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斯言？因为这些大个头的家伙以及煤、钢、石油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国家在价格上控制得较严。这样，改革以来因价格体制不合理，东北人自己吃了大亏，实际上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大贡献，却落了个经济发展水平位次后移，真是有苦难言。与此同时，大中型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对它们挖得很苦，搞得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老态龙钟，效益不佳，影响了东北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仅如此，东北的许多大中型企业是中央直属企业，计划程度高，如何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东北人说了不算，这就影响了东北经济改革步伐以及经济的发展，现在东北人提出“第二次创业”，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东北人吃饭用的盘子大，饭菜数量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的一桌菜，起码实际数量要超过其他地方一倍。有时饭桌上盘子叠成了蔚为壮观的“金字塔”。就这种现象，我请教了一位东北籍的学者，他的解释是：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的内在气质密不可分。东北人生活在宏大广远的环境里，内在精神气质必然与外在环境融合，也是宏大广远的。这种内在精神气质的外在化，便体现为他们所创造出的东西都带有一个“大”字：大盘子、大房子、大火炕等。这解释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信服。
对东北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我取欣赏态度，而对大盘子这种外在形式，恕我不能欣赏。看到硕大的盘子垒成“金字塔”，十成菜吃得剩下六成，躬逢其盛，我有一种负罪感。我固执地认为，慷慨大方应该体现为乐善好施，扶危济贫，而不是体现为浪费东西。有人说：东北物产丰富，浪费点算不了什么。那么我要说，你还能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富？看看人家的宴会上的菜谱，只能说我们的做法是不文明的，是穷摆阔。如果是花国家的钱或大家的钱摆阔，那简直是败家子行为，决不能对此津津乐道，更没有理由自我欣赏。
东北酒风
东北人的能饮善饮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宴会开始，先是“三中全会”(白酒、葡萄酒、啤酒各一杯)，继而是花样百出的劝酒辞，令你无法推辞。“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一喝就必须是一杯；一杯酒过后，主人说：“一条腿怎么走路；必须喝个双喜临门。”两杯酒喝完，主人发了话：“这第三杯更得喝。党的三中全会政策好不好？好。不反对三中全会，这杯酒就得喝。”事关政治问题，立场问题，你能不喝吗？酒过三巡，面酣耳热，主人大呼“换碗上来”，于是大家一齐醉倒。
酒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好饮善饮是东北人的天性，是东北人的可爱之处，适可而止，则无可厚非。但如要弄到“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则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在宴会上死乞白赖变着法儿强迫人喝酒，更是不文明的表现，不仅不能加深感情，还会伤害感情，有时还会误事。现在人们到东北来，首先发怵的是如何对付喝酒问题。这还不该引起东北各级领导的重视吗？在东南沿海，现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劝酒，主随客便。我看东北的党政领导应该把不劝酒作为一项规定，专门发个文下来。不知道这算不算小题大做？
在民间场合，以赌赛喝酒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我以为也是可笑复可怜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这话是当不得真的。大丈夫万世流芳，关键是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不在于酒量大小。古来饮者留名的，是因为都是有真本事的。“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以诗传名的，他的好饮便成了美谈。如果没有任何特长，只是能饮，别人除了说你是酒桶，还能说什么？当然，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但是普通人只要敬业诚实，恪守诺言，做好自己那份事情，同样可以让人尊重，而不在乎能饮与否。
（原载于《党风月报》1994年第1期，发表时用了笔名）
我有一个梦
人必须有一个肉体，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欧洲一位哲人曾无限屈辱地说：“我是它的老仆人，它强迫我为它洗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为肉体所累。因为在高度分工、高度专业化的文明社会里，为了满足肉体的各种需求，我们一刻也离不开他人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因而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与欺骗，给我们带来屈辱与烦恼。
比如，在城市的大街上乘坐公共汽车，有的售票员小姐一开口，就可以噎人一个跟头，其言辞之锋利令人生畏。久居城市，尝到过几次厉害，自知我辈不是对手，懂得了小心翼翼，三缄其口。外地人，尤其是乡下人不晓得这一点，明明小姐满脸黑云，或因这个月奖金太少，或因刚买的化妆品又是假货而一肚子不高兴，偏偏这时候去买票，还要多嘴多舌：“买票。”“买到哪儿，说话！”“俺第一次来北京，哪儿热闹买到哪儿吧。”“哪儿热闹买到哪儿！火葬场热闹，你去吗？”
在生活中我们还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花上百元钱买一双皮鞋或旅游鞋，穿不到两天，鞋底与鞋帮就分了家；七八块钱买双线袜，洗一次就走了样，一只袜子可以装进去两只脚；如果你碰巧买了假药、假酒，那就更糟了。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很容易产生一种可怕的“涟漪效应”。比如，公共汽车售票员在百货商店遭了白眼，就可能拿某位乘客出气；如果这位乘客是位小学教师，她就可能拿学生及其家长出气；如果这位家长是个警察，一肚子不高兴上了班，就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找司机的茬儿，扣车、训人；再比如，如果农民买的化肥、农药是假的，误了农时，收入减少，他们就可能往棉花里掺土、往猪肉里注水，进行报复；纺织厂、副食店吃了亏，就可能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从消费者身上找补回来。结果，不多的几个“癌细胞”迅速扩散，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与不信任，生活中我们就得时刻提防受伤害与蒙骗。人这样活着，该有多累！
为了逃避，我经常这样幻想：人如果没有肉体，只有灵魂该有多好！那样我们就可以免除以上烦恼，自由轻松地活着。然而，这终归是幻想，肚子的咕咕叫，注定要把我们从幻想的天空拉回到尘世，我们仍然必须为了满足肉体的各种需求去奔波。
既然灵与肉不可分，既然为了满足肉体与灵魂的需求，我们相互依赖，唇亡齿寒，那么，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濡以沫，互相帮助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以感恩的心情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为他人服务呢？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句歌词虽然有点儿不科学，表达的愿望却是美好的。
这就是我的梦，但愿梦想成真。
（原载于《是与非》1994年第10期）
城里人与乡下人
一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酒过三巡，菜上五道，衮衮诸公都有点面酣耳热了。座中一位用餐巾擦擦油汪汪的嘴，主动要为大家助兴，把今晚的聚会推向新高潮。
“一个山东乡下人来到北京，好不容易挤上了公共汽车。咣当一声，车门关上，山东人大喊一声，‘同志，你夹住俺的腚了！’‘什么腚呀腚的，那叫屁股，土老帽！’售票员很不屑地说。‘同志，俺买票。’‘买到哪儿？’‘俺，俺买到安屁股门！’”席间一阵哄堂大笑，推杯换盏，气氛更加热烈起来。
这是一个在北京非常流行的笑话，每次有人讲，都能收到良好的娱乐效果。因为我来自农村，对笑话背后表达的对农民的歧视十分愤怒。每次听别人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个笑话，在座的人享受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都会不合时宜地站出来：“查查诸位的祖宗三代，大家进城才几天，不要数典忘祖”，一下子败了大家的兴。
现在，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司空见惯，而且成了一种时髦。比如，经常听到城里人酸溜溜地说，“现在老乡富了”，“现在有的老乡也当上董事长、总经理了”，“新鲜事，现在农民也开上汽车了”，等等。弦外之音，农民压根就不应该富，就不应该当董事长、总经理，不配坐小汽车。再比如，公共汽车上，如果一位女士旁边站着一个农民工模样的男人，她就会眉头皱得紧紧的，做委屈状、厌恶状、不安状，好像那乡下小伙就要对她非礼了。再看那年轻的农民，努力保持着与别人的距离，紧紧抓住扶手，生怕接触了别人身体，招人讨厌。
与城里人相比，乡下人确实文化水平低，少见识，不文明。比如，有的农民虽然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身家，当了董事长、总经理，但是身着西装却脚蹬布鞋，领带系在毛衣外边晃来荡去，土洋土洋，反而透着更土；有的农民在公共场合被抓住随地吐痰，死活不肯掏那5毛钱罚款，有的实在赖不过了，掏出1块钱，很气派地再吐一口痰，“不用找零钱了！”但是，如果城里人往深里想一想，为什么农民没有城里人文明、有教养，就不会那样理直气壮地鄙视他们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要消除“三大差别”，而实际上公共资源多数投到了城市，教育和文化设施条件好得多，使城里人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和接触现代文明，变得相对的文明和有教养。在农村，许多人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少学校还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没有机会见识现代文明。而谁能够成为城里人，是生下来就注定的。生在了城里，就可以进机关、工厂当干部、当工人，做一辈子城里人；生在了农村，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一辈子地球。城乡隔离的政策，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实现鱼龙蜕变，可以逃离农村，更多的人是跳不过“农”门的。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是不爱巧珍，从乡下人变成“公家人”，对他的诱惑太大了。他的痛苦与矛盾，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司汤达写作《红与黑》，对于连有道德谴责，但也抱有深深的同情。看《人生》，如果只是鄙薄高加林，那是相当浅薄的。
二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一声令下，成千上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农民们不懂反帝反修的大道理，不知道自己大字不识一个，怎样去教育来自城市的文化人。在他们看来，本来乡下就地少人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里娃是和乡下人争饭吃来了。尽管满肚子不乐意，念及孩子们远离父母不容易，他们还是张开怀抱给予关心，帮助城里孩子盖了房子、安了家，一碗饭分给城里娃一半。
后来，城里娃回到城市，伸开手让人看他们手上的老茧，诉说着他们在农村吃的苦、受的累、遇到的委屈。有本事的，还把他们在农村的苦难以及在农村看到、听到的龌龊事写成书、拍成电影，赚了钱，出了名。
再后来，一些不安分的乡下人也跑到城里来了。城里人开始抱怨了，乡下人来到城里，城市变得拥挤了，不安全了。一些理论家就如何对付城市流动人口献计献策，格外起劲。一般城里人更干脆，把乡下人赶回乡下去！这其中，有不少当年的知青，受过人家的恩惠。
且不说城里人这样做是否薄情，作为一个现在的城里人，我不禁为城里人捏一把汗：果真把乡下人都赶回去，城里人还能活得这样滋润吗？
几十年来，我国实行“铁饭碗”、“大锅饭”，以及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已经使一些城里人贵族化了。他们根本不满足什么按劳分配，而是希望少劳多得，甚至不劳多得。这些年，一方面城里不少人待业失业；一方面，有些脏点累点的工种，在城里根本招不到人干，像翻砂、环卫、锻造、纺织、建筑等工种和行业，只能从农村招工。在有的企业里，真正卖力干活的，是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合同工。上海人就说：“上班白相相，干活靠阿乡。”城里人只看乡下人长着一张口，要吃饭，要穿衣，看不到乡下人也长着一双手，能劳动，能创造。改革开放以来，眼瞅着高楼万丈平地起，混凝土里搅拌着乡下人的汗水；乡下人到城里开饭馆、开发廊，城里人不再为吃饭难、理发难犯愁；成千上万乡下姑娘进城当保姆，为年轻父母解除了后顾之忧。
心理学家指出：在乘公共汽车时，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想不到一块去。车上的人说，够挤了，快开车！车下面的人说，等等我，别开车！现在城里人已经“上了车”，就讨厌乡下人再往上挤。然而，农村城市化，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听城里人吆喝。所以，城里人最好还是欢迎农民到城里来，大家一起乘上城市列车，共同奔向文明与富裕。
（1995年3月）
《中外吃人史话》序
泰始之初，鸿蒙开辟，一群猿猴从大树上溜下来，从地上站起来，折木为耒，敲石为刀，开始从事原始耕种和狩猎活动。从此人猿揖别，掀开了人类历史的篇章。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是劳动创造了人。经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的智力不断改进，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要生存，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外族斗，必须齐心协力，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有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文化规范。历史上各民族的圣者、贤者为他们的人民树立了榜样，对人民实行教化。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随着人类毛发变得越来越少，也逐步变得文明、高雅、理性，与自己的祖先渐去渐远，与动物的区别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