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父亲
父亲是深秋时节走的。那一天，离他87岁生日仅差10天。
初春时节我回到老家去看他，他说眼睛看不清，想到医院检查一下。我把他带到县医院，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检查。结果，除了一只眼睛有较严重的白内障外，其他一切还都正常。大夫检查完他的心脏后曾打趣：80多岁的人有着30岁的心脏。听了这话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心想，父亲活过90岁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夏天，父亲来电话，想做白内障手术。我说，等天气凉了再做吧。谁知还没来得及做，他却急匆匆走了。
春天我回老家的时候，看到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庄稼人土里刨食难以致富，只有外出打工或开饭店才能挣些现钱回来。当时有人对我说，现在村里死了人，抬棺材都找不到人。父亲走的时候秋庄稼刚刚收完，外出回来的人很多，抬棺材自然不用发愁。那些天一直秋高气爽，天气晴朗，偏偏父亲出殡那天早上，却哗哗地下起雨来。我为父亲守着灵，心想，这是老天在为父亲哭泣。一个一辈子在黄土地耕作的农民，何以能够感天动地？望着父亲的遗像，我陷入了沉思和回忆。
父亲1919年出生，他5岁丧母，家境艰难窘迫，为了维持生计，15岁时便随哥哥去西安当徒工。然而哥哥18岁那年却病死在西安。安葬了哥哥，形单影只的他只好孤身返乡务农。自幼聪慧再加上吃苦耐劳，很快，他就成了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犁耧耙耱样样精通，四乡八里有了名声。1947年家乡解放，他很快就当上了村干部，195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村子里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小时候对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忙。互助组时，他一马当先，带头加入；初级社时，他把购置齐全的足以令村人羡慕的牲畜农具一股脑儿拿去入了社；高级社时，他担任社长；公社化后，他担任大队长，直到60多岁时，他还担任着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他曾多次坚辞村支书，却因声望过高村民拥护难以辞去……他始终站在新中国农村经济的风口浪尖，称得上那个时代我们村里的风云人物。白天他风风火火，忙着家里的事和地里的事，忙着上面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一到夜晚，我们家的屋子里常常坐满了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纺着线，父亲和村人谈着地里的庄稼，谈着家长里短，谈着农业社里的杂七杂八，我总是在母亲的纺线声中和父亲与村人的谈论声、咳嗽声以及劣质烟味的熏呛中进入梦乡。父亲在50年代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奖状就不用说了，记得家里的一只抽屉里放着一大把奖章，这些奖章是哪一次怎么得来的我不知晓，只是常常好奇地把它别在衣服上玩。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很有些“干部子弟”的荣耀感和自豪感。
好景不长，“大跃进”之后紧跟着就是大饥荒。村里有人饿死了，有人得了浮肿病，父亲擅自决定把猪饲料分给大家当了救命粮。据说这违反了什么政策，有人告到了公社，父亲被迫做了检查。1963年村里的情况稍微好了一些，1964年又开始了“四清”，父亲作为犯过错误的干部，自然在劫难逃。他被定性为“四不清”干部，当了十多年的干部被撸掉了，党籍也未予登记，父亲由此进入了人生的灰暗时期。恰恰这时，我在学校经严格的身体检查够上了飞行员资格，这千里挑一从天而降的幸运使我充满了激动和期待，我开始做起飞上蓝天的美梦。可政审时由于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美梦变成泡影，我那令人羡慕的光明前程被毁于一旦。由此，我对父亲产生了怨艾。
“文革”后期，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纠正，他又担任了大队长、支部书记。多年积蓄在心中的能量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他带领村民引电打井，平田整地，创造了人生的又一次辉煌。
我们村地处旱塬，原先村里只有一眼水井，井深十丈余，取水时必须两个人合作，一人把住锨把粗的井绳，一人摇着辘轳，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取出一担水来。小时候我到那黑咕隆咚深不见底的井口往下一望就感到心悸与眩晕，及至长成半大小子时最怕干的活儿就是挑水。挑担水不但累得要死，而且一旦站在井沿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可父亲太忙，有时家里的水瓮干了，不挑又不行。这时我只能在村人的帮扶下硬着头皮去挑，每挑一担水总要汗水淋淋。村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父亲重新上任后先是给村里引来了电，接着就思谋打深井。打井并不顺利，开始时要不遇到流沙，要不井管歪斜，要不出水不旺，经过几次失败，终于在村南打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口深水井，除浇地外，还解决了全村的吃水问题。村里家家户户安上了水龙头，村人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了。有了经验并尝到甜头之后，父亲带领大家一鼓作气，连续3年打了4眼深水井。接着，又率领全村民众对那些沟沟坡坡的土地进行了大规模平整。那时没有大型机械，平整土地全靠小平车和箩筐人拉肩挑，经过几个冬春的大干苦干，全村共平田整地400余亩。从此，千古旱塬终于变成了水浇田，我们村彻底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追悼会上，主持人念着父亲的一项项功绩，为他做盖棺论定：“正直厚道，和睦邻里，引电打井，平田整地，勤劳俭朴，一心为民，百折不挠，合村长忆。”此时在我的心目中，“伟大”这两个字加之于父亲，似乎并不为过。
父亲是一个性情极其温和待人极其宽厚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和谁红过脸，吵过架，在这一点上，他和爷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爷爷脾气暴躁，无论大事小事，常常是高喉大嗓，暴跳如雷，村里人背地里称他“老倔”。小时候有一次我因给牲口割草惹怒了爷爷，爷爷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犹不解恨，还想进一步用武力惩罚我。这时，妈妈拉着我深一脚浅一脚走着夜路，到离村一公里之外的大队部找到了父亲。父亲回来后什么话也没说，“扑通”一声跪在爷爷面前连连磕起了响头，他的脑壳敲击着砖地“嘭嘭”地响，这闷雷一样的声音敲击着我的心灵，我也不由自主地跪在了爷爷面前。奶奶早逝，爸爸和爷爷多年来相依为命，他对爷爷始终是极听话极孝顺的。他清楚爷爷的脾气，知道责怪他只能是火上浇油。此举很快把爷爷的火气浇灭了，把少不更事的我解脱了。哥哥和别人铡草时铡掉了一截手指，爸爸没有为此责怪谁呵斥谁；我自作主张在家里垒了个鸡窝，由于设计上的漏洞晚上黄鼠狼钻进去把十几只鸡全部咬死，半夜爸爸为撵黄鼠狼没睡好觉，第二天面对摆在院里横七竖八的死鸡，父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始终没有为此责备我一言半句。“文革”开始后，没有了职务和党籍的父亲和往常一样，与社员们一起挣工分劳动。一次，他套了辆胶轮车为生产队拉东西，路上马遇行人受了惊，为保护行人，父亲迅即跳下车拦马，结果，胶轮车从父亲的大腿上轧了过去，父亲的一条腿被轧断了。当时医院因闹派性已不能正常诊疗，即使能够诊疗父亲也无钱住院。无奈，父亲只好被村人送到几十里外一农村土大夫家里医治。按说，为防止肌肉萎缩，断腿治疗是要在腿骨里打上钢针并对断腿进行牵引的，但农村土大夫哪有这样的设备？他只是用手捏着给接了骨，然后让父亲躺在土炕上慢慢愈合。村人把父亲断腿的消息告诉给我，要我去看护他。当时学校两派斗得正欢，自己虽然备受歧视，始终加入不了“红卫兵”，但为了摆脱歧视，仍在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我们那时整天高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保卫毛主席事大，父亲断腿事小，我只到那个土大夫家里看了一眼父亲，又匆匆赶回学校闹革命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潜意识里也有父亲因“四不清”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前途，心中对他生有怨怼有关。父亲在那个土大夫家里养了几个月，骨头倒是长住了，只是一条腿短了一截，成了瘸腿。父亲为此事没有埋怨过我，倒是我时不时因为父亲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多有怨言。每当我将怨言刺向他的时候，他总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默默地低头忍受着。他无法解释，而且那个年代里的许多事也解释不清。父亲后来带领村民取得的那些前无古人的功绩，都是瘸着一条腿完成的。父亲瘸着腿走了将近40年的人生道路，每每想到这些，我常常为自己当年未能尽到做儿子的责任并在父亲的伤口上撒盐而痛悔不已。
父亲是一个穿着极其整洁生活极其俭朴的人。我们家的大门上镌刻着由父亲拟定的两个大字“勤俭”，他一生对这两个字可以说是身体力行。“文革”前，父亲穿的是由母亲做的对襟褂子大裆裤。母亲去世后，他开始穿哥哥穿过的旧中山装。从此，中山装一直伴随着他驾鹤西归。无论衣服多旧，无论什么时候，父亲的衣着总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初春我带他到县医院检查身体时，大夫手持听诊器看着父亲解衣扣，未曾看病便不由得随口称赞：“这是一个整洁的老人。”父亲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要按时洗澡，洗澡后立即把换下的衣服洗干净，从不让儿女们为他操劳。在一些人的印象中似乎农民肮脏、邋遢，从父亲身上一点找不到这样的感觉。父亲当了一辈子干部，从来没用权为自己谋过什么私利，我们家的房子可以说是全村最寒酸最破烂的，几年前土垒的院墙被雨水淋倒，几间破房也坍塌过半，站在屋里能看见大片的天空，村里人常常议论：“现在的干部，谁像他那样？”他一辈子不抽烟嗜酒，吃饭总是别人做下什么他吃什么，从不挑挑拣拣。我曾多次对他说，给你买件衣服吧。他总是说，身上的衣服还好好的，花那钱干什么？实际上，他身上的衣服大都穿了十年以上。
生活上的清贫对父亲来说算不得什么，他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也能适应这样的生活，我们这些子女们所忽略的是他精神上的孤单和痛苦。我们在精神上不但未能给他以温暖和慰藉，反而加重了他的孤单和痛苦并对他的心灵时时造成戕害。“四清”对他的打击就够大了，那时我不知安慰他却一味地埋怨他。1971年母亲去世，这对正当盛年的他又是重重的一击，弟弟妹妹尚未成人，他既当爹，又当娘，艰难地把儿女们一个个拉扯大。也许受爷爷鳏居几十年的影响，也许怕有了后妈会使儿女们受委屈，他始终孤身一人，未曾再娶。经济什么时候都是基础，一个农夫，在他还有劳动能力在家中还能发挥些微作用的时候，别人一般还不会怎么嫌弃他，待他已不能给别人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完全依靠别人供养的时候，他要活得惬意活得愉快活得幸福活得无忧恐怕就是一种奢望了。农民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此时你不得不受制于人，不得不看别人的脸色。更何况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只给儿女们留下几间四处漏风的破屋，在一个看重物质的社会里，难以让人对你感恩戴德，要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服膺他顺从他孝敬他侍候他就比较难了；倘若儿子们再做得不好，父亲的晚年生活就只能充满辛酸和悲凉了。
人都说健康是一件好事，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可我却时不时听到健康且长寿的父亲叹息，埋怨阎王爷为什么还不让他走。特别是40出头的小妹前几年去世后，他多次向人嘟囔：“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却走了。”听到这些话，我常常鼻子发酸眼中不由自主地充满泪水。我常常悔恨着自己的不肖，父母生养了我们，而我们却不能给予他们幸福，我们岂不枉活一世？给父亲出殡的时候，大妹妹专门请了民间艺人为父亲哭灵。民间艺人的哭声只不过是为了烘托气氛，他们的眼泪都是假的，而此时我早已是泪流满面悲怆万分，想到父亲一生的坎坷特别是晚年的凄苦，我怎能不肝肠寸断，痛入骨髓！我期望父亲能和母亲早日团聚，从此永远结束那种漂泊不定的日子。我乞求父亲能够宽宥我们。我想，以父亲的宽宏大度慈祥和善容纳湖海不计前嫌的胸襟，他是能够宽宥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
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村人在电话中征询我挽联该怎么写。我正沉浸在悲痛之中，一时难以理出思绪，就对他们说，你们写吧，不要征求我的意见了。待我赶回村中，只见大门的挽联是：为集体为村民勤劳廉明鞠躬尽瘁，老党员老干部高风亮节虽死犹生；横批是：英灵永存。灵堂前的挽联是：含笑九泉和善宽厚美名留，风雨一生勤劳质朴功德高；横批是：功高德厚。
村人问我挽联是否拟得恰当，我说很好，基本上概括了父亲的一生。一个农民，能得到村人这样的评价，也当瞑目了。
父亲的灵柩在孝子的哭泣声中缓缓向墓地移动，村路两旁，如塔一样高过屋顶的松柏肃立着为他送行。这些松柏是父亲在任时带领村民们按照规划栽植的，如今每条巷的松柏都齐齐整整，生机勃勃，昂然挺拔，郁郁葱葱，整个村庄如同公园一样，和周围村庄迥然有别。父亲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他的操守、他的品格、他的业绩，也像这些松柏一样万古长青。
农民父亲，您一路走好。
分别摘载于2006年4月7日《山西日报》、2012年4月10日《太原晚报》
拾麦穗
在我的记忆里，儿童节总是提前过的。因为我们晋南麦熟得早，6月1日前就要开镰收割，早些过了节，真到儿童节那天我们就要到地里拾麦穗了。
那时候收麦子没有收割机，全凭人力。俗语说，麦熟一晌。夏收被称作“龙口夺食”，那时男女老少都要出动的，谁也不能在这个时候闲着。农民们辛苦一年，全看这几天了，如果抢收不及时，遇到风雨冰雹，一年的辛苦就要泡汤。所以说，我们那时的“六一”儿童节，实际上是在田地里过的。
儿童们干不了别的活，只能拾麦穗，也就是在割过且拉走麦子的田地里，拾那些遗穗儿，以做到“颗粒归仓”。别看拾麦穗是个轻省活儿，要知道那是六月天，大毒日头晒着，我们和那些割麦子的大人一样，也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和大人们不同的是，我们的皮肤嫩，平时晒得少，大太阳一晒，很快通红通红，接着就要起泡脱皮了。不说麦芒麦茬划了胳膊划了腿留下一道道红痕，一天像鸡啄米似的不断弯下腰去捡拾，也够累的。但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长处，腰软、重心低，拾麦穗比大人们条件优越。再加上小孩子虚荣心强，每天还要比谁拾得多，那就要很卖力气，把一切艰难困苦丢在脑后。农家孩子，这就是你的生存环境，每年都逃不脱的，大家都这样，也没有觉得难以忍受。过完夏收，脱几层皮掉几两肉是很正常的事。
长大后，看到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感到格外亲切。不解的是，人家法国为什么是老太太在那拾穗儿，而我们却是儿童。
这些年收麦子用上了收割机，听农村的妹妹讲：现在过麦天和过年一样，坐在家里麦子就收回来了。既然这样，儿童节肯定用不着提前过了，孩子们也用不着冒着暑热到田地里拾麦穗了。但我觉得这未必都是幸事。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之所以还能吃苦耐劳，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难道和小时候在田野里拾麦穗没有一点关系？
原载2008年6月1日《太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