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整体的大文学格局中，类型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占据了文学的大部分份额，这些文学样式以消费娱乐的功能取代了文学的思考认识功能，文学不再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或艺术事业，而只是一种消遣或消费，而只是以想象远离了现实，以模式化的写作取代了真正的艺术创造，可以说在文学的整体格局上，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新文学”构建之前的文学生态；另一方面，仍延续了新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则趋于凝固保守，逐渐失去了与现代中国人经验与内心的有机联系，而且在新文学传统中形成的“文学共同体”——以文学为中心的作者、刊物、读者的密切联系——也趋于瓦解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新文学的终结”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
从五四到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尽管有可以鲜明区分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思想、政治、艺术派别的争论、批判甚至运动，但无论是“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的文学”，或者“工农兵文学”，在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与艺术事业上，却是一致的。而这样的文学理想或文学观念，在今天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新文学”的动力与运作机制
“新文学”在今天所遭遇的危机是全面的，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的基本观念，另一个是文学的运行机制。在今天，这两方面都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相对于文学基本观念，文学运行机制的变化更不易察觉，我们在这里重点考察一下。
在我们今天看来，“新文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运行机制，即：（1）文学的运行方式主要以文艺思潮的方式推进；（2）文艺思潮的形成主要以不同思想艺术流派的斗争、争鸣、批判等方式体现出来；（3）在不断的文学思潮的变化中，不同时期的文学之间有较大的差异，形成了一个个“断裂”。
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主要以文艺思潮的方式推进，“新文学”是在对“旧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此后1930年代左翼文学批判新月派、“第三种人”，也有“京派”与“海派”的论争，1940年代解放区文学建立在对左翼文学及其他流派的批评与超越之上，“十七年文学”充满了社会主义文学内部的批判与运动，“‘文革’文学”则以更加激进的批判方式推进，1980年代文学也充满了不同思想艺术流派的斗争。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发现，“文艺思潮”在文学界的影响渐渐趋于式微，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以文艺思潮的方式推进。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我们很少看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艺思潮”，也很少看到不同思想艺术流派之间的斗争、争鸣与批判，而不同时期的文学——1980年代文学、19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之间也较少“断裂”，更多的则是思想与美学上的“传承”与“延续”。
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运行呢？如果我们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以文学期刊为核心的“纯文学”内部，便可以发现，即使在这一严肃文学领域之中，文艺思潮之间的争论也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貌似更加自然的方式——以代际划分的“60后”“70后”"80后”，这样的年龄划分已经成为文学界最为重要的区分方式。虽然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以年龄相区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年龄的因素从未被强调成现在这样的程度。在19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不同的文学思潮与流派，而在1990年代之后，我们几乎很少再看到以不同的思想艺术追求命名的文学流派。这一状况的益处在于，整体文艺环境进一步宽松，具有独特追求的作家“个人”更加得到彰显，而其不足之处则在于：文艺界由于缺乏思想的交流、交融与交锋，整体上趋于保守与僵化；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与美学观念，只有符合某些特定美学观念的创作才能为文学界所接纳，很难出现有创造性的“新人”；新进作家逐渐失去了一种开阔的历史与思想视野，也失去了发现新经验、创造新美学的动力，很难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想艺术观。
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对不同文艺思想派别之间的论争，以及不同时期文学之间的“断裂”较多注意，但却较少分析产生这些论争与断裂的前提，而在新世纪以来的现在，我们可以更清醒地意识到那些论争与断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存在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条件，这主要包括：（1）文学与社会现实、思想界论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其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而是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2）争论的双方都是严肃认真的，有的将文学作为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有的甚至将捍卫某个文学观点与个人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3）文学的“断裂”与历史的“断裂”紧密相连，并构成了历史“断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文学史上某些论争为什么会出现偏激的言论与严酷的事件，也可以理解文学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时代最为核心的思想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或者说，正是对社会现实与思想、政治问题的关切，才促成了“新文学”的诞生，以及以思想论争的方式发展与推进的运行机制。当我们在今天重新思考“新文学”传统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些前提，而不是以“后见之明”对文学史做出简单的臧否，如同现在不少研究者所做的那样，这在“十七年文学”研究领域尤为突出。
王晓明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但注意到五四那一代作家的创作，更注意到五四时期的报纸杂志和文学社团，注意到它们所共同构成的那个社会的文学机制，注意到这个机制所造就的一系列无形的文学规范，譬如那种轻视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的观念，那种文学应该有主流、有中心的观念，那种文学进程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那种集体的文学目标高于个人的文学梦想的观念……如果把这一切都看成五四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大转变的内在原因，是不是就能有一些新的解释呢？”
在这里，王晓明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学机制”的重要性，但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机制”有着批判性的意见。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以下几点是应该重新思考的：（1）正是这一机制生产出了“五四文学”，我们不能轻易否定；（2）这一机制的重要作用，在于将文学与社会、思想乃至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3）当失去这一机制的时候，文学的发展也就陷入了停滞与保守，停滞是由于思想论争的缺失导致文学丧失了活力，保守是由于文学观念仅停留于停滞之时，而不能再与新时代的新经验发生碰撞与交流，在现实中发展出新的美学。王晓明对“五四文学传统”中负面因素（那种文学进程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那种集体的文学目标高于个人的文学梦想的观念等）的批评十分犀利，也是我们反思新文学传统时应该汲取的教训，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谈论“文学自身”“个人的文学梦想”之时，仍是在“新文学”的内部——即“新文学”的基本观念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来讨论的。当我们的时代远离“新文学”，不再将文学作为一项重要的精神或艺术事业时，也就无所谓“文学的梦想”了。
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的运作机制中虽然存在种种尚待深入认识的弊端与教训，但以思想论争建立起文学与时代、思想、世界的密切联系，这一基本的运作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与珍视的。只有在这一运作方式中，文学才能够获得活力，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五、“新文学终结”之后，会怎样？
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新文学”逐渐瓦解的过程，但是新文学尚未真正终结，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新文学终结”之后，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我想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文学界来说，严肃文学越来越少受到人们关注，而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则大行其道，文学界的生态将会重新返回“新文学”建构之前的状态，文学的功能将更多地转为消遣与娱乐，文学在整个社会领域中的位置越来越边缘；（2）相应地，文学研究机构及生产机构（如作协、出版社、大学中文系等）在整个社会领域中的位置也会越来越边缘，文学研究不再与社会、思想互动，而只成为一种专业研究领域；（3）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将失去文学这一思想空间与公共空间。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中文版序言中，柄谷行人说，“我写作此书是在19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柄谷行人所否定的是僵化的“现代文学”，“这个现代文学已经丧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坏力量，成了国家钦定教科书中选定的教材，这无疑已是文学的僵尸了。”可以说，在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与日本1970年代相似的状况，他试图将“现代文学”及其认识装置“问题化”，从而使文学“展示其固有的力量”。但在我看来，当我们意识到“新文学”正在瓦解之时，我们更有必要从整体上分析其基本观念、运行机制，以把握未来的变化。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传统文学从来没有像20世纪“新文学”这么重要，在经史子集的知识秩序中，文人的诗文集被排在最后，小说、戏曲更被视为卑下的文体，“新文学”将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并赋予了其“新文化”的使命，在20世纪的启蒙、救亡以及精神构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学与作家被人尊重的原因。如果我们将“新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与例外，而现在的文学状况是一种“常态”，那么也必须同时接受“卑下”的命运。
而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文学不再被当作一种精神事业，不再与时代、思想、世界相联系的时候，很多优秀的文学从业者与文学读者，也转身离开了文学。而当这一状况更加恶化时，“新文学的终结”就真的到来了。当然“新文学终结”之后，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文学天才，但他们的处境无疑会更加艰难。而大多数的文学从业者将会在生产——消费的资本逻辑中疲于奔命，“不仅收入得不到保障，很多年轻网络作家甚至因为熬夜写作、劳累过度而猝死”，这样的新闻已不止一次出现在报端。在这里，文学与作家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之中，文学成了消费品，作家则成了文字劳工。
当然，“新文学”还有另外一种终结的方式，也是一种理想的方式，那就是在维持“新文学”基本前提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型的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在变化了的中国与世界之中，发展出一种新世纪的“新文学”：一种新的世界与中国的想象，一种新的美学，一种新的文学运行机制。虽然在现实中，对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有理由乐观，但无疑这是“新文学”最好的道路，或结局。
六、小结
本文从新世纪以来文学遭遇的危机出发，研究了“新文学的终结”对当前文学创作与研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体可以明确以下看法：
（1）当前文学所遭遇的危机，并非某个具体问题的危机，也并非短时期的危机，而是一种总体性危机，这一危机可以命名为“新文学的终结”。
（2）在这一视野下，我们可以将1919-1989年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新文学”），将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新文学”建构、发展以及瓦解的过程。
（3）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了“新文学”的基本观念及其前提：“新文学”将文学视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新文学”与现代中国人的经验及内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文学”不仅在新文化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我们也分析了“新文学”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以思想论争与文学革命建立起文学与时代、思想、世界的密切联系，并以其先锋性开拓新的精神空间。
（5）最后我们探讨了“新文学终结”所可能带来的两种可能：新文学终结之后，文学的生态彻底返回到五四之前；发展出一种新世纪的“新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