜里星空浩瀚，深蓝色的天幕繁光闪烁。科伦坡到了，只见白浪滚滚，惊涛拍岸，其后是一片红色的大地：尘土飞扬的红色街道，五颜六色的房屋，光影在炙热的骄阳下交错摇曳，漂亮的古铜色肌肤的僧伽罗人，瘦削英俊的面庞略带忧伤，小鹿一样的眼睛透露出温顺谦恭，远处棕榈树的世界在飒飒风中摇曳，色彩斑斓的小鸟和蝴蝶在林中翻飞起舞，蓝色的远山巍峨挺拔。这一切有如黄粱美梦般曾经出现，又旋即消失，彩色的锡兰，在它那五光十色炫目的外衣下，充满了童话色彩，显得如此不真实。这些强烈并且有些戏剧感的印象突然再次沉陷，我们重又航行在无边无际的海面，日复一日，夜复一夜。
如果不是一起吃饭或者晚间聚会，大家脸上都挂着稍显忧伤的无聊和压抑，那是经常出行的人惯有的萎靡以及疲顿至麻木的表情，这跟白人到了热带就摆脱不了的身疲力乏和无精打采如出一辙。大家都很有教养，安安静静地躺在甲板上的躺椅里，穿着白色鞋子的双脚搭在舷栏杆上，包括英国人、美国人和他们的夫人，德国商人和地质学家，来自马尼拉的混血女子。大家都静静地躺着，泰然自若，没人抱怨，不过每张脸都是一副极其呆滞的神情，只有几个葡萄牙孩子兴高采烈地跑来跑去。几个年轻的德国人在一位澳大利亚老船长的带领下，在吸烟室待了半天，我们在抵达槟榔屿之前没有德国啤酒喝，都是他们的责任，因为船上的酒被他们喝了个精光。他们摇晃象牙骰子发出的嘎吱嘎吱的摩擦声穿过舱口，断断续续响了几个小时，听上去神秘莫测，像是做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活计时发出的声响。二等舱遮阳比较差，人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地蹲坐在那里，一张张疲惫不堪、带有敌意的脸空洞无聊地盯着那永恒的寂寞的大海。只有当年轻的船医面带笑容地巡视，或者某位船副精神饱满、目光中流露出些许讥讽地从一排排人群中走过时，才会点燃瞬间的欢快和好奇。这些船副和船员并没有感到身处热带有何不同，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在这寂寞旅途中徒劳地殚精竭虑，感到迷惘和无所事事；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在船上，就是在他们的家乡，这里飘扬着北德意志的风纪和规矩[1]。对这些海员来说，远方黑黢黢的海岸线和亚洲喧嚣的港口城市并不是希望、忧虑或者危险的所在，而仅仅是充满异域风情、遍布污秽的角落，他们洁净的邮轮几乎无法容忍与它接触，一离港便有人用抹布和流水把它的痕迹从船上清除得干干净净。可是我们其他人，我们只是乘客，邮轮对我们而言既不是家乡也不是工作地，那些黑黢黢的海岸线、灯光闪烁的城市以及岛屿上因阳光灼烤而白苍苍的森林边缘无不吸引着我们，也让我们感到危险。
一天上午，我俯靠在船舷栏杆上，心情忧郁，独自沉浸于神秘空旷的天际线的杳远和哀伤：只有那黑色的大海无边无际，上空是孤独的太阳，燃烧着仇恨的烈焰，我们的邮轮在中间缓缓前行，不知所往，漫无目的！我们看不到的那个远方，无论它是印度还是中国，美国还是火奴鲁鲁，都没有意义。我们面对的唯一的现实就是，我们像一个迷了路的小天体，飘忽游荡在荒凉浩瀚的太空，渺小而孤单。
这时，有人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一只棕色的、毛茸茸的手，手指纤细柔软，上面戴着两只明晃晃的金戒指。原来是我的朋友史蒂文森，他朝我微笑着，在我认识的环球旅行者中，他是最不安分的，但也是最能够自我克制的。我永远忘不掉跟他初次相识的场景：那是邮轮航行在红海上的某一天，他，一个身材精瘦，皮肤晒成了古铜色的人，穿着一件褪了色、打着补丁的薄西装，站在一条帆船上呼唤我们的船，请求搭他一程，身后还有个苦力拿着他的小背包。船上垂下悬梯，他轻巧敏捷地爬上来，头上戴着的热带帽子已经变了形，上面污渍斑斑，衣服撕扯得破破烂烂，身形消瘦，身上散发着一股非洲的味道。他就这样加入了我们这群闲散无事、风度翩翩、一袭白衣的环球旅行者的行列！他伸出胳膊挽上我，拉我离开，向船的左舷走去，那里的瞭望台上已经站着几个乘客，他们平日里穷极无聊，此刻兴致盎然得有些夸张。
“您看见了吗？”史蒂文森指着远方问道。我使劲盯着看已有一会儿，的确看到一些东西，一些从未见过、看不出形状、不真实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并不是大海。
“陆地？”我惊讶地问道。
“尼科巴群岛。”他点点头。
尼科巴群岛？这个名字让我突然间重返家乡小城拉丁语学校里那间昏暗的教室，几十年前我还是个男孩，在那里第一次受到老师责骂，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尼科巴群岛”这个单词，那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群岛的名字，它位于苏门答腊岛以北，勃固湾以南，从地图上看宛如溅上的一道细密的水痕。
自那以后，我从未忆起这些偏远的小岛，大概再也没有听说或者提及它们的名字。倘若不是那位早已离世的老师责备过我，如今我对他也就没有丝毫印象了。可是现在，我突然看到这一小片极其陌生的土地，偏僻而不为人知，我依稀还记得学校挂图上它那模糊不清的形状。它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遥远且渺小，但是轮廓逐渐清晰，岛连着岛，岛下暗石交错，岛上群山连绵，柔美的山峰傲然挺立。那里还有人烟，或许是一支马来部落和几个英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它们或许就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这就是尼科巴群岛！
“您去过那里？”我问我的朋友。
“没有，迄今为止那里还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
“是啊，”我说，“这样频繁旅行难道不会令人感到些许厌倦和沮丧吗？您是到处都去过，您跟我讲过得克萨斯和婆罗洲，讲过马德拉斯和库页岛。连续多日躺在船上，向海里吐口水，身边都是疲惫不堪、虚弱无力的人，总是绕着地球往来于陌生的海岸线之间，最终就连地球都会让人觉得渺小无用，一再重复这样的生活，就不会打心底憎恶吗？”
“没错，”他笑言道，“有时候是很无聊。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我在地球上各大洲都勘探出了石油、铅和锡。工作间隙，也就是那些旅行的日子，当然总是一样的。不过当我在婆罗洲同二三十名苦力进行科学考察，或者在非洲南部连续骑马两三周时，就感觉不到无聊了。大概每个人都有类似的体会。例如您曾经告诉我，您是文学工作者。您投身于您认为重要的一些工作，在其中发泄情感，耗尽全力；工作完成了，您疲惫不堪，心中空空落落，那种急切的兴趣没有了，世界显得广阔而灰暗。您坐在那里，等候着，并且扪心自问，是否真的值得为整个人生殚精竭虑。这条船上的乘客也同样如此，身在途中时，他们闲散无事，等候着槟榔屿或者新加坡的出现，可是一旦抵达，您就会发现同样是这群人突然间紧张急迫地站在打包妥当的行李箱前，呼喊挑夫和小船，收发电报，忽然又生龙活虎起来。”
“或许吧，”我承认，“但是他们毕竟无家可归。他们的父母妻儿和朋友都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他们在新加坡只有不动产，因为要靠这些不动产生利，所以无法脱身。”
史蒂文森微微笑着：“您还是刚到这里。这会儿在您看来，船到热带时人们备感疲顿是一种特殊的疾病。其实并非如此。这就是闲出来的，健康的人即使假装渴望此等清闲，也无法习惯。大可不必认真。”
“这也就是无家可归啊。”我说。
他把帽子向下拉了拉，遮住棕色的额头，说道：“您是自欺欺人。家乡是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在家里以及在家人中间，您也常常会有您现在感受到的这种没有根的感觉。一个人的家乡只会存在于他工作或者从事有价值的事情的地方，没有这种价值感，他在任何地方都会觉得不舒服。不管他在哪里做有益的事情，都不是为了私利而为，尽管他有可能认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和他的国家，但不过都是他自己的假想。我们做事情，是为了人民而做，这样的行为时常会带给我们许多快乐，这就是对我们的回报。我们，全世界我们这些做事的男人，都是同志和兄弟。如果您，像我希望的那样，是一位好作家，那么您的兄弟就是所有和您一样，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致力于同样事业的人，致力于净化人的心灵或者如您现在想要称之的事业。只要您属于这个团体，家乡就在您身边。但是如果您离开这个团体，即使执掌国家议会，您也是无家可归。我，如果您允许的话，觉得自己也是您的同志。您有助于理念的成熟和实施，我帮着发现物质并且创建工作场地。帮助感情得到抚慰和升华，或许也属于您的工作范畴。对此，您懂的肯定比我更多。可是朋友，您看：这种船上的思乡病，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感情；我认为，它根本就不是感情，而只是一种多愁善感。”
此前他没有跟我说过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却适时地给我上了一课。
史蒂文森在槟榔屿就同我们告别了。我看着他如何从船上用英语和马来语朝岸边发号施令，随后只见他鹰首一样的黑脑袋上戴着那顶变了形的热带帽子，乘坐一辆人力车飞快地消失在这座人头攒动的中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