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于右任在自己创办的《民立报》上发表社论《长江上游之血水》，文曰：“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又道：“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吾昨日登吴淞口，而俯视长江，滚滚者皆血水也。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
1962年1月12日，迁台湾多年的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有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3日写道：“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22日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两天后，天微明之时，他便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葬我于高山之上”，可“望我大陆”“望我故乡”，虽眼枯昏花，所遇无故物，却单单能千里望乡，此为“老将黯无色”之心望，草木黄落，相顾无言，语境尽管也具诗意，但较之“滚滚者皆血水也”的壮歌悠扬、管色凄凉，仍稍逊。这句话真叫绝，一下子将武昌起义的惨烈程度形象地道出，此乃诗人的想象。俯视长江，掬手血水，荻花瑟瑟，耳际哀鸣，谁人不为之动容。社论居然可以这样写，那时的文人很真诚。社论本无式，有情为法，法则达。于右任曾作《半哭半笑楼诗草》，触语引起权贵的不满，所谓“触语”即诗中大呼的“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即“昌言革命”，遂遭到通缉。
于右任为《民立报》所写发刊词，亦气贯长虹、电激雷崩风格：“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泣矣！此佳节乎？而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怨天欤？悯人欤？噫！如此乾坤，吾何独为此佳节贺，吾亦悲悯中人也！……秋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落之同胞。”
在那个救亡图存年代，青年人多交懑四海，充满激情。勇者，做刺客，行暗杀；仁者，引西学，改风俗；智者，办报纸，发言论。对于革命理想，先行者提倡于先，无数人附和于后，可谓感受极速，转瞬即成风气。梁启超曾以犀利笔锋、浅显文字鼓励青年：“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此等不平之鸣，国人往往为之一警，激情言论，几成报端常见。
1901年，由日本华侨办主办的《开智录》登载《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除对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冒万死以一敌八的义和团大加赞赏外，大胆号召反满革命：“满洲贼之盗我中华也，二百八十年于兹矣”；满洲政府是“夺我之土，掳我之财，凡外人之要求也则顺手与之”的“大贼强盗”，必须将其推翻；号召国民“腕力高扬，张自由之旗鼓”，使我国“勃然兴起”，“辟创一新世界”。同时揭露帝国主义“明其眈眈之目，张其逐逐之胆，利其炮，坚其船，下众暴寡强凌弱之方针，施屋人社墟人国之政策”。
1902年5月，陈范在自己掌舵的《苏报》上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苏报》主笔章士钊有《杀人主义》的言论，长枪大戟，百步穿杨，公然宣扬“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浙江潮》1903年第1期《发刊词》中疾呼：“不忍任其亡而言之”，“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1903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8期有社评《近时二大说之评论》曰：“政府者，割地也，赔款也，矿约也，商约也，路约也，凡兹数端，无一事不可以使我世世子孙永失其立国之资格，而长为奴隶永永沉沦万劫不复者也。”“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国民不责政府，国民之罪也。”
1904年1月17日《女子世界》在上海创立，发刊词云：“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
1908年8月31日，檀香山《自由新报》创刊，其发刊词曰：“呜呼，神州已矣痛黄裔其长沉；奴隶甘呼？哀人心之尽死……回观大陆，尽是愁城。千重之毒雾重埋，半角之斜阳有限。新亭未作，哭已失声；古国濒危言其无罪。”“今者力唱民族，疾呼同魂。”“谁鸣警世之钟，独树登坛之帜。先呼言论，继收实行。文字收功之日，还我河山；英雄应运之秋，荡平丑虏。”
针对民气之捍，民心之愤，1910年《民报》第25号，汪精卫撰写社评《论革命之道德》云：“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光熊然，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饱食则一。”1911年9月3日《民报》评述：“今日中国之乱遍地皆是，如处火药库上，一触即发。其危象真不可思议。”
1911年4月，《妇女时报》创刊，由此成为主编包天笑鼓动革命的论说阵地，其号召女界参军募捐：“敬告吾同胞姊妹，速组织红十字会，以救吾全国同胞。……不分畛域，运药遣医，分布两军，此则我同胞姊妹今日应尽之急务也。……敬告吾同胞姊妹，速练习看护妇，以救吾全国同胞。”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遇刺，《民立报》主笔徐血儿撰讨贼文：“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报为奴为隶之深耻，男儿何乐而不为！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男儿何乐而不为！男儿当以一人之死，救千百万人之生！”
黄远生于1915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第12卷第11号发表社评《忏悔录》，反对复辟：“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抵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抵也。国家吾不必问，社会吾不必问，他人吾亦不必问，且须先问吾自身，吾自身既不能为人，何能责他，更何能责国家与社会。试问吾自身所以不能为完全为人之故安在？则曰以理欲交战故，以有欲而不能刚故。故西哲有言曰：寡欲者改革家之要素也。继自今，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则国家社会虽永远陆沉，而吾之身心固已受用不尽矣。”
于右任在《民立报》发刊词中也说：“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为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
秃笔焦舌，言论报国，那个时代的报纸，思想激进，观点鲜明，办报人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其志在开启上下脑筋，濬发民智，采集东西善法，培进人格，激发爱国天良，振兴精神，作酣梦之警钟，倡导言论，鼓吹地方自治，伸张民权，图谋社会公益，破除积弊。其气于开明者，因明而醒；于顽固者，因骂而醒；于不进者，因驱而进；于后退者，因鞭策而前。文笔更是万流涛奔，一泻千里，磅礴恣肆，不可遏抑，天地入胸臆，文章生风雷，势头可谓足矣。黄遵宪评价梁启超文笔，类当时之社评：“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不过于此者矣。”这时的报人，亦诗人，亦革命党人，其深得旧文化的精气真髓，又沐得新思想的绚烂清风，文风自然醇厚静穆，慷慨悲歌，如祭天誓师，大义彰然，于是便有了此番不同凡响的面貌。但在撰述宗旨、阐扬公理的同时，难免少了些许芬芳时发，婉转节生，而如于右任者，既有五车诗胆，八斗才雄，又有竹兰逸气，流水琴心，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