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勤工俭学
1962年，我上初二。那时，虽说刚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但家在农村的我生活依然困难。我们食宿在学校，每月交6块钱伙食费。每次向父亲要钱，他总是抖抖索索从口袋里掏半天，有时能掏出，有时掏不出，只好向别人借。我想，自己不小了，该挣点钱减轻点父亲的负担了。有什么门路？听说逮蝎子卖给中药店能换钱，我们就准备了瓶子和筷子，星期天到中条山下的乱石滩里找蝎子。那时胆小，见到蝎子还有些害怕，但为了上学费用，也顾不了太多。推开石块，觅见蝎子，赶忙用筷子夹到瓶子里，防止逃脱。逮得多了，卖到中药店，能换五角或一元钱，多少能减轻点家庭负担。
逮蝎子挣钱太慢，也有一定危险，蝎子不太好找，而找到弄不好会被蜇。放了暑假，我们就想换一种挣钱门路。听说在火车站倒煤挣钱多，我就从家里拉来小平车，到火车站去倒煤。所谓倒煤，就是运煤的火车把煤卸到铁道两旁，然后，我们用小平车把它拉到煤场，堆成高高的煤垛。报酬是用“方”计算的，拉得越多，挣得就越多。那时才十五六岁，身子骨软，没多大力气，小平车不敢装得太满，否则拉不动，特别是上煤垛上不去，因此只能装半车或小半车。夏天，晋南的气温热得灼人，脚下的路走起来似乎发烫，拉起小平车，背带抻得笔直，身体弯得像弓，每走一步都有汗珠子滴落下来。这样出力流汗，就得补充水分。那时又没有什么瓶装水纯净水，穷人家孩子，水壶也买不起。实在渴得不行，看到路旁有水井，不深，伸手就能够到里面的水，但水脏，能看见小虫子在水面飞，蝌蚪在水里游。管不了那么多，弯腰从井里舀一缸子水，“咕咚咕咚”就往肚子里灌。人到了绝境，尿不也得喝吗？喝饱了，再继续拉，这时脸上身上已被煤末和汗水弄得又黑又花，模样难辨了。
干头一天还有点劲头，第二天就腰酸腿疼受不了了。受不了也得坚持，不然学费从哪里来。就这样咬牙干了一个暑假，挣来20多元，够我的学费伙食费了。开学时，我第一次没向父亲伸手。
现今的父母是不会让孩子那样去勤工俭学的。但谁说小时候受过的苦对以后的成长没好处呢？
原载2013年8月1日《太原晚报》
犹念儿时小灯笼
小时候，正月十五和年同样看重，只是两者的内容有所不同。过年主要是穿新衣，放鞭炮；正月十五主要是打灯笼，燃香花。
灯笼的质地有红纱做的，有纸做的，形状有圆形、方形、菱形等。纸糊的灯笼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很是喜庆。灯笼用截竹竿挑起来，里面放根小红烛，正月十三晚上就开始点着它到处走了。香花是哧哧燃烧冒金花的小烟火。我们通常是一手打着灯笼，一手捏根香花，走到巷子里和小伙伴们汇合。
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灯，晚上比较暗，我们的灯笼在巷子里四处游动，像一条流动的彩色的小河。大家在一起比谁的灯笼好看。一根蜡烛燃不了多久就尽了，如不赶快吹灭更换就会燃着灯笼，这会让人惊慌失措倍感心痛，脆弱点的还会哭鼻子，抹眼泪。家长很快给换一盏新灯，心情才会得以恢复。过完正月十五，灯笼完好无损，家长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以备来年再用。灯笼亮出一团红晕，香花撒着一路金星，孩子们把正月十五的夜晚装扮得欢腾热闹。正月十五晚上不怕走得远了玩得晚了回来摸不着家门，手里提着灯笼呢，有灯笼照着，还怕什么！灯笼给了我们儿时快乐和温暖，也在我们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长大了，不打灯笼了，对元宵节印象淡漠了许多。
去年元宵节前，老伴一再叮咛儿子，要他务必给外孙买只灯笼，儿子问：“这有什么讲究？”我说：“不是有句歇后语，叫‘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嘛”。儿子还是不解，说：“那也没说让舅舅买灯笼呀。”儿子小时候没打过灯笼，体会不到灯笼给我们儿时带来的那些快乐。虽说不解，他还是跑去满大街找灯笼，可转了不少大小商店，也没买到一盏。看来，时过境迁，要想完全恢复旧传统，绝非易事。
现在每逢元宵节，单位总会在大门前挂上一排灯笼。灯笼比较大，有买的，也有自己做的，上面写上些灯谜，里面装上灯泡，晚上开了灯，也能给节日增添不少喜庆气氛。只是总觉得这些花灯和人们的距离有点远，无法使人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城市里灯光太多，现在的花灯虽然做得很大，但我总觉得它没有我们儿时的小灯笼那么明亮迷人。儿时的小灯笼时时点亮在我的心里，每每回忆起来总会给人以温馨和甜蜜。
原载2012年2月7日《太原晚报》
当年追过的女孩
初恋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打下深深的烙印。
初二时，我恋上了班里的女孩H，她长得不十分好看，但皮肤白皙，在我的眼中就堪比西施了。她的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有一副好嗓子，曾到外地参加过歌唱比赛。如果放到现在，生在一个条件好些的家庭，当个歌唱家都有可能。当时学校组织歌咏比赛，她负责我们班的领唱和指挥，这使我有机会把目光总盯着她的脸而不会被认为是轻佻。即使不唱歌，平时我也很注意她。每天上课，我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投向她的座位；课后遇见她，心里总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大约我的这种心理活动露出蛛丝马迹被别人捕捉到了，一次去县城看电影，本来我们两人没坐在一起，可同学们却硬把我们撺掇在了一起。这是我们接触最亲密的一次，虽说既没拉一下手，更没说一句哪怕有半点关于情爱的话语，但和自己心中喜欢的人如此亲近，那种满足感甜蜜感还是难以形容的。1963年，也就是学**那年我入了团，从此像变了个人一样，各方面都发愤努力，尽量走到别人的前面。我的学习成绩开始在班里拔尖。我觉得只有这样，在暗恋的女生面前才能有一份自信，才能得到她爱慕的目光。
H同学入团时，选我作为入团介绍人。这使我十分得意，觉得这是她对我心存好感的明证，促使我增强了追求她的信心，鼓足了追求她的勇气。
她入团不久就悄无声息地退了学。什么原因？我一无所知，这使我心中很是失落。这样的事她也没告诉我，说明我在她心中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我对她只是一种暗恋，一种单恋，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不便向别人打问她退学的原因，只是心中藏着对她的思念考上了高中。
她休了一年学，考上了我们的下一届。1966年夏季，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苗子，学校到处张贴着批判我的大字报，她们教室的山墙上，几乎整面墙贴着他们班所写的长长的批判我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署名的学生不少，其中一个就是她。这大概是为了撇清与我的关系不得不为之。别的学生我都不怎么注意，我特别注意到她的名字。她的名字使我觉得特别刺眼，特别不舒服，好像整个大字报只有她一人署名一样。别人批判也就罢了，我是这样深爱着你，你怎么能落井下石呢？和这样的人最终走在一起，遇到大风大浪，怎么能同舟共济呢？我失去了对她的好感，将心中暗暗发芽成长的一棵爱苗连根拔除了。
后来，H嫁给了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其实我是很容易和她再见上一面的，可几十年来却始终没有见过面。不为别的，只怕重新面对那段被扭曲的不堪回首的历史，也怕岁月的风尘把埋藏心底的那个十六七岁的清纯女孩雕刻得面目全非。
原载2012年5月10日《太原晚报》
特殊的年代，别样的情缘——忆我的母校永济中学
一、结缘饥饿岁月
1961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永济中学。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操场也被开垦出来种上了粮食。初一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饥饿。那时我不是用碗打饭，而是用一只直径20多厘米的铝盆。因为大师傅在给学生打饭时会抖一抖勺子。用大盆打饭，就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汤水抖掉一些。那时的饭太稀，我们肚子里的油水太少，即使打一大铝盆，“呼噜呼噜”很快就灌到肚子里去了。我们一个月交6元钱的生活费。这么点钱能维持一个月，是因为学校有一个很大的菜园，里面种着各种蔬菜，可以给我们贴补一些，我们学生则轮流去里面劳动。所以，虽说在困难时期，感觉比前两年稍好过一些。我们有时会潜到学校的菜园里偷吃西红柿或黄瓜。那么大个菜园，看园的看不过来，我们劳动时熟悉了里面的情况，每次偷窃基本都能得逞。
初一时的班主任叫段哲英，是山西大学生物系刚毕业的新教师。有一次上课时，我在课堂上看小说，记得是《红旗谱》吧。正看得出神，段老师悄悄走到我的背后，把藏在桌子下面的小说没收了。几天后我去了她的办公室，把小说要了回来。
我们家离学校大约20华里，那时没有自行车，我们来去学校全是步行。上完小时离家两华里，时不时回家讨些吃的还容易做到，上初中后就不行了。我一般是一个星期回一次家，从家里背些馒头红薯之类，这一星期也就坚持下来了。来回40里地，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每个星期都有这么一次长途跋涉，对身体和意志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磨炼。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动身回家时太阳就快落山了，走了十几里路，天就完全黑了。为抄近道，要穿过一条长长的深沟，夜色笼罩，四周静寂，我只能听见自己单调的脚步声，周围稍有一些异样的声音传来，我身上的汗毛就不由自主地竖了起来。黑夜完全吞噬了我，我觉得孤独无助，柔弱无力。就在这种担惊受怕的心境中，终于摸回了家门。以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了。
初一下半学期，快过六一儿童节时，我的脑子突然有了灵感，想作一首诗庆祝一番。我仿照光未然的《黄河颂》，很快就诌出一首《鲜花颂》。诗不长，一共就二十几句，写好后，学着小学班主任范志和的样子，寄给了县报《永济小报》。没想到，县报很快就登了出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投寄稿件，也是第一次发表诗歌作品（上小学时在《永济小报》上发表过小小说，那时我还不会邮寄稿件，是范老师帮我寄出去的）。我这一生再没有单独发表过诗歌，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
之后我就断断续续写些稿子往外寄。记得暑假期间，我们几个学生把各家的书集中在一起，在村里办了个读书室，使大家可以互相借阅，以扩展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我把这件事写了篇稿子，投给了县广播站。县广播站采用了稿件，向全县做了广播，还给我寄来了一元钱的稿费。当时的一元钱也算个钱啊，何况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县广播站广播了我们村的事儿，还能给我这个农村孩子寄钱，这已足以引起村人的兴趣了。
还有一次是小麦收割之后，村里组织男劳力碾场，组织女劳力用耙子把麦地里遗留的麦秸搂回来，以增加牲口饲料。我把这件事写成稿子，投给《永济小报》。小报采用后，寄来三元钱稿费。我们这样的小村子是鲜有新闻能在全县传播的，是我让它长了翅膀传了出去。事情虽然不大，但对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
在那个困难年代，同学中好多人坚持不下去了，纷纷退了学。我们初中时共招了4个班，到初二时，4个班都有了比较大的空缺。没办法，只好把4个班合并成3个班。只1年时间，学生就流失了四分之一，说明当时人们生活是何等艰难困苦。好不容易考上全县唯一的一个重点中学，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半途而废回家种地呢？
起初我在69班，这一并班，就到了70班。班主任也换了，段哲英不当我们班主任，改成了语文老师薛天申。薛天申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文学素养很高，事业心也很强，管理学生很有一套，很得学生敬重。他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受了不少苦难和折磨。我也加入了批判恩师的鼓噪之中，此举成了心中永远的痛。
二、憧憬美好前程
1963年上半年，全国掀起了学习**的热潮。这一年我加入了共青团。全校一起入团的有十个人左右，校黑板报把这些人的名字刊登在上面，题目就是《学习**结硕果》。那时一个班入团人不太多，这是一种荣耀，一种好学生的象征。
入团是我初中阶段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我发愤努力，各门成绩都在全班拔尖。进入初三，我不满足课本上的知识，给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写了信，让他给我买一些课外的参考书。哥哥没上过中学，但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我只能求助于他。他对我的学习非常支持，给我买了不少课外参考书，我尝试做上面的习题，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我的学习没有偏科，无论文理都在全班名列前茅。当时真可谓踌躇满志，眼前一片光明。考上高中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我在心中筹划的是将来上什么样的大学，我已经把目标初步锁定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
升高中时，我心有点野，想考太原的高中。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一心想到外面看世界。而且我也自信有这样的能力。班主任薛天申劝我说：考到太原，离家远，不方便，而且咱们学校就是全省的重点高中，每年高考升学率很高，何必舍近求远？再说，为了将来的高考升学率，学校也不愿意让好学生流失。
考虑来考虑去，我还是报了永济中学。除了对母校有感情之外，还在于当时学校集中了一批杰出的老师。这“得益”于多年政治运动，把一些出身不好有各种问题但业务能力超强的老师赶到了乡下，赶到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教师配备简直称得上豪华和奢侈。教几何的仲正秋，在黑板上划圆不用圆规；教数学的崔丙孚，教学时根本不带书本；教英语的郭南洲，据说是从外交部下放的，英语说得特别标准。还有李玉琦、薛天申、陈永延……这些老师一个个身手不凡，各有各的绝活。1965年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达到60%左右，有的考上清华、北大或哈军工。考上名校的学生照片挂在校园中心的宣传栏里，寒暑假里，学校请他们为师弟师妹们做报告，介绍学习经验和大学学习情况。我暗自把他们作为榜样，憧憬着将来的美好前程。
高中升学考试是全省统一出题，统一判卷。考试前一个星期，我已经把书放在一旁，再不打算看它一眼。因为我已经成竹在胸，觉得再复习已没什么作用了。我彻底放松了自己，每天就是玩，去操场打球，去县城洗澡。进入考场，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好像平时做作业一样。看看试卷上的题，都非常熟悉，我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它们一一做出来了。出了考场，心中非常踏实自信，那时觉着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没有什么题能难得倒我。
高一年级招三个班，但本校学生还不满一个班，其余两个班则全是外校或外县的学生。这就意味着，永济中学初中的同学将有三分之二以上要被淘汰（初中由起初的四个班已减少为三个班），淘汰率是比较高的。
过完暑假，中考发榜，我被学校录取。开学后，看到录取名单和各人的分数，我各科的平均分数是96.38（满分100分），是全班最高分。全班同学平均95分以上的，就两个人。我的语文成绩是满分100分。教导处的人告诉我，这样的分数，全省也没有几个。那年的语文试题只有作文题，其中有一个题目是《读书是为了什么？》，记得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道作文题，而且开篇第一段就是：读书是为了什么？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对于剥削阶级来说，读书是为了光宗耀祖，为了延续自己的剥削事业；对于无产阶级接班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
接着下面一层层展开论述：国家建设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不读书行吗……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读书行吗……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追赶先进强国，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不读书行吗……整篇文章一气呵成，没打草稿，也没有什么涂改，整整齐齐写完就交卷了。没想到它能得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