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载后魏隐士赵逸，答好事者语云：“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吕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当时构文之士，惭逸此言。”有条不成文，有俗不成约，墓铭然，挽赞亦然。辞章之中，挽赞当数特别一类。既挽，乃生者对逝者的缅怀追想、显扬评价，既赞，难免有溢美过誉、嘉尚谬奖之词。挽赞之辞虽盛，却非盖棺之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死时曾高喊“杨度误我”，为此杨度写挽联自辩道：“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死对头蔡锷送挽联道：“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
黎元洪于民国成立时勉为其难地被奉为大总统，之后的十年间，曾三任副总统、再任大总统。然其从未掌得实权，政治上自然也未有建树。黎于1928年5月28日逝世后，各界所送挽联二百余幅，其中不乏过誉之作。章太炎曰：“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绥冠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居正曰：“奠定河山，出为霖雨；炳灵江汉，上应星辰。”孔祥熙曰：“秉三民策略，崛起湖湘，运会启金瓯，牧野鹰扬光大业；集五族衣冠，奉安丰沛，风云护华表，辽天鹤去有遗思。”何应钦曰：“首义拥旌旄，墓路肇兴溯开国；归葬安体魄，漆灯不灭识佳城。”李宗仁曰：“党国重酬庸，汉水楚山，遥见元勋隆奠礼；馨香贻祀典，报功崇德，怆怀先烈动哀思。”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祭文更有“两仪正气，海岳英云”“业昭炎黄，勋重民族”之赞词。
段祺瑞执政阶段，曾有过镇压“二次革命”、枪杀请愿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之劣迹，段死后，国民政府念其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袁氏僭号之时洁身引退，决定举行国葬。期间，政府要员、在野名流纷纷赞文书联。蒋介石曰：“国伤耆贤，世丧坊表，闻耗痛悼，宁唯私恸。”吴佩孚曰：“丰功伟业，勋在国家，标下优游，名垂竹帛。”冯玉祥曰：“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李烈钧曰：“硕德久为天下望；大雄终合佛家风。”王揖唐曰：“一代完人，盖自任天下之重如此；万方多难，是知其不可而轻耆欤。”
辫帅张勋以忠于清室称世，曾发动过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其死后，郑孝胥挽曰：“使我早识公，救败岂无术；犹当歌正气，坐得桑榆日。”郑对张的举止是赞赏的，郑也是保皇尊清的死党。王雨辰挽曰：“江西只有两个人：不幸李烈钧败亡！更不幸这位大师亡矣！这怎么得了啊；在下要问一桩事：是从前清朝好呢？倒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此联看似诙谐有趣，津津有味，实则疾言厉色，令人沉思。
陈炯明早年参加同盟会，为中山先生得意门生，为广东军政首领，曾打响过护法战争，后与中山先生意见不合而相悖，发动“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致党员书》，报告陈的叛变：“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悃愊，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此役则敌人以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孙中山去世后，陈炯明也从退隐的香港发来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看似评价别人，却在为己辩解。邵力子认为此联不妥，上联意在抵毁先生，下联则在美化自己，故妙改此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叛再叛，私情公义，全凭一寸黑心知。”易“战”为“叛”，易“赤”为“黑”，诚点睛之笔也。陈炯明死后，吴稚晖挽曰：“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谓陈与孙中山地下相见，送上悔过书，关系当恢复了。恐怕，其愿望善良矣。吴之挽联还附有长篇跋文，述孙陈之再度合作所以不成，乃出于“陈为部下所持，遂未成”。是为陈开脱之言。但吴也不胜惋惜悔过书事，谓为“惜此一纸书竟未成也”，暗示了陈的坚执，孙的固执。章太炎挽曰：“祭仲逐突，春秋不非，嗟斯人何独蒙谤；项王玩印，英雄一短，愿时贤借以自惩。”上联引自《左传》，祭仲立太子突（厉公），厉公以祭仲专政，使雍纠杀之，事败，雍纠死，厉公出走，祭仲复立昭公。废立无常，春秋不以非。其对陈孙二人决裂而罪尽归之陈有所抱不平。下联出典《史记·集解》，项羽吝于爵赏，玩侯惜印，不能以封于人。此乃隐指孙免陈职致决裂之失策。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威胁利诱吴佩孚出山，但遭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在招待会上，展示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他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唯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不快。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因晚饭时嚼米饭中石子引发牙疼旧病，误中日本医生毒招，高烧昏迷，后又被日本医生强行手术，于12月4日，喷血而亡，享年六十六岁。丧事期间，各方人士送来许多挽联，概括其一生：其一，“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同投军，同就学，同拯国难，扶棺痛哭，岂独念私情。”其二，“是奇男子，是真将军，家国系安危，斯人胡可死？为天下忧，为民众惜，行藏系劫数，天道竞难论！”
相对于上述争议人物，君子宿望、志士仁人所获得的赞颂揄扬、讴歌推许便多得多了。孙中山去世后，各界誉音纷起，口碑载道，情形可想而知。章太炎曰：“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故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杨度曰：“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孙传芳挽曰：“大业垂成，宏愿誓为天下雨；英灵永閟，悲思遥逐浙江潮。”段祺瑞挽曰：“共和告成，溯厥本源，首功自来推人世；革命而往，无间终始，大年不假问苍天。”张作霖挽曰：“读遍中华廿四史，讵少英豪，扫清君主淫威，谁曾倡首；唤醒同胞亿万人，弥留付托，抱定民生主义，死不灰心。”吴佩孚曰：“天高月黑风沙恶；志决身歼军务劳。”
抗日名将宋哲元1940年病卒于四川绵阳，时值抗战，葬礼虽从简，规格却不低。蒋介石挽曰：“砥柱峙中流，终仗威棱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冯玉祥曰：“卅载故交相期报国；一生革命未尝后人。”何应钦曰：“身兼刚段沉潜德；功在沙场樽俎闻。”周恩来曰：“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卢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孔德成曰：“火箭犯卢沟永为大将伤心地；客星陨涪水正是中原歼虏时。”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于“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团结抗日，且不断抨击当局内外政策，1934年被暗杀，疑为军统所为，此事件当年曾轰动一时。其去世后，各界名流更是以题赞故人为机，抒己之见解。孙科曰：“明善诚身，恂恂儒者。人群指导，椽笔如泻。绩著廿年，名闻九野。匪祸惨罹，伤哉大雅。”戴传贤曰：“修德行惠，仁不逢时。路多荆棘，汤文所厄。车驰人趋，卷甲相仇。山崩谷绝，天理伤贤。”陈立夫曰：“具创造之天才，成出版之大业；社会正需其人，天何夺之以去。”杜月笙曰：“言论枢机，辞言而质。笔里阳秋，风云咤叱。兰馨则摧，璞完者黜。英爽不渝，白虹贯日。”王云五曰：“功在国家，业在社会。心寄寰中，志在物外。咄彼横逆，遽相残害。舆论惊呼，万方同概。”
据《吴宓日记》云：1944年11月，汪精卫客死日本名古屋时，陈寅恪正在成都存仁医院治疗眼病，吴宓前去探望，“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诗曰：“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除此之外，那些无大毁大誉、大恩大仇的人物死后，同样能博得称羡啧啧。1938年2月，京剧名伶杨小楼去世，各界所送的挽联达八十五副，其中北京市社会局曰：“法曲接俞谭，定场管弦推贺老；元昔协钟吕，超时歌舞媲兰陵。”进报社曰：“菊径荒凉冥漠秋郊悲雨泣；蓉城缥缈苍茫野陌怅风凄。”晨报社曰：“拟垓下声容，不复举头明月夜；向江南风景，何堪回首落花时。”齐如山曰：“齿德俱尊，犹执谦恭维族谊；形神虽逝，尚留清白著乡评。”余叔岩去世后，前教育部部长景太昭的挽联颇为工仗，且具文采：“应碎伯牙琴，乱世正诗宁有寄；遂绝广陵散，伶官压传更无人。”颇具传奇色彩的名妓赛金花于1936年去世，收得各界挽联四五十副，前京师商会会长孙晋卿曰：“蟠桃被谪，三次临凡为女身，只凭口德返上阙；劫海宇笼，一志非偶作乾杰，当有英名流芳年。”沈钧曰：“鹦鹉慰寂寥，终古江亭无语暮；芙蓉衷梦幻，平生向笔有书传。”署名读律斋主的挽联曰：“孽海波沉，地下欣逢曾孟朴；京华春歇，人间谁是刘半农。”较之政界人物，世人对娱界名流的评价，似乎也带有几分娱乐意味。
1941年，北京广济寺退居方丈现明和尚圆寂，弟子们依据佛教仪轨为其举办了圆寂法会和荼毗仪式。其间，江朝宗挽曰：“佛笑拈花今证果；人生落叶此归根。”曹汝霖曰：“大德曰生千劫禅天人力补；法苑宛在百年净业我闻详。”殷汝耕曰：“弘法利生一片慈云光大乘；拈花证果连朝风雨黯重阳。”王荫泰曰：“一笑拈花归净土；十年面壁证莲台。”
英籍犹太人哈同，乃清末民初上海滩最为传奇的冒险家，他以十块大洋为本钱，最后达到了富可敌国程度。1931年6月，哈同病逝于上海家中。这位外国人的丧礼上，同样挂满了各式挽联北。吴佩孚曰：“是西方佛，结东土缘，来去有因圆宿果；泛此海槎，历南洋岛，梯航无处不知名。”张安泰曰：“受天才戒，证菩提果；庇杜陵厦，被白衣裘。”对于哈同的夸饰之词，多少有些过逾之嫌。这让人想起了辜鸿铭《英将戈登事略》中的过甚。戈登曾随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毁圆明园，后成为洋枪队的首领。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戈登率领洋枪队“遂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二年间凡三十三战，克复城邑无算。江浙为中土最富繁之地，数年经贼蹂躏，至是两省强寇始悉歼平。是役经时一十八月，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皆以为奇功，称戈登为当时名将。戈登谦逊曰：‘平此乌合之贼，岂足称耶？但缓以时日，中国官兵亦可以平贼也。然中国上官急奏肤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贼。不知此辈既以利应，反复无常，几将贻害中国，较土匪之祸尤烈耳。鄙人得统此辈，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使为患。此则鄙人所以有微功于中国也。’当时苏州克复，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杀降贼，戈登不义之。中国赐戈登万金，戈登辞之，曰：‘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荼炭，鄙人非卖剑客也。’”
挽赞虽有夸饰的成分，却非逢迎之谀辞，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对逝者的大度。倒是挽赞中的自挽，得意中多有自谦。袁世凯曾自挽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罗振玉自挽曰：“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无浴日竟何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已死，他言也善。皆是对生死的顿悟，忏悔与宽容便是摆脱了纠缠的洞见，绕开了烦扰的冰鉴。对逝者的咏颂，不也是对生者的激越和劝勉。
鲁迅去世前曾言：“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的散文《死》中有遗言七条，其中一条曰：“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便是鲁迅，斗士的鲁迅，骁勇的鲁迅。为此，蔡元培感言道：“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尽管如此，曾被他骂过的论敌，在他死后还是对他进行了照例的宽恕。徐懋庸便挽曰：“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郭沫若挽曰：“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饮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鲁迅与郭沫若在1928年初的“革命文学”论战中，彼此唇枪舌剑，大动干戈，文章中互相攻击，甚至动用了近乎侮骂的词语。郭沫若与创造社其他成员，说鲁迅是“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代言人”“二重反革命”。鲁迅则讽郭是“才子加流氓”。论战尚未结束，郭因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亡命日本。“方悬四月叠坠双星”说的是刚隔四个月，先后死去两位文坛巨星：高尔基和鲁迅。鲁迅当时有“东方高尔基”之誉。“钦诵二心”说的是鲁迅的两部著名杂文集《三闲集》和《二心集》。接着郭又撰写一联：“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此联灵感源于米芾《孔子赞》，其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挽赞是神伤时的心智，平和而玄远，温情而透彻，是处世中的哲理，浅显却入微，疏阔却幽宛。挽赞对人的评价未必准确全面、恰如其分，但挽赞却能提纯取精、铡枝斫节，使明亮处更为闪烁，摇曳处能够旌扬，这种豁然间的襟怀，见解为此通达，尺幅间的海纳，心胸为之坦荡。挽赞是一段有尊严的文字，孤单有凉意，诵之谨然，是一曲很肃穆的吟啸，断弦无穷音，咏者慨然。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白居易《秦中吟十首·立碑》云：“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勿笑“皆仲尼”式的滥誉夸饰，那可是一种大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