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战略与西部梦想
◎陈晋
一、三线决策：从重点抓手到全局方针
2001年3月，有位作者为新出版的《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寄给北京某报，责任编辑大概是位年轻人吧，提笔就把文中的“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看来，在他的记忆库存中，搜索不到三线这个主题词，觉得是作者出现了笔误。
时光倒回半个世纪，“三线”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题词。何谓三线，按毛泽东的构想，简单地说，就是东部沿海边疆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内地纵深地带为三线。何谓三线建设，就是加强三线地区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把东部沿海的一些工业转移到西部，改善沿海与内地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
正式部署三线建设，是1964年5月间的事情。毛泽东做战略决策，一贯特点是善于找抓手，突出重点。搞三线建设，他反复讲四川的攀枝花，即为一例。1964年5月，毛泽东先后在南京、蚌埠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谈到国防建设时，他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页。）这是正式文献中能够查到的他第一次谈到攀枝花。毛泽东看重攀枝花，是因为那里有世界藏量第一第二的钒钛铁矿，地理位置也符合要求。为推动三线建设的决策，他紧紧抓住攀枝花钢铁基地不放，还说了一些很富个性色彩的话来表达急迫心情。诸如：“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北京出了问题，有了攀枝花我就不怕了”；“攀钢建设不是钢铁问题，而是战略问题”。
这些个性化语言产生的感染力和动员力，在中央决策层产生的影响，可说是立竿见影。1964年5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方针。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讲到这里，其他与会者纷纷插话。罗瑞卿：“主席说到西昌开会。”邓小平：“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来搞攀枝花。”李富春：“是个大家下决心的问题。”在李富春谈到三线工业布局要重视攀枝花时，大家又分别插话。***：“现在不着手搞三线，时间来不及了。”邓小平：“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多少年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逼着我们先把西南的搞起来。”周恩来：“里头有战略问题。”（《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三线建设战略就这样在中央决策层达成共识。
当然，具体落实这个战略部署，则需要理性和客观。对此，毛泽东同样是先拿攀枝花说事。他讲：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8页。）要做到不毛糙，就需要确立合理的建设方针。毛泽东做决策，抓攀枝花这个重点，是为了推动三线建设这个全局，而三线建设这个全局，又属于“三五”计划这个更大全局中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要确立合理的三线建设方针，就必须融进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思考，进而触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有三个观点，非常明确。
一是搞经济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按规律办事。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要改变计划方法，考虑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为此，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三五”计划要突出“一个屁股”（基础工业）和“两个拳头”（农业和国防工业），要把屁股坐稳，让两个拳头更加有力。他还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人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0-1021页。）
二是搞经济建设，要打歼灭战，基本建设不能拉得太长，规模上要留有余地。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攀枝花钢铁基地有六个布点方案，明确表示：在宜宾布点，又没有煤，又没有铁路，还得修内昆铁路，还要疏浚金沙江，宜宾不要搞了。1965年6月16日，他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认为盘子太大了，“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3页。）毛泽东提出的“三五”计划规模，总盘子预计是800亿到900亿元，最后实际计划是850亿元，比当初设想的1080亿元少了230亿元。做这样的调整，显然是吸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具体到三线建设项目如何打好歼灭战，毛泽东还在1965年1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三是搞经济建设，不能脱离老百姓，必须保障人民生活。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时，明确讲：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大家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还说，“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3页。）稍后提出来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著名口号，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为了落实三线建设战略，中央还成立了西南和西北两个三线建设委员会，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办公室。攀枝花建设项目，则由周恩来安排部署，邓小平赴攀枝花决策指导，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具体负责。1966年上半年，国家部委有43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到四川三线工地调研蹲点，大部分人都到了攀枝花。其中就有被毛泽东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彭老总不愧为军事家，他提出西南三线建设要保“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指攀枝花，一线指成昆和贵昆铁路，一片指六盘水、重庆兵器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跨越三个五年计划，一共向西南和西北地区投资2050亿元，动员400多万军民参加。一大批三线企业和配套的科研院所，在当时有保密性质，在社会上很少宣传，加上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不太熟悉，或在情理之中。不能责怪那位把“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的青年编辑，毕竟，他还记得时间更久远的抗美援朝战争。三线建设固然不像抗美援朝那样，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国际国内的局面，但如果把三线建设放到广袤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发展进程中，放到19世纪到21世纪民族复兴的历史变化中，作前后勾连，它的作用和影响，则别有一番风景。
二、西部梦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西部能否发展起来，发展得怎么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近代以来已逐步凝结成为一种“西部梦”，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
这个梦想的触发点，毫无疑问是和中华民族应对外来侵略的被动局面联系在一起的。最先关注这个问题的是学术界。19世纪中期，以张穆、何秋涛等史家及其著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兴起，即是对强邻四逼、边疆危机的敏锐反映，同时也将西部在御敌安边中的重要地位，突现了出来。1874年，在李鸿章、左宗棠、王文韶等清末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东部海防和西部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这场争论，一下子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把西部和东部对国家安全具有的同等战略价值，摆到了人们面前。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国。人们的西部梦想有了新的内容。孙中山制定庞大的救国实业计划，提出“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率先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部。1920年，他在为谢彬《新疆游记》写的序言中又说，未经开发的西部，“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还有个叫林竞的人，在其《亲历西北》一书的自序中，称西部是“国家之安危所系”，“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他呼吁国人，“应以全国之资力才力，从事经营”，“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林竞：《亲历西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成为全民抗战的大后方。大量机关、工厂和院校内迁，使人们对西部在推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认识。这当中，尤以一些学者为甚。1941年，陈寅恪在为朱延丰《突厥通考》写的序言中提出：“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历史学家钱穆1937年曾游历西部，深感“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当时，美国人华莱士从西北入境中国，对中国派出的欢迎使节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象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这个说法，深深打动了钱穆，以至1951年他在台北的一次演讲中还讲到此事，并发挥说：“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3、116、117页。）
前人经略西部的梦想，总的来说，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但他们虽然看到了西部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但留下的是空谷回音般的呼吁，很难转换成切实的谋划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开发西部，必须交通先行。新中国一建立，西部交通建设便紧锣密鼓地铺排开来。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题词说，“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天兰铁路随后通车，又题词，“继续修筑兰新路”。急于开发之意，豁然跃出。修建康藏公路，有两条线路之争，毛泽东果断拍板，“采取南线为适宜”；康藏公路开工，他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他又题词，“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帮扶西部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西部新疆、西藏的开发建设，毛泽东更有很深期待，很多设想。前些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分别同西藏、新疆合作编辑出版了《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和《新疆工作文献选编》，里面收录毛泽东不少有关这两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各方面建设的文献，中心意思是要帮助西藏、新疆尽快发展起来，这对全国的作用很大。他1959年甚至同班禅说到：各地都搞起了工业，只有西藏没有搞，西藏民主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
西部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建成的一批交通设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第一轮成果。毛泽东1952年和1953年还先后考察了郑州以下的黄河和武汉以下的长江，由此提出了开发利用西部水资源的两个宏大设想：长江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工程。这两个设想今天已经实现，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