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喝了看门人端过来的咖啡。这之后的事情,我就记得不清了。不管怎样,那天晚上一点点过去了。我只能回想起那一会儿发生的事情。我一睁开眼就看见那些老人一个个蜷缩在椅子上睡着了,就一个还清醒着。他的下巴压在拄着手杖的手背上,双眼死盯着我看,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我醒过来。不久,我又沉入了梦乡,因为腰疼得厉害,我醒了一会。
不知不觉间,清晨第一缕光线照在了玻璃天棚上。大约一两分钟后,其中的一个老头醒了过来,开始咳个不停。他拿出一块大手帕,向里面吐痰,每吐一次痰,都像在呕吐。这么大的动静吵醒了其他老人。看门人告诉他们该起来了。他们立马都站了起来。经过这场长时间而又辛苦的守灵,他们脸色灰暗。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和我握了握手,似乎这个晚上,虽然我们连一句话都没有交流,还是使我们变得亲密起来了。
我真是筋疲力尽了。看门人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在那儿我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他给我泡了更多的牛奶咖啡,这似乎非常适合我。一走出房间,我便发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在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岭上空,红光一片。早晨的风徐徐吹过,夹杂着海盐的味道。这预示着今天将是一个艳阳天。我已经几年没来过农村了,要不是待会还要出现在妈妈的葬礼上,在这里散散步还是非常惬意的。
结果,我站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开始等人。闻着泥土散发的凉爽气味,我忽然发现自己清醒了很多。我又想起来办公室的同事们,忖思着,现在这个点,他们估计开始准备起床上班了。这个时候,对我而言,经常是一天中最难挨的。我又接着想了大约十多分钟。忽然,养老院的铃声响了起来,这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我甚至能看清屋子里的人在干什么。不久,一切又重新恢复了平静。太阳升得更高了,连我的脚都感受到了热气。看门人穿过院子,走了过来,传话说,院长想见我。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拿出一些文件来让我签字。我注意到他穿了黑色礼服和条纹长裤。他拿起电话,看着我说,“殡仪馆的人早到了,他们就要封好棺材,如果你还想见你母亲最后一面,我可以让他们稍等一会?”
我说了一句“不用了”。
他对着电话,压低声音说,“可以了,菲亚克,告诉你的人可以盖棺了。”
接着,他告诉我说,他会参加葬礼,我向他道了谢。只见他翘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桌后面。他还说,除了值班的护士,就只有我和他参加葬礼。养老院的老年人不准参加葬礼,这是规定,尽管没人阻止他们参与昨天晚上的守灵。“这是为他们好,”院长对此解释说,“这样做可以防止他们情绪过度悲伤,可是考虑到特殊情况,我已经允许你妈妈的一个好朋友和我们一道送她最后一程。他的名字叫多玛·贝雷兹。”说到这儿,院长笑了起来,“说起来非常令人感动,他和你妈妈几乎形影不离。其他老人戏谑地称她为他的‘未婚妻’,并且郑重其事地问他,‘你什么时候娶她呢?’他则哈哈大笑地回应他们。实际上,这个玩笑逗得他俩都很开心。所以了,你也能猜测到,他对你妈妈的死感到心痛欲绝。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他想参加葬礼的请求。可是,我还是谨遵医嘱,昨天晚上,没让他去守灵。”
有一会儿,我们坐在那儿一句话也没有说。之后,院长起身来到了窗户旁边,又开始说了起来,“看,玛朗戈的神父早到了。”他提醒我说,教堂位于乡下,从这步行到教堂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于是,我们走下了楼。
神父已经在太平间的门口,和两个唱诗班的孩子一起在那里等着我们。其中的一个小孩手拿香炉,神父正弯腰帮他调整好香炉上银链条的长度。一看见我们,他直起了腰,开口向我们寒暄了几句,称呼我为“我的孩子”。说完,他领着我们进了停尸间。
一进来,我就注意到棺材旁边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男人,而且上面的螺丝钉已经拧好了。同时,我还听见院长说柩车已经停在院子里了,神父开始祷告起来,接着每个人都动了动。四个黑衣人走向棺材,这时神父、唱诗班和我一起走了出来。在门口,站着一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夫人,院长指着我向她介绍说,“这位是默尔索先生。”我没有听见她叫什么名字,可是我猜她是养老院的一名护士。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仅仅点头示意,在那又长又瘦的脸上竟挤不出一丝笑意。为了能让棺材过去,我们站在离过道稍远的地方。尾随着抬棺人,我们走出了养老院。长方形、漆得锃亮、看起来有点像文具盒的柩车早已停在了大门口。
在它旁边,站着一个小个子,穿着滑稽的葬礼司仪,紧挨着他的是一个看起来拘谨、羞涩的老人,这位正是我妈妈的特别好友:贝雷兹先生。老贝雷兹头戴大帽檐的软毡帽,在棺材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脱帽致意。他长长的裤管拧在一起,堆在皮鞋上;黑领带打结太少,而白衬衫又开口过大,这样一来非常不协调。他鼻子上布满了小黑点,而且嘴唇哆嗦个不停,满头的白发非常柔软,紧贴头皮,耳轮扭曲,耳垂耷拉着,在白衬衣的映衬下,血红色的耳朵更显得怪异与刺眼。
司仪为我们各自安排好位置:神父领头走在前面,接着是柩车,四个黑衣人走在柩车四周,我和院长走在柩车后面,护士代表和贝雷兹先生跟在最后。
天上艳阳高照,空气中热浪滚滚,一波接着一波地炙烤着我的后背,一身黑色衣服更加容易吸热。我实在搞不懂我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上路。贝雷兹老头本来戴着帽子,现在又摘了下来。我扭过头去看他的时候,院长又给我多说了关于他的事情。我记得院长这样说道,“碰到凉爽的傍晚,你母亲和贝雷兹先生经常在一个护士的陪同下溜达,有时候,他们竟一直走到乡下,当然了,是在一个护士的陪同下。”
我看着周围的田野,一行行柏树与天边和山岭连接起来,野地上红绿相映成趣,几处房屋点缀其间,我终于能体会到母亲的心情了。傍晚时分这个地方应该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忧伤。而现在,热辣的太阳炙烤着这片大地,这是多么冷酷无情与狂躁失望呀!
最后,我们终于开始出发了。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老贝雷兹有点瘸。随着柩车速度的加快,这个老头就给甩在了后面。走在柩车旁边的一个人也落在了后面,渐渐就与我并驾齐驱了。太阳升起的速度太快了,我好奇极了,而且还发现嘈杂的虫鸣声和簌簌的草动声早已在野地里恭候我们了。汗滴从我脸上淌了下来,因为没有帽子当扇子,我只好拿起我的手帕扇了起来。
殡仪馆的某个人转向我说了什么,可是我没听懂什么意思,说话的同时,他还用右手抬了抬帽檐,左手不停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我问他说了什么。他指了指天说,“太阳太毒了,是吧?”
“的确。”
“你母亲今年多大了?”
“嗯,一年比一年老。”事实上,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确切的年龄。
说完这句话,他便默不出声了。扭头看了看后边,我发现贝雷兹老头已经远远落在队伍后面五十多米了,只见他手里摇晃着扇子,匆忙地往前赶着我们。同时,院长表情肃穆,也在紧跟着我们,尽管脸上已经大汗淋漓了,也没有动手去擦。
我意识到队伍走得更快了。不管何时我看一眼骄阳高照下的田野,毒辣辣的光线总是让我睁不开双眼。不久,我们走上了一条新修的柏油马路,路上的新铺的柏油在烈日的烘烤下融化了,每走一步,大家的脚就会陷下去,留下一行行亮亮的鞋印。前面车夫的黑皮帽子,看起来就像一团悬在棺材上面的黏糊糊的皮子。这一切让我晃晃悠悠地似乎进了一个奇怪的梦境,蓝白相间的天空、周围的人清一色暗淡的穿着、黑漆漆的棺材、漆得黑亮的车子,而且还夹杂着各种味道:皮革味、马粪味、漆味、香炉味,一夜未眠的我走在其间,两眼恍惚,迷迷糊糊,似梦非梦。
我又一次回头看去,贝雷兹离队伍更远了,几乎完全被一片热腾腾的雾气给挡住了,后来以至于无踪无影了。用眼睛仔细寻找了一会,我猜他一定是放弃大路,而从野地里斜穿过来,因为大路在前面折了一个弯。很明显,他对这儿非常熟悉,为了快点赶上我们,早已找到了一条近路。在我们沿着路转弯后不久,他就追上了我们,可是接着又渐渐落在了后面。实际上,这样的情形,在后来的半个小时内重复上演了几次。很快地,我不再关注他的追赶游戏,太阳穴开始疼了起来,我几乎一步都挪不动了。
接下来的每件事都快速地过去了,都没有在我脑海中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细节。仅仅一件事成为了例外,那就是护士代表在村口和我说了些话。她的声音,我觉得有点奇怪,是那类抑扬顿挫又有些颤抖的声音,这和她的面容非常不协调。她用这种声音对我说,“如果走得慢的话,可能会中暑;假若走得快的话,一出汗,到了清凉的教堂可能会感冒。”我懂得她的意思:人们无路可走了。
这一天其他的所见所闻我也能记起一些,例如,最后时间赶上我们的老贝雷兹大汗淋漓的脸庞,他不知是累的,还是太过伤心,眼中的泪水落个不停。可是,由于他脸上的皱纹,泪水竟然滑落不下来,就这样挤在了脸上,最后给整张脸铺上了一层水。
我还记得教堂的样子,大路旁的村民,坟地上的红色的天竺葵,这种花落下的花瓣,以及土中白白的树根和撒在妈妈坟墓上红色的土夹杂在一起。而接着,人更多了、冒出了更多的声音,我站在咖啡店的外面等着车,马达在我耳边轰鸣,当汽车载着我迈进了灯火辉煌的阿尔及尔时,我开始带点小兴奋地想象着马上可以舒服地躺在床上的那种喜悦。
第二节
一觉醒来后,我立即明白了为何当我向老板请两天的假时,他满脸不高兴的原因了,今天是星期六啊,难怪他会不高兴了。我之前从没有想到这一点,起床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非常明显,他觉得,加上周末就相当于我请了四天的假期,这当然会让他不痛快了。可是从我的角度来考虑,妈妈葬礼安排在昨天,而不是今天,这可不是我的错。再者说了,不管怎样,两天的周末都是我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可这并没有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情。
昨天真是累坏了,起床真是太痛苦了。在刮脸的那会儿,我一直在寻思上午怎么打发时间,还是觉得游泳不错,我决定就这么着了。于是我坐上了电车,直奔海滨浴场。
像平常一样,游泳池里挤满了年轻人。玛丽·卡多纳也在其中,她以前是办公室里的打字员。那时候,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而且觉得她对我也有好感。可是,她很快就跳槽了,我们的办公室恋情根本来不及展开。
扶她下水的时候,我假装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胸部。她爬上了橡皮艇,而我还在水里。一会儿她转身看我,发现头发遮住了眼睛,她笑了起来。我也爬上了水艇,紧挨着她。天气适宜,半玩闹半认真地,我头枕着她的大腿平躺了下来。看起来,她没有生气,就让我那样躺着。抬起头,满眼都是天空,蓝蓝的,还夹杂着金黄色,我感受着她的肚子在我头顶下起伏。在水艇上呆了半个多小时之久,我们都昏昏欲睡。渐渐地,太阳越来越热了,她跳下了水,我也跟着下了水。一追上她,我伸手搂住她的腰,一起游了起来。她一直笑个不停。
在池边,我们擦干身上的水,她说,“一晒,我比您还黑。”我问她是否能赏脸陪我一起看晚上的电影。她又笑了,说如果去看现在大家都在聊着的、由费南戴尔演的那部,她就去看。
当我们穿好衣服,她盯着我的黑领结,问我是否在戴孝。我解释说我妈妈刚去世。她问什么时候?我回答说昨天。她没再说什么,尽管我感觉她在颤抖。我开始给她解释道这并不是我的错,想到我已经和老板说过类似的话,我就没有说出口。我觉得说这些是多么愚蠢。然而,不管是否愚蠢,我觉得一个人总是难以自已地内疚。
不管怎样,那天晚上,玛丽早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了。这部电影的其中一部分非常搞笑滑稽,但也非常愚蠢。看电影的时候,她用腿蹭我,我就抚摸她的乳房。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亲了她,可是动作非常笨拙。最后,她跟着我来到了我住的地方。
我一醒过来,就发现玛丽不在了。她告诉我一大早她就需要去婶婶家。我记得,今天是星期天,是我一周中很讨厌的一天。于是,我换了个姿势,慵懒地闻着枕头上玛丽的头发留下的咸味。结果,睡到了十点才醒。醒来之后,我还是懒得起床,躺在床上吸烟直到中午才起来。到了吃饭时间,我决定不再去那家我经常去的赛莱斯特饭店,因为我确信他们一定会问东问西的,我这个人非常讨厌被人盘问。因此,我自己在家煎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完,没有吃面包,因为家里没有了,而且我嫌下楼买麻烦,就没有买。
吃完午饭,我非常无聊,就一个人在房间里转了几圈。当妈妈还在的时候,这个屋子不大不小;可是现在,一个人了,我觉得房间太大了,它是如此空旷,以至于我把客厅的桌子搬到了卧室。现在,我只用这一个房间。这间屋子里有一个梳妆台,一张铜床,一个镜子发黄的柜子,几把坐垫有点塌陷的椅子,这些家具足够我用了。房间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用过,因而我也不必费心打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