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德国的国社党获得政权不久，我在复活节后的一天早晨离开了那和平幽静的爱西卡卜村。
爱西卡卜是柏林郊外的一块小住宅区，我于4月迁入，4月搬出，整整住了一年。当我临行时，我想，这一年的居停，在我生命的途上，好似误了一班火车，和一座生疏恬淡的野站结下一段因缘，但是下列的火车终于驶来，我也就不能不登上郁闷的旅途：别时恋恋难舍，此后恐怕也难有再见的机会。
柏林的四郊是健康的松林，爱西卡卜就是从西郊的松林中挖出来的一块空地。粉白色矮矮的楼房，红沙铺成的道路，房前房后都种遍朴素的花草：我每逢从那沉重阴暗的柏林市中心乘车出来，在这里下了车，身心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舒适。
城市和人一样，要慢慢地生长；生长太快了，就未免有些地方不实在。柏林的发展，在19世纪后半叶帝政时代，过于迅速，所以它比起巴黎和伦敦来，每每给人以空虚和夸大的印象。严肃而呆板，庞大而没有风格，这在它街旁假古典式的建筑上最为显著。——欧战后的德国是一个最自由的国家，有一部分新鲜的人，担受不起柏林市容上那种陈旧冷酷的面孔，于是纷纷跑到郊外，建筑起新的建筑，幽静，舒适，近乎人情。这种心情，有些地方，很像昔日的人们为了寻找自由，脱离欧洲旧日的社会，航海奔向新大陆的样子。因此柏林的郊外在短时间内新添了无数雅致而朴素的住宅。
爱西卡卜的住民多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革命后是最有势力的一个政党。那时人们身受战争的创伤太深，都只好在理想里过活，觉得往后再也不会有战争，全人类都是兄弟。这些党人抱着一种新的世界眼光，梦想永久的和平，待人和善，遇事也就多所妥协。可是无论心怎样仁，理想怎样高，却无法去制止一个随着世界经济恐慌而来的客人——失业。人人的身后都渐渐感到一种饥饿的威胁，于是这宽容而和缓的政党在铁一般冷酷的事实面前便一天一天地削弱下去，同时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的党——共产党和国社党——便日日膨胀了。可是在爱西卡卜村住民的屋顶上，直到我离开那里为止，还没有看见飘扬过卍字旗。他们的政治着着失败了，待人却依然是那样坦白，和蔼……
我的房东太太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妇人。她爱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爱她，但是他们离了婚。离婚的原因自然是为了一个女性的第三者闯入他们的家庭，然而男的和第三者也没有结婚的希望，只是自己觉得爱上了别人，对自己的妻不起，不能和她同居了，独自在柏林市内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子住着。女的也就匀出几间房，租给客人，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依靠房租过活。逢节逢年，男的还不断回来看望他的妻子。一到这里，望着窗外的树林便叹息着说：
“这里住着，是多么健康舒适呀！”
说完了，总是两人相对，怅然许久，无话可说。
房东太太常常把她丈夫的这句话向我重述一遍，同时发出疑问：“谁让他不能在这里呢？”随后就委委婉婉地叙述他们两人的过去，最后的结束是：“我们的故事，是一部长篇小说，两下里无可奈何的心情，是怎么也不能解决的——”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了她的姊妹身上：
“我们本来来自乡间，父亲是一个地主，少女时代常常有些外来的青年到我们家里来度夏。一年一年，我们姊妹几个都从这些青年里选出来我们现在的丈夫。我的境遇固然不佳，但想起旁人来，也就可以自慰了。姊姊嫁给一个建筑师，后来那建筑师爱上另一个妇人，两人跑到俄国去了。还有一个妹妹，至今没有嫁人。在大战时，她订婚不久，她的未婚夫便上了西部前线。一天德国打了大胜仗，和这消息一齐来到的，还有她未婚夫阵亡的电报。我的父亲为了庆祝前线胜利，把国旗取出来要挂在门前，她却哭着倒在父亲的怀里说，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要挂旗吧……”
早餐前，晚饭后，我听了不少类似这样的谈话，这般亲切，好似听着母亲或爱人谈过去的身世一般。参加我们谈话的，还有一个农业高等学校的学生P君。P君的年龄约在二十左右，已经在农场里做过许多年的工，如今又回到学校里来，预备博士考试。他的身材很高，胆量却很小，博士论文题目从教授处领到已经有三年之久，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勇气起始写论文第一章的第一个字。房东太太常以慈母般的关怀问他：
“P先生，你的论文怎么还没有下笔呢？”
“我在搜集材料。”
他的材料似乎永没有搜集完了的一天，而他每天的生活却是慢慢地梳洗，慢慢地吃早餐，慢慢地散步，散步回来吃午餐，午餐后读杂志，读完杂志喝咖啡，随后又是慢慢地切面包……就这样慢慢而无所从事地过去。——有一回他的母亲从家乡里来看他，他的生活也紧张一番，陪着母亲到各处去玩。一两天后，母亲玩不下去了，临走时向着房东太太说：“我已三十年没到柏林了，柏林改变了许多，我本想多住几天，可是我不忍让我的儿子为我牺牲光阴太多，他正在作博士论文呢。”
母亲走后的当天晚上，房东太太把这段话当着我面向P君说了，并且附带着说：“你的母亲若知道你这样把时间不当一回事，不知该做何感想呢。”他敷敷衍衍地答道，“她不会这样想。”同时我却看他的面上显出一种死水般的沉寂，这是我从来没看到过的。
P的生活虽然如此迟缓，但他知道的却又非常之多。艺术、教育，外国的风俗人情，以及文字学常识，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爱西卡卜村本地的人物，他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我若是和他出去散步，他便会指给我，这边住着一个在当时已经有了世界名誉的作家，那边住着一个思想开明的牧师。有一天他向我说，方才在车站上遇见挪威的前代作家卞约生的女儿，经人介绍，知道她是从南欧穿过德国回挪威去。她一入德国境，耳闻目睹的就是国社党和共产党天天在街上打死架，精神窘迫极了，只有在这爱西卡卜村中，还能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
这里的空气的确是自由的，住宅区的外层是各色各样的运动场，运动场外是走两三点钟也走不完的松林。居民都像是家人一般，唯一的商店是他们共同组织的消费公社，白天到柏林市中去工作，晚间回来，任随个人的嗜好享受他们所独有的和平。
这种和平却有渐渐维持不下去的趋势。大家都愿意永久保持他们生活的态度，但是外边的风雨一天比一天逼紧，他们无形中也感到一切在那儿转变。这从房东太太的忧虑上可以看得清楚。那年德国举行了两三次总选举，每次总选举的结果都使她怅惘许久。她所希望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增加，只是不要减少，但归终还是失望。同时外边传来的消息不是某人家中被检查了，就是某人被解职了。一天，她的丈夫忽然回到家里来，在房中走来走去，一句话也没有。我问她是什么缘故，她说，方才她丈夫送一个朋友入狱，那是《世界舞台》周刊的主任编辑奥赛斯基，因为一篇文章政府认为是泄露了军事秘密……
社会民主党的党人们也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弱点，这样和缓而近乎人情，在政治上一定要失败的。他们眼看着国社党的冲锋队在街上横冲直闯，也感觉有组织训练的必要了。于是有些青年组织起国旗护卫团来，也穿着固定的制服，和冲锋队对抗。在爱西卡卜我看见他们一度出现，但不久便不见了，大半是因为人人都有大势已去之感。
在我临行的前夜，我又同房东太太和P君在一起谈话。P君发了无限的感慨：“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事事可以用感情讲得通，人人都是可爱的，而无时不想帮助他人。但是事实呢，没有一个人得到我的帮助，如今连自助也感到不可能了。所谓情感是看不出来的，威力反倒受人崇拜。我们在炉边纵谈一晚人类的爱，赶不上一个说谎的人在群众中大声一呼的万分之一。我这一生是命中注定了，但是想不到社会民主党竟也沦落到我这般地步……回想它十年前如何炫耀一时，竟像是我回想我儿时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
屈指离开爱西卡卜已经过了四年。房东太太和P君的近况，我很想知道，但是无从得到他们的消息。我只知道P君所向我提到的作家和牧师都已流亡外国；去年奥赛斯基在牢狱里得到不能领取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当去秋世界运动会在柏林西郊举行时，我偶尔在报纸上看见了一次爱西卡卜（因为它距运动场不远）这个村名时，曾经为四年前同在那里住着的人们遥祝过一次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