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詹英被解到宪兵司令部。
他被关押在一个一明两暗的黑屋里。屋里又脏又潮又臭,就是他这住惯了班房的人,一时也难于忍受。屋里满腾腾地挤着十几个人,差不多都是青年。他估计可能是党的外围组织的群众,他是军委系统的,所以一个也不认识。他向大伙儿问话,那些人都一个个无精打采,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埋头大睡,不待得搭理他。牢房里笼罩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只有一个人懒洋洋地告诉他,北平的共产党算是完蛋了,连姓尹的省委书记都被逮了进来,压了一回杠子,就叛变了。
詹英听了,胸腔里像是灌满了铅水。门外不断有“哐啷哐啷”带镣的人走过去,他就赶忙趴到窗口,看有没有认识的人。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人,好生面熟。他赶忙揉揉眼,仔细一瞧,原来是老古——正是给省委写了直南考察报告的古易达同志。詹英心里一惊,咳嗽了一声,古易达一抬眼也认出他来了。他用两手在脸的两旁撑了个圆形,老古给他回了个眼色,詹英看出古易达那一双细秀的眼里所表现出来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和这屋里青年们的惶惑的眼神完全两样。他感到愉快;并且觉得这种愉快之感,老古也感觉到了。
古易达走过以后,不多一阵,这边又来了人。一看,还是两个:两个人并排走着。这边的,是个又黑又瘦的高挑个儿,不认识;只看见头发胡须毛蓬蓬的,身子骨像是十分羸弱,走起路来却深一脚浅一脚地急急慌慌地往前赶。那边的一个像是搀扶着他,詹英从那半隐着的侧面看过去,呀!像林陶!再从后面看,还是像他。老詹好不惊疑。两人走过去以后,詹英一动不动地倚着窗口,期望再能看到他们。等了好大一阵,两个人果然又并排踅回来,詹英细细审视:一点不差,果然是林陶。圆圆的脸稍微瘦削了些,年纪轻轻,满头白发。走路也有点蹒跚,一对眼睛却还是那样爽朗而热情,闪烁着理想和信念的火花。旁边那个人呢?是他的同案吗?他如果是在那一天被捕的,那该是他一个人呀。莫非他也……不能,不能!如果我把这个人给看错了,那我这双眼睛也不用再鉴别人了……但他又觉得形势险恶,对这个不太熟悉的同志还不能下断言。他甚至于想:单从眼睛判断一个人,那不成了相面先生了吗?但这个联想他又觉得太可笑,这和相面先生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是那个人牵连了他的吗?那他们怎么还紧紧地揉在一起,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相互的怨恨呀?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正在思前想后地猜测着,放风的时间到了。一到放风的地点,老古就迎上来说:
“你也来了?我看见你用手一比画,就知道你也是黎胖子给搞来的。”
“你呢?”老詹问。
“我估计也是他。我从直南巡视回来,写了个工作报告让他转省委,说好过几天他来找我谈话,可是等了好多天没见他来。有一天,有人打门来找,一开门,妈的,几条手枪逼到了胸口,东翻西找穷折腾一通,什么也没有找到,可还是把我捕到宪兵中队,又转到这儿来了。你说这不是他搞的还有谁?”老古见了自己人,恨不得一口气把话都讲完,“不过从这几天的情形来看,阵线也就乱了,叛变成为一股浪潮了呀!敌人放出空气:‘不是投降就是死’,有的人初来了还表示:‘我是准备死了’,但上去挨一顿打就叛变了,住上了他妈什么‘优待室’。”
“你知道都有哪些家伙叛变了?”老詹问。
“少共省委书记李贵为,互济会党团书记赖作民,这都是一嘟噜一串的,还有宣传部的秘书潘为友,我也说不定是他给告密了的。那家伙在叛变以后,还说什么政治上叛变,组织上不叛变呢,谁信他的胡扯!你政治上叛变了,敌人还不趁势进攻你吗?你还有什么奋斗目标?你还有什么阵地可守!”老古继续激愤地说,“还有省委的秘书长果则祥,据说新来的省委书记尹坚也投降了。敌人好猖狂啊……今天早起,把一位姓颜的颜季仁同志给拉出去枪毙了,是住在我们同屋的,一位很坚定很可敬爱的老同志呀……他走的时候,还硬要把他的衣帽和别的东西留给我们用呢……”古易达说着说着低下了头,眼角里噙满了泪花。
听着老古的倾诉,詹英时而憎恨,时而愤怒,听到最后,他的心境更加烦乱,他充分理解到这里情况的严重了,怪不得那些同屋的人闷声闷气地不说话。这时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来:必须打破这种沉闷,遏止这股逆流,坚定人们的信念,鼓舞人们的斗志!憎恨、愤怒和悲恸,都应化为力量,绝不能被这些所扰乱或压倒。他使自己冷静了冷静,向老古问道:
“这个消息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同屋一个叫桂其明的难友讲的。”老古答。
“他是从哪里听说的呢……”詹英见古易达没有即时回答,就又问道:“你和那个难友从前认识不认识?”
“……新认识的……他从哪里听说,我可没问。”古易达觉得有些不妥了,又加了一句:“反正这几天是有点乱传开了。”
老詹看见老古瞀乱不安的样子,就没有再问别的,缓缓说道:
“老古呀,你是我们一位好同志!你说得非常对:一个人要在政治上动摇了,那他在组织上就给了敌人进攻的一个大空子。你在这点上是坚定不移的。你的考察报告我也看过,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见解,对于革命充满了信心和期望,这是极其可贵的。目前最重要的是,不单我们自己要坚定对革命的信念,而且还要集聚和发动大家的力量,打退这股叛变的逆流,你说是不是呢?”
“是呀!”老古那一双细秀的眼睛里闪着愉快的光芒,“要不我一看见你就非常高兴和激动呢!怎么办呢,快想个办法吧,这样叛变下去可怎么得了呀!”
“这样好不好?”詹英略略思索了一下,说道:“咱们定它三个条件:第一,不供出任何机关;第二,不粘连任何人,打独份官司;第三,绝不发表反共言论。只要大家同意这三个条件,各个人随意打自己的官司好了。你说呢?”
“好呀,”古易达高兴地说,“我同意这种办法和提法。这样咱就谁也不怕他了。咱们这也叫约法三章。”
“咱就宣传这约法三章,宣传好汉做事好汉当。有确凿的指证抵挡不过去呢,那就担当起来,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没有确凿的指证,那就一口否认到底,党员的头上又没有刻字,怕他怎么的!多不过挨几回毒打,受几次刑,挺过去也就挺过去了。你看咱们还有谁好商量商量没有呢?既是约法,就尽可能提得妥当些,大家才好接受和遵守呀。”
“徐彦同志也进来了。”老古说,“我就去找他来谈谈好不好?”
“不要。”老詹笑着说,“这里不是开会的地方。”
“那我单独去和他谈,让他回头来和你碰面,好吗?”说着,古易达已经兴兴头头地要走了。
詹英很熟悉这两位同志,他们一个是宣传部的,一个是组织部的,是一对老搭档了。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人简直像是冤家对头,总爱在语言或行动之间互相挑个岔儿,见了面总要互相讪笑一番。可你一听那说话的味儿,就知道他们是最知心的一对了。他们互挑毛病也真是摸清了对方的底细。比如,老徐是北方人,爱吃面食,不管是粗的细的,软的硬的,有菜无菜,调和轻重,他都吃得下,还吃得那么有味。而老古是南方人,在饮食上就细致、讲究一些。虽然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一样能吃苦,但在同样的条件下,他宁可少吃,总要挑拣挑拣。初来北方时他吃不惯馒头,那小饭摊上的馒头,又总是有许多星星点点的黑斑,一个一个怎能抠得净,老古就只好把那一层外皮统通剥去再吃。这一点,北方朋友看不惯,他们另有一套讲卫生的法子,觉得趁热吃就成,只要没有苍蝇现爬过,那就没关系,也算不得不卫生。老徐对老古这一点,更是恼火:“馒头你都吃不下,窝窝头、高粱米、棒子面、烤白薯,你吃不吃呢?不改掉你这个习惯,怎么接近群众呢?”心里这般恼火,嘴里他却不说,看着老古的馒头皮积成一个小堆堆了,他又像正经又像开玩笑地说:“你老吃不下这个吗?给咱穷哥们吃吧!”说着他就把那一堆馒头皮,拿过来往嘴里一塞,三咬两咬地吞下肚里去了。老古的脸唰地一阵红,觉得火沸沸的,可他一句话也没说,低了一下头,然后又仰起脸来对老徐不出声地笑了笑,还是一句话也没说。后来可就再没见过老古吃馒头剥皮。并且从此以后两人一天天更打得火热了。
詹英正暗自想着这些过去的趣事,徐彦已慢慢地踱到他的身边来。
两人会意地点点头,詹英往避人的地方走走,徐彦不动声色地跟上来。詹英站定之后,徐彦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
“老古都和我谈过了。我完全赞同。不来这么点约束,那样叛变下去可真是不得了!你来以前,我们俩人也是一天价干着急,就是想不出个好办法来。这下好了,咱们打官司也有个小纲领了!”
徐彦不容詹英插话,又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一个革命者被捕了,绝不能任由着敌人来摆布。就算判了死刑,活一天也要斗争一天。可怎么斗争呢,就这点难!你想不出办法来,有一股热劲也无处使!还得要看准人,我那位老伙计呀,”徐彦笑笑,又接着说道,“他老兄就有点不懂得看人,他那方法也有点老一套,总是先来一段时事分析,然后是敌必败,我必胜……你讲得对是对,可要是不看场合,不择对象,可就不对了呀!我们这两个冤家你也知道,一见面就总要吵嘴。我告他:‘你不要看我粗,我可是个粗中细;你倒细,你可是个细中粗。’说急了的时候,我还常讥笑他,我这张嘴也缺德,我说:‘老古呀,你懂得吃馒头剥皮,看人的时候你就舍不得剥皮了,你要吃亏的。’他倒达观:‘为真理而吃亏也值得。你撒革命的种子,你能保准一个个都出得来吗?’他还蛮有道理呢,老实说,这一点我又很爱他,爱他这股傻劲。可是眼看到明知要吃亏或竟然是受骗的事,又不能不替他着急,我就反驳他:‘算你说得对:为真理而吃亏值得。为吃亏而吃亏也值得吗?’当然我这也说服不了他,因为我也拿不出个办法来,两人就这样抬死杠。你这来了,给咱们想出了办法,连带把我们两个半吊子也又捏拢在一起了,我们也有个主脑了。哈哈,你看光让我一个人说了……”
老詹还急于想知道点别的,就问老徐说:
“你对这里的情况摸得怎么样?听说许多人是叛变了呢。”
“叛变的总还是少数吧。这里的人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批是留苏回来吃过面包的;另一批是华北的老干部;还有一批是青年学生,这种人为数最多,都是少共和互济会那两个小子搞来的;留苏回国的和华北的老干部,是黎化冰和果则祥两个家伙出卖的。最近听说,尹坚也叛变了,不过……”徐彦略一迟疑,决然说道,“我表示怀疑。”
“你怎么看?”老詹注意地听。
“我认为我们中央不会派一个松包来,一出马就给我们省委丢脸的。”
“嗯……有道理,你接着说……”
俩人正要接着谈下去,却见林陶搀着那个瘦弱的人又一颠一簸地过去了,老詹问:
“这一对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可也够苦的了,”老徐说,“你看他们铐在一起不是?——你注意了没有?——他们可并不是一案,还隔离着老远呢,那个圆脸的从陕北来,那个瘦长脸的从冀东来,都是来到北平落脚不久就被捕了。”
“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个搀扶着一个呢。”老詹这时才注意到他们手腕上的铐子。“妈的,这么残忍!为什么要把他们铐在一起呢?”
“瘦长脸的来得早些。圆脸的来得晚些,可听说都很坚定。有一次大过堂,敌人就让他们互相看着受刑。他们还是一样地不屈服。气得敌人没办法:‘你们俩都这样硬呀!那就铐在一起!’那个瘦长脸的成天闹肚子,圆脸就陪着他成天上茅房,敌人真他妈不是玩意儿。这且不说,我听老古说,两个人的政治观点还不一样呢。圆脸的,头脑很清楚,观点和我们完全一致;那个瘦长脸的,观点上却接近于张慕陶呢。我这是听老古说的,老古和他们同屋,和那个圆脸的叫林陶的,床位还紧挨着呢,详细情况可以问他。你想一个左,一个右,那精神上能不痛苦吗?这比起我和老古尥蹶子来又有所不同了……”
“你和老古这两个同志我知道!”老詹看着那里已经催人回去,他怕老徐一提到他和老古的事又把话扯长,就笑着截断他的话:“你们是大合槽,小踢打,关系不大。现在是大敌当前,凡是对敌斗争坚决的就都是好同志,就要团结起来。大力争取那些动摇不定的人,一起来冲破敌人和叛徒对我们的联合进攻。不可以轻估敌人的阴险狡诈;更不可以轻估我们自己的力量。有些情况还须澄清,比如关于尹坚。对老古呢,提醒他多警惕些。要细心,还要大胆。缩手缩脚,疑虑太多,也是干不成的。现在咱们就要大大地宣传咱们的约法三章,大大地宣传:人要有骨头,好汉做事好汉当!”
“对啦,”老徐说,“好好地宣传,大大地——”他见一个看守走过来,赶快换了话头,“——好,大大地好,今天的天气大大地好呀,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