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西部的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上游流域是西部血脉和精粹所在。寄情西部的毛泽东，还设想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他规划的具体行程是：沿黄河往上一直走到昆仑山，到达通天河，再从那里翻过山到长江的发源地，然后沿金沙江而下到长江。立志考察这些地方，自然与经略和开发西部有关。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和红军从西南云贵川到西北陕甘宁的路上，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岁月，随后长期经营陕甘宁地区，打下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这样的经历，无疑使孕育两大母亲河的西部，给他留下特殊的印象，增益具体的认识。的确，毛泽东的一生，似乎像中国大地上一位没有终点的旅行者。地理意义上的游历，当然是以精神和社会层面的探索，以国家的改造和发展抱负为底蕴的。有人甚至做过这样的比喻，黄河犹如凸起的弓背，长江恰似拉满的弓弦，这两大母亲河把中华民族编织在了一支蓄势待发的箭上。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相撞的西部，仿佛是一具坚韧的骨骼，往东延伸的无数河流，则像是条条充盈的血脉，这西高东低的地貌走势，恰如一个民族准备腾飞崛起的身姿。按这个比喻，毛泽东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计划，或许是要细细扣问西部的地理、资源、气象、人文、风俗：西部如何得发展？西部梦想如何得实现？
1964年8月，毛泽东准备骑马出发了。不巧的是，8月5日越南发生“北部湾事件”，美国军队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还调集大批舰艇，云集越南北方沿海一带，径直北向的战火，威胁到中国。8月6日早晨，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9页。）直到晚年，他还为失去这次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机会遗憾再三。不过，也正是1964年取消远行计划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挟带西部梦想的三线建设，遂正式登场。
三、三线建设：从两个战略目标看效果
毛泽东为什么会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实施这个战略与西部梦想有什么实质关联？事实上，早在1956年开始谋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方略时，毛泽东就向西部内地投去长远的战略目光。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这个设想，可视为三线建设的思想源头。同时表明，毛泽东1964年决策三线建设，有两个鲜明的战略目标。
三线建设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在西部构筑备战基地。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家安全天然的战略后方。一般认为，三线建设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始于1964年，但两年后“文革”爆发，有些停顿。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珍宝岛战斗，三线建设再掀高潮。当时的备战氛围很浓，中央高层还有人提出一个“北顶南放”的应对方针，即如果苏联从北边打过来，我们需要顶一下；如果美国军队从南边打进来，就放进来再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益加紧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是部署三线建设的直接起因。所以，毛泽东推动三线建设，几次讲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他脑子里还常常浮现苏联在德国进攻面前准备不足的教训。1964年8月20日，他对搞计划工作的薄一波强调，要在新的战略方针下调整工业布局，“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
当然，战争有打和不打两种可能，我们要争取不打的可能。备战恰恰是争取这种可能的必要策略。毛泽东当时就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7页。）这就是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辩证法。在苏联和美国对中国都有战争威胁的情势下，搞三线建设这样的备战措施，等于是在西部纵深地带为国家安全购买了一份“保险”，不能因为后来没有出险，就轻松地指责花钱投保是浪费之举。中国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至今未曾使用并宣布将来也不会首先使用的原子弹，也是这个道理。实践证明，三线建设筑起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超级大国周旋赢得了时间和砝码。
三线建设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西部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很明确，70%的工业在沿海，30%的工业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1964年，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几年调整，发展势头起来了，在“三五”计划中突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战略，实现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均衡发展这个既定方略，也是水到渠成之势。为此，在部署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强调不要只是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要综合配套，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要同时并举，备战和长期建设要统筹考虑。1965年1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这番话，事实上把三线建设看成了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国防战备的重任，一头挑着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任。所以，邓小平1966年1月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意义很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1892页。）
在毛泽东看来，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利于打开对外经济交流的通道。早在1963年会见尼泊尔外宾时，毛泽东就谈到修建从西藏到尼泊尔的公路。他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通往拉萨的铁路，等到铁路到了拉萨，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一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念兹在兹。1973年底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一行时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修了一条公路也没有多少用处。你们跟我们的西藏做生意，很少，要跟我们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我就是想修铁路这件事。”谈话中，毛泽东建议让外国驻华大使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在专门点了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后，又说：“我这个提议还包括四川、贵州这些偏僻地方”，“世界上就有那么一块地方，名曰中国嘛！这个地方有的地方有些事办得好，有些事办得不好呢。”（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9页。）“偏僻”的西部，发展不快，大概就是萦绕在他脑际办得不那么好的事情之一。
当然，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特殊国际背景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提出来，又是在“文革”严重干扰环境中实施的，难免挟带着时代的痕迹。诸如有的项目论证不充分，选址上过于强调靠山、分散和隐蔽，还有投入和产出比例问题，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憾。但总体上讲，是瑕不掩瑜。说清难掩之“瑜”，则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企业“搬家”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东部沿海的工业生产力？三线建设并不是把东部沿海的企业掏空。邓小平1964年10月1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很明确：“是把一线地区重要的技术力量、设备样机搬到后方去，是利用一线的技术力量发展三线。沿海地区的企业还要继续发展生产，搞机械化、自动化。”实际操作也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三线建设固然影响了东部企业的强劲发展，但不至于伤筋动骨。以钢铁企业来说，“三五”计划就强调继续发展一二线的鞍钢、包钢、武钢、太钢等，并未因三线建设而伤了东部沿海基础工业的元气。
第二，三线企业效果到底怎么样？确有一些企业，存在先天不足，后来在发展中面临不少困难。不过，1984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曾经开展全面调查，认为在所有1945个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建设成功的占48%，基本成功的占45%，没有发展前途的仅占7%。大体表明，三线建设这根扁担，确实挑起了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
第三，三线建设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作用如何？事实是，三线建设以前，虽然也讲要支援西部，但没有具体抓手，三线地区生产能力有限，靠自己发展始终较慢。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过去比较落后和闭塞的西南、西北及湘鄂豫三省西部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起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和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自贡、绵阳、遵义、宝鸡、汉中、襄樊等古老城镇焕发了青春，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太原、银川等西部的中心城市，经济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而显著增强。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基本上打通了西部发展的脉络。这些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也使三线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费孝通先生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进步，正是落实前人孜孜以求的西部梦想的一次比较集中的效果。
四、西部发展：从三线建设到“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三线建设的战备意义自然下降，大部分三线企业随即进入调整改造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线企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对此，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1983年12月27日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出，三线企业“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三线建设的企业本来就有“剑”有“犁”，既有军工企业，也有基础工业，更不用说大量能源交通企业了。在调整改造中，三线企业“化剑为犁”，实现军民融合或军转民的转型发展，虽然历经痛苦，但对西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毕竟是有了相应的积累，奠定了物质、管理、技术和人才基础。如今西部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企业，便是三线建设时打下底子，调动积累，通过转型和二次创业，得以成功的。
需要明确的是，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并不意味着对三线建设战略的否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李先念参加了三线建设及其以后的调整改造全过程，他曾对人说：“当时建设三线的气魄很大，速度很快，确实振奋人心。三线建设从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来看，也是应该的。”（采访李先念原秘书程振声记录，2009年7月29日。）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重点工程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并不意味动摇了几代人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改革开放兴起后，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虽然东西部发展的优先程度不同，但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基本方略没有变。邓小平说，“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江泽民1995年进一步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页。）1999年6月正式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承接、发展了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区域经济布局，推进西部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今天，伴随着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协调区域发展，用更大精力发展西部的任务愈益凸显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两大空间发展战略，都与西部有关，都为西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使经略西部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