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工厂的职工的防寒被服、蚊帐，需要补助的，经过职工民主评议酌予补助。所需棉花和布票由留给当地的机动布、棉花中解决；或者由工会救济工人的布、棉花中解决。所需费用由职工本人负担，一次支付有困难的，可以动员职工互助，或者由行政借支，分期扣还。对少数经济确有困难的职工可经过群众讨论，由工会的救济费给予适当补助。
1971年内迁职工的家属随迁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大部分留在沿海，长期分居两地带来许多生活困难，而且每年探亲增加国家开支，耽误生产。1971年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内迁职工家属的安置措施：迁入地区要主动与迁出地区协商，对家属内迁做出规划，并且根据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原则，自己动手解决房子问题，分期分批内迁。居住城镇吃商品粮的家属，不论迁出地区的城镇大小，应准予随职工内迁，并在内迁企业所在地落户口；家属户口在农村的，原则上也应当准予随同职工内迁，内迁后，可落农村户口，但个别确有困难的直系亲属，根据企业安置工作的条件，也可以落城镇户口。并规定内迁职工家属的工作安排办法。内迁职工的子女，已经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原则上不随职工内迁，需要照顾的（如独生子女），经迁入地区同意后亦可迁去。迁入地区可以招收为新工人，也可以和当地的知识青年一起，服从统一安排。（《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内迁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71年3月8日），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0-442页。）
（四）搬迁后遇到的新问题
至1965年中，西南三省已有14个迁建项目建成投产，有44个项目正在施工，还有38个项目在做施工准备工作。情况表明，从沿海地区整套地迁进人员和设备比平地起家要快得多，是加快三线建设的有效举措。
但是，这些搬迁项目，原来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厂同它进行协作，搬进内地以后，老的协作关系打断了，新的协作关系能否及时组织好，是一个大问题。工业生产中大的部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协作，但是大量小的零部件只能就地组织供应。
西南地区的机械工业当时担负这样大量的协作任务很吃力。如果勉强这样做，就有把一般修配任务和支援农业任务挤掉的危险。因此国家建委报告：现在应当立即抓紧对西南现有机械工业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组，并新建必要的配套厂，以便尽早解决迁建项目的协作问题。今后在三线地区迁建和新建工厂，应当事先充分考虑协作条件，并加以妥善安排。
此外，随着企业搬迁与建设，三线建设中新建、扩建了一批城镇，对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重视不足，安排不够合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借鉴三线建设战略构想与实施经验构建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机制
◎郑有贵
三线建设，这一集建设国家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布局和改善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布局有机统一于一体的重大战略的实施，破解了中西部地区受制于“贫困陷阱”而无力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难题，增强了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为国家的整体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为探索形成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三线建设战略构想和实施中的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经验，发挥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构建帮带协作机制，传承和弘扬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线精神，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构建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的良好机制。
一、三线建设战略构想和实施中发挥政府不可或缺作用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有助于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圆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要义之一，就是必须解决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难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其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全国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跨越三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的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三线企业历时23年的调整改造，以及三线建设中培育起来的骨干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从历史与现实乃至更长远的未来发展看，三线建设不辱使命，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曾经有着并将持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首先，中西部地区迅速生成了以现代工业为引领力量的新的生产力，改善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布局失衡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存在着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改变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区域布局失衡的命题，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1964年5月27日，在面临国外核武器打击威胁的紧张局势下，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他在这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其后的较短时间里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有准备。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不仅工业交通部门的企业要搬，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何郝炬、何仁仲、向嘉贵：《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三线建设在承担起建立国家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布局重任的同时，实现了国家生产力布局的改善。1952年至1978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内地为11.6%，比沿海的9.9%高1.7个百分点，比全国的10.5%高1.1个百分点；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由29.2%提高到36.7%，钢铁、煤、电、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棉纱、机制纸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重，分别由8% ~30%上升到36%~60%。（李悦：《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5日。）
其次，三线建设迅速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是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一大批比较完整配套的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航空、常规兵器、战略核武器工业基地。二是通过三线建设，成长起一大批骨干工业企业，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在三线建设中，不仅实现了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向中西部地区的聚集配置，还在攻克一道道技术难题和不断开拓创新中锻炼成长起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并为当地输送和培养了多种人才，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科技和人才支撑。四是在三线建设中，实施了包括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及大量的公路建设项目（陈东林：《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改变了中西部地区交通闭塞不畅的状况。五是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建起一大批新的城市，如在山沟野岭成长起来的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传统的小县城由于注入现代化工业要素而发展为都市和交通枢纽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遵义、都匀、凯里、安顺、曲靖、宝鸡、汉中、铜川、天水、平顶山、南阳、襄樊、宜昌、格尔木等（陈东林：《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0页。），成为辐射带动周边乃至范围更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较好工业基础、被中央和四川省委定位为“西南三线地区的‘小上海’”（重庆市计划委员会：《重庆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和今后设想》（1973年10月），重庆市档案馆藏，1080/2/519卷。）的重庆市，通过三线建设的实施促进了现代工业体系的构建和综合性工业城市的形成，很好地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作用。（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在三线建设中，政府发挥的不可或缺作用，就是解决了资源向高收益地区流动，并发生马太效应或“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现象，进而使区域发展失衡更加严重的问题。旧中国区域发展失衡，是由于区位优势和市场调节共同作用所致。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抗战迁都来解决西南地区经济落后的问题，但所制定的私营企业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计划仅靠市场的力量无力实现，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没有能够加以遏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大局出发，在20世纪50年代由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改变生产力布局的命题，到1964年面对战争严重威胁的国际形势果敢抉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这是三线建设成功实施的经验，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经验。有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历的三线建设者基于自己深深的体会肯定地说，如果完全靠市场手段而政府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三线建设战略实施不了，中西部地区要发展到当今水平是不可能的。
而今天，经过三线建设，经过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也具有了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但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共圆中国梦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约束因素。借鉴三线建设的经验，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要发挥好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解决因马太效应或“循环累计因果关系”而导致区域发展失衡更加严重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中央政府要统筹区域发展，通过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大建设项目的统筹规划和实施，通过提供公共品而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方面的倾斜，引导社会资本、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聚集，进而形成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
二、三线建设形成的帮带协作机制及其借鉴和发展，有助于促进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全社会携手共圆中国梦
三线建设实际上是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物质装备、技术、人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实现发展的过程。这种大规模先进生产要素的成功转移和集聚，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够形成有效的新的生产力，其中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建设祖国战略大后方的爱国主义旗帜召唤下，形成了各有关方面帮带协作，合力推进三线建设的机制。
三线建设中的帮带协作，不仅表现在项目建设工地各部门的帮带协作，更是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帮带协作网。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为例，中央要求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勘探、设计、施工、竣工投产采取“以老带新，对口承包，支援到底”的承包制，并明确钢铁由鞍钢和冶金工业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承包，煤炭由阜新矿务局承包，电力由华东和华北电力管理局承包，建材由唐山水泥厂承包，林业由黑龙江、吉林林业局承包，交通和建工分别由中央两部所属单位承包，财贸、金融、医疗、公共交通等分别由上海、天津、北京及川滇等地负责。在重大科技攻关上，组织动员全国力量组成了多种团队，如组织全国冶金行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大钢厂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炉炉长、工长以及技术人员共108人，联合攻克普通高炉冶炼高钒钛型钒钛磁铁矿的重大难题。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上，全国27个省、市的734个工业企业加紧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制造所需要的设备。在物质运输上，交通部调集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5省市的汽车、驾驶员和领导干部组成五大车队，承担起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运送所需物资的艰难而又危险的长途运输任务。
在当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仍应借鉴和发展三线建设的帮带协作机制，助力整个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所不同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帮带协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