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里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秋雨。第一场秋雨，只下了半天，开头一阵挺急，后来才转成淅淅沥沥拉扯不断的样子。穿一件衫子你觉得凉，穿两件又有点出汗，就是这么个样子。如果雨水打湿了衣服，你更不知道是该脱下，还是该再加一件。
现在中国矿工文化学校第三分校在一座旧的排房头里还挂着一块“建校指挥部”的牌子。一个崭新的新校舍，只隔一条马路——校内的马路——便在旁边矗立起来。所谓“矗立”，是一个不大符合实际的词儿，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有新房舍建成，是挺喜欢这么形容的。新校舍不是什么高层建筑，不过是一片红砖红瓦的排房，当然还有些不同形状的会议室、礼堂、饭堂、实验室等等，总之，都是平房。
建校指挥部的总指挥也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于祥业，他把教学工作交给副校长章元善。四百多名学生只用每周的二、五两天上课，其余时间都投入建校。
一年的强体力劳动，现在大功告成。只等新教师、新学员前来报到，便正式开学。
下午两点，建校指挥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仍然在这个旧房子里。其实这是于祥业的办公室外间。里间是宿舍，摆一张木板拼成的双人床，另有一个办公桌，两把木椅。外间是两间，摆着由六个课桌对在一起的会议桌。
现在于祥业坐在会议桌横头一张长凳上，一手在脖子上搓着泥条，一手翻看又厚又大的一个笔记本。这笔记本是硬皮，而且烫着金字“学习日记”。这差不多就算于祥业身上最豪华的部件了。这种硬皮笔记本永远带在他口袋里，已经把口袋的下角磨破，上面记录着各种传达记录、工作设想要点、讲话要点、学习心得。如果在他翻阅笔记时你能侧目一看，会看到第一页上写着“保密”和“第七册”的字样。于祥业还有一支金星钢笔，外面套着用黑线钩成的钢笔套，钢笔套的口上扯出两根线来，系在制服的纽扣上。这还是他妻子送给他的定情之物，同现在的青年互赠金戒指是一个意思。
“现在我们要用一周的时间，把桌椅、床铺都布置好。”他把那个搓泥条的手放在笔记本上，指着第四点，说，“木工组的木器活都完工了吗？”
“都完了。”木工组长是个二十七八岁的井下支柱工，带着三十个木匠做门窗和家具，“就是——”
“就是什么？”于祥业问。
“就是教员宿舍的床板不够了。”
“你们早不说话。去买呀！死人吗？”于祥业的黑脸冰冰的。一谈工作他就是那样儿。
“买，去买过，”木工组长说话慢吞吞的磨人。“暂时拉不过来。”
“那你想法。”于祥业说得斩钉截铁，“该怎么拼凑，你想法。教员就来报到了，你说没有床！教员都挤到你床上？”
“那也只能挤男教员……”
屋里的人们都轰一下笑了。
“厚脸皮！”于祥业对党员、骨干说起话来总是很重，一点和缓话也没有，“两个月前就给你说，基建一完，木工组要跟上。你搞的什么乱弹琴？”
“我说，暂时只好铺高粱秸了。”
“那也行，”于祥业说，“先克服困难。高粱秸买了吗？”
“买了。正在捆成把子，扎到床上……”
“明天上午，都要抬进宿舍去。听到了吗？”
“听到了。”木工组长说，把一支烟一口抽下半截。
于祥业拧开他的金星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几句话。他转过头，对着门口一个人问：
“老徐，你看还有什么事？”
那个老徐叫徐万福，是本校五年级的学员。他是井下采煤队的，今年三十岁。他正坐着一把笤帚，身子靠在敞开的门上。人又瘦，又黄，披着一件夹袄。他是建校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是党总支的委员。他是最受于祥业器重和依靠的人，也是受苦挨训最多的人。
徐万福没有答话。
“瞌睡了吗？”于祥业说，“叫醒他！”
旁边有个人朝他的屁股踢了一脚。他说：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是没有事情说了，还是没有睡觉？”
“没有睡觉。我能睡着觉就好了。”
徐万福的脸上一点肉都没有，颧骨上都像只贴了一张干皮，两个眼窝黑得出奇，凹下去。
“今天一过，叫你大睡三天。”于祥业说，“睡过困来就安心当学生，上课。”
“我就等着这一天。我真怕累死了，捞不到上第一课。”
“你说，还有什么事儿吗？老徐，你这副总指挥可就是最后一天了。”
在四百名旧学员里，于祥业只对徐万福一个人叫“老徐”。他是于祥业在工会工作时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有第六排东头那个教室还缺一面墙没抹白灰。”
“早派一个人去不就行了？”
“我自己去抹。我就在那个教室上课。五年级二班，都编好了。”徐万福微笑一下，嘴角的皱纹很深。他真想去念几年书。
于祥业看他一看，没有提出什么责难。
“那，咱们的建校指挥部就撤销了。以后的事情，都由教务科、行政科、秘书科去管了。”于祥业难得微笑一下，合上笔记本。
徐万福坐在地上，两手紧了紧自己的夹袄，觉得屁股冰凉。但是他高兴地说：
“总指挥成了校长，副指挥成了学员。唉，我总算脱了这个愁帽子。”徐万福又朝旁边的一个同学（所有的建校者都是本校学生）说，“我还抹一面墙。咱有始有终。谁也别再来给我出难题了，老天爷！”
外面的雨下得哗哗的，大家冒雨四散。
徐万福用那件黑色对襟旧夹袄蒙住头，穿过一条宽宽的沙石铺成的马路，又上了两级台阶，再跑过一长排教室，转一个弯才到了五年级二班的教室。教室里没有人，在雨天更散发出潮湿的石灰味儿。新的课桌和新的椅子都重叠地堆在半间屋里，空下这半间，还留着一个抹灰的脚手架。徐万福看到，一个装灰泥的浅浅的方木盒子里插着一把铁锹，瓦工抹灰的铲子和木板扔在旁边。
徐万福一阵紧跑之后觉得心跳腿软，后背疼得厉害。那是去年雨天，建校开始时，去背砖，累出了病。那一阵，几百学员投入运料的活动。砖窑在十里以外。没有汽车。那时候，雇马车也雇不上。“人背！”于祥业捋一捋满脸的汗水叫唤着。头一天晚上开了一个支部大会，于祥业在会上作了一次动员，并且说明这次建校的政治意义。他说：
“从长远说来，提高工人的文化，学好技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还有更急迫的一个方面，就是各矿实行定员，有一大批剩余的劳力要安置；安置的方式之一就是到三分校来学习。最后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阶级斗争形势。矿上正在进行反把头斗争，把包工柜这种剥削制度改为工人自己当家做主的劳合组。我们内部要明确，对某一种人进行审查。”
最后于祥业说：
“这个建校任务非常紧急。我们要拿出战争年代打老蒋的精神去背砖。人人背。共产党员带头背。共产党员，死，你也得背着砖头死在工地上！”
于祥业自己那阵也像疯了似的。
徐万福那阵子还不是副总指挥。他是一个队长，领着一百多人。他记得背砖的第一天一大早，人们只拿一条绳，少数人找到或买到扁担，乱纷纷站在旧校校门外边。这时于祥业也提着绳子过来。
徐万福问：“于校长，从哪里走？”
“东南，直走！”于祥业一挥手。
于是几百人便向东南拥去。那时，荒地和绿油油的麦田交错在一起，也确实没有什么正经路。荒地踏过去，麦地也踏过去。等到下午收工时，徐万福看到的已经是一条很清晰的土路了。这路宽处有七八米，窄处有两三米，大体顺直地通向十里以外的一个旧军营，那里有十几万块红砖。那里，建校指挥部又找人修整废弃的砖窑，雇工烧砖。十几万块砖当然是不够的。
人人定额。黑板报上天天公布每组每人背砖的数目。表扬先进，批评懒汉。
正赶上这里有一次大庙会。周围几个县的人都来赶会。出售骡马的实际上不多，那时候农民能养起骡马的还不多。牛、驴、猪、羊，都不少。鸡、鸡蛋，很多。粮食、菜蔬。炭、柴，还有木料。多数人自然是用担子，但也有马车、平车和山东人爱用的独轮车。徐万福是个精细的人，提着一条绳子便走近庙会的人群。
“老乡，哪县的？”
“肥城县。”
“这么远，有二百里吧？”
“差不多。”
“卖粮食的？”
“不是，木料。”
“都脱手了？”
“才利洒了。卖给人家盖房，咱自己拿钱回去也收拾收拾破屋。”
“那你这车，吱扭吱扭还推回去呀？”
“不推回去能撂下？”
那时候农民卖了东西还不大明白可以贩回去些什么东西，只做单打一的买卖。
“我想买个车。大爷，你看，工人背砖盖学校，你把车卖给我。咋样？”
结果，徐万福用一元钱买了一辆破旧的独轮车。
徐万福是贾汪煤矿的，自小下窑，但在家里也推过这种车。徐万福身上只有六毛钱，便喊住另一位同学，又借四毛钱买下车，他们两人合伙，一个推，一个拉，一车就能推二百块。
徐万福的那辆破车吱吱呀呀响一路，于是工人们便都到会上去买车，买扁担。结果有七八辆独轮车上了路，扁担增加了几十根。
那以后徐万福才被于祥业赏识。被赏识在那个年代意味着吃大苦。后来又叫他负责砖窑上的事，施工上的事。
在窑上工作时，他带人和泥，制坯，装窑。他招呼雇来的烧窑师傅，偷偷学着看火色。
一天下午，于祥业来到窑上背砖。背砖用两条麻绳拴起一个窄窄的木托板，托板上面放砖，放好砖，挎到两个肩上，肩上着力的地方垫些布，最好是垫个布鞋底。那时规定，女学员一趟不少于十块砖，男学员不少于十六块。于祥业叫过徐万福，徐万福看于祥业摞上去十八块。十八块是九十斤，十里路。于祥业虽然是三十一二岁了，但平时早已离开了这种重体力劳动。徐万福说：
“于校长，你背十块吧。给大家加加油就行了。”
“十块，我成了女人了。”
“你不行。这不是嘴说的，你多年不干这个了。”
“多年不干也不能做孬种。何况又不是天天背。”
于祥业就有这股犟脾气。
“你放下四块，我给你背回去！”徐万福坚持。
“我不要你捎。你这个熊样也不是有大力气的。”于祥业擦一擦头上的汗，低声说，“听着，柳树底三号窑上有个烧窑的河南人吗？”
“有，和我同姓，徐金昌。有事？”
“逃亡地主，有人命案。”
“噢？……”
“公安局来人了。明天早上，我派保卫组的小刘带他们来，到时候小刘来找你。”
“明白了。”
“从现在起，你盯着徐金昌——他本名不叫这个。”
那天天黑时徐万福还没有吃晚饭，他在一个瓜棚那样的草庵子底下坐着——他有时就住在那里面——盯住徐金昌和几个烧窑的一起吃晚饭。他一夜没睡，盯着徐金昌的那个草庵子。
第二天一早，赶在背砖的学员前头，小刘带来三个便衣。小刘手里也拿着背砖的工具，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小刘同徐万福说好，就在那个庵子后面坐下，叫徐万福把徐金昌叫过来。
那自然好办。
徐万福吆喝徐金昌过来研究一下砖头的质量问题。这是常有的事儿。绕过一排排砖坯，那个徐金昌就过来了。只见那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河南汉子，很壮，白褂白裤都是土布的，披一件黑棉袄。徐金昌上来时，只有小刘在，那三个便衣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徐金昌一面走一面说：“又有什么问题？都是好砖！”
“你来看看。”徐万福踢踢脚下面的几块砖头说。那里满地都是砖和坯。
等到徐金昌走到跟前站定，低头看砖时，一个便衣从庵子后头过来，亮出盒子枪。徐金昌似乎一愣，后边的人过来，用一根木棒扫腿就是一杠，正打在腿弯上，徐金昌立刻就爬下了。那个举枪的人叫一声“别动”，上来一脚踏在徐金昌脖子上，另两个摁住他就手把铐子倒背着铐上。又一扯，徐金昌就跪在地上了。
“你是薛集的牛子义不是？”
“是……政府宽大……”
“你老实不？”身后的人扯着手铐把脚蹬住牛子义的后背用了些力气。那牛子义号着说：“老实老实……娘呀我服罪！”
那个徐金昌被逮捕以后，徐万福跟着第三窑的另一个烧窑师傅就把那活儿顶下来。他夜间值班看火，白天招呼着五个窑的师傅，还指挥出窑，装窑，自己运坯，背砖……四个月以后他调到工地当了副指挥，盖房。
“我累伤了。内伤……”徐万福捶一捶腰，把和好的石灰铲到另一个灰斗里，举上脚手架，自己再拿着工具爬上去。
这是全校的最后一面墙了，我一定抹得光光净净。他想。外面的秋雨下得更紧，凉风吹得挺尖，又潮又阴。
徐万福下来，又捶自己的腰。但主要是后背疼。难道是背砖时候压的吗？徐万福摇摇头。谁知道呢？他今年三十岁，已经有二十年的工龄，十八年在井下……十岁的时候就下井。干什么活？自然，只能拉拖子。身子没有长成，正好，在八十公分高、九十公分宽的煤洞子里，把绳套到脖子上，狗一样地爬，用脖子拖着一筐煤，筐下面垫几块木片……（当代读者见过北极风光片，上面有狗拉雪橇。就是那样，就是那样。）“拉拖儿的”，井下的工人这么叫这些孩子……那时候，也许就伤着了。
徐万福第六次爬上脚手架时，一位同学进来了。他叫着：
“万福，你咋不叫个帮手来？”
“不了，就这么一点活儿了。大下雨的……”
“万福，我来吧。”
“不，你递灰吧。我抹，这就省力了。”
“我说万福，你越来越瘦……你别太逞强……”他把一大锹白灰递了上来。
“不抓紧点儿……行吗？你看……这一年……我挨了多少训！”
“于校长信任你……重用你！”
“我知道……”
徐万福在党的会议上受过多少批评，在那个非党的同学面前是不好说的。于校长他……太严。
徐万福的眼睛随着那个泥抹子在墙上转呀转呀，转得头昏。墙是雪白的，有石灰气味……怎么，忽然又变成黑的……像八十公分高的窑洞，而且，有霉味……徐万福后来长大，成了采煤工，他弟弟又去……拉拖儿……养家。弟弟十三岁时，冒顶……死在煤洞子里了。
“我怎么……想起……”徐万福一寻思，是由眼前发黑才想起煤洞子的。“两眼黑”，当时把文盲叫作“两眼黑”。第一次当党的小组长，收了党费，自己不是……不是只能写出一个个的姓吗……对对，姓或者名，反正一人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也不易写……
徐万福又铲起一抹子白灰时，又问自己，怎么忽然想起弟弟。那是多少年前了？泥抹子在眼前转来转去，转得人眼花头晕……那年弟弟十三岁……“井下冒顶了！”有人喊，他从澡堂里，披件破窑衣就到了井口。绞架开得轰隆隆响……铃声——打给绞车工听的铃声——一响，上炭或下空车；两响，上料或下料；那绞车就开得快，罐笼在二百米深的井口里上下……三响是下人上人，绞车就慢了，稳稳地停住。那天，那天……他也是第一次听到铃声四响。四响像报丧一样……四响……以后他听见井口管罐笼的四五个人一齐喊，他们喊——“老窑户啦——”……窑户“老”在窑底下啦……死了矿工啦……就那个意思。声音怎么那么怕人呢？他们像哭丧一样地号……“老窑户啦！——”接着……接着……泥抹子又转了三个来回，接着……罐笼稳稳地升上来，露出地面。罐笼里站着两个伙计，使罐笼有些空旷，平时窑户们都是一个挨一个站着十几个……两个伙计中间，放一个拖子，拖子里躺一个孩子，头露在外面，小腿露在外边……那个“老窑户”是弟弟……多么小的一个“老窑户”！……他才正是念书的时候呢。今年……他也不过二十岁……
徐万福骂自己：“这还能干活吗？”
他突然摇晃一下，要栽倒。不过地下的伙计正在低头干活，没看见。
“我……我快成……我熬干了。”他扶着墙歇一歇。然后下脚手架。站到地上去抹最后两平方米。站到地上，稳。稳稳地上来罐笼……稳了不好……
今天还剩下最后一面墙，于校长，不，于指挥他没有发火，没有当众训我。为什么？昨天本来要……要一气干完的。我背疼，我干不完，实在干不完了。于指挥，你昨天就是来踢我，我也动不了了……我，不错，我……是党员，是总支委员……我愿意为党牺牲，但是昨天……我真不能干了。今天你没骂我，你，……于指挥，你，你也知道？……
徐万福明白。他明白自己是“伤着了”。“伤着了”，在工人心里是“有了内伤”。但是，是哪一次形成了这个内伤的呢？他说不清。可能有的次数太多。比如，在烧窑的时候，一次出砖时，背着热砖从烤炉一样的窑里出来，一出门他就倒下了。幸好不是向前爬，不然腰也砸断了。他是向一边歪倒的……还有一次和泥，忽然气喘得眼发黑……
徐万福不能确定是哪一次“伤着了”。他甚至怀疑长久地睡在那草庵子里的凉地上，虽然下面铺了草苫子也防不住潮气呀……但是，毕竟在井下拉拖时，光屁股淋着冰冷的淋头水那回的可能性更大。
徐万福老想知道是哪一次劳动把自己的身子弄坏了，坏成这样。
抹墙总是由上而下。快完工了。
徐万福蹲下来抹最后一片墙皮时，那雪白的墙时时变成黑乎乎的煤洞子。他累极了，瓦工的泥抹子竟变得那么沉，比以前在井底下挥动的大锹——一锹二十斤煤——要重十倍。但是总算结束这一切了。三天以后，等新老学员来齐，他就要坐这个教室里上课……
最后一铲泥，他抹得细极了。墙角的下部也抹出棱角来，又均匀又平整。最后，最后，是最后一下，抹完了。他想扭过头来给那个同学说“完了”，但是，他一歪身子，躺倒了。在那一刹那，他觉得一年半以来第一次放松了身子……
于祥业在总务处开会。
桌凳发出新油漆的气味。外面下着雨，里面的地却干燥得很，除了出进的人们脚下沾的泥水以外，一点潮湿的地方都没有。比砖地强多了。校部的办公室，包括校长办公室、副校长办公室、各处、各教研室，都是水泥铺地。这明显地带着新气派，带着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方式，显示着国家生产的迅速发展。在旧校址的房子里，一部分是土地，一部分是砖铺地，一到秋天，床腿桌腿都湿了两寸，鞋子不晒就长绿霉。现在，水泥地！
于祥业从“建校指挥部”走到这里，黑布鞋已经湿透。脚凉，半截腿溅湿了，也凉。所以他特别感到水泥地的美妙。坐在这里不大一会儿，裤腿竟然快干了。他挺愉快，说：
“今后这些吃喝拉撒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了。该有个规划，有个分工。”
行政科长用心地听，记。那年代，一个干部每年消耗的笔记本总不下十本八本。多少干部就是在笔记本上练出一笔好字来。
“我看各个教室、办公室都挂上牌子了。怎么厕所没写字？”于祥业很风趣地问，“走错教室再另走，走错厕所人家不说是搞鬼？”
行政科长记下，并且说：
“那不准备挂牌子了。准备写在墙上。”
“也行。说写就派人去写。”他又问，“开学那天，杀猪宰羊吃两顿吧？”
“食堂里的猪准备杀两头。羊没有。”
“买几只。犒劳犒劳大家！”
于祥业现在谈这些工作，很轻松。他没有拉长脸训人。行政科长以前曾叫他骂得掉眼泪。“你真是个孬熊，”于祥业用山东话骂。于祥业发了火，没人不怕。
今天这会却开得轻松。于祥业漫不经心地随便谈谈，行政科长却在记。
这时候一个学员喘着跑来，叫道：
“于校长，徐万福昏倒了！他……”
“昏倒了？……怕是累的。在哪里？”
“在五年级二班教室抹墙，抹好了，就摔倒在地上。”
“那快去叫校医，叫胡德明。”
“胡大夫去了，说是……说是危险！”
“危险？胡说。”于祥业站起来，往外走，说，“好好的，就能危险？……没经过事情，吓的。人还这么容易死啦？”
于祥业从1939年参加革命，见过太多的死亡。他不信会有什么危险。没枪没炮，不掉脑袋不流血，人可不是容易死的。到了和平时期，动不动就是“危险”……到处是危险的时候，他娘的，没听到这么多的“危险”。不过于祥业一想到徐万福这一年来瘦得脱了形，和今天他坐在笤帚上靠着门框那样子，真像个……死人。于祥业还是冒着大雨，水一脚泥一脚地往那个教室里跑去。
教室里围满了人。
徐万福被抬到并排两张课桌上，仰面向上。
胡德明矮小而臃肿，四十来岁，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医官。他没多少本事，不过脾气好，学员都叫他“阿司匹林大夫”。现在他不笑了，叫着：
“同学们出去，出去好不好？……这没有什么看头，人多了空气不好，乱哄哄地对病人不利，出去吧——呵？出去——”
胡德明满头大汗，脖上挂着听诊器。
“怎么样，老胡？”于祥业一看这样儿，心一沉。
“不好。情况很不好。”胡德明又一转身，说，“请大家出去！”
于祥业转过头来说：
“大家都退到门外边。立刻，退。”
人们都退出去了。
“怎么个不好呢？”于祥业问。
“心脏很衰弱，脉搏只有四十二下。”
“老徐，老徐！”于祥业走到徐万福身边低声地唤。毫无反应。细看徐万福，口角流出些涎水，呼吸几乎看不出来了。
“想想办法，”于祥业的脸变得黑冷黑冷的了，“想想！”
“我们……不敢采取什么措施……”
“见死不救吗？”于祥业勃然大怒了，“养活你们干什么呢？打点什么针？”
“强心针，不敢打。”
“敢打什么，敢吃什么，你治——人已经这个样了，我做主，你给他治！”
“我看，立即送医院。”
“秘书科来人了吗？”于祥业走到门口喊，“去，打电话，看医院有没有救护车，叫他们来救人！”
“行政科来人了吗？叫人把马车套上，准备着，送医院——弄块雨布，伞也行。”
但是行政科长说马车出外拉炭去了。
“混蛋！”于祥业骂了一句，不知是骂谁的。胡德明以为是骂他，骂他无能……
“校长。”一个女学员在外头喊。
“什么事？”
“五年级一班的刘朝柱会扎针。你看能扎吗？”
“扎针？”于祥业重复一句，转过头来问，“胡德明，怎么样？”
“那玩意儿——于校长，我不懂。”
于祥业不屑一顾地回过头，向外面说：
“叫刘朝柱来！”
刘朝柱有四十来岁了，眯着眼，眼里老流泪，经常泡在校医室向胡德明要眼药，并讲些下流故事给胡德明听。
“刘朝柱，你会扎针？”于祥业问。
“家传。于校长，有个小毛病，我敢扎。”
“家伙带了吗？”
“带了，我随身带。”
“那你给他扎！”
“我只能……于校长……试试。”
“你扎。我负责任，你扎！”
刘朝柱打开那个黑色布包，上面插着几根火柴棍那么粗的和细韭菜那么宽的铁针，有圆有方有三棱。只见他细瞅一下，取出一根三寸长的，前头带着三棱头。
“你大胆扎，我负责。”
于祥业看刘朝柱走到徐万福面前，在他那个光头上揣摸穴位。
“百会……”刘朝柱嘴里念念叨叨。然后就下针。于祥业生死大事见过许多，却把头转了过去。
刘朝柱在徐万福的头上扎了四五处。又扎虎口，又扎人中。
毫无反应。
于祥业走过去，只见徐万福脸色苍白，扎过针的地方流出黄色点滴，浓重地凝在针眼附近。
“老徐！老徐！”于祥业叫唤。
“刘朝柱，再狠狠地扎了几下！”于祥业命令，“组织负责！”
胡德明抓起徐万福的手腕，试了一分钟。
“完了——于校长，没有了……”
窗外人喊：
“绑了个担架，于校长，送医院吗？”
于祥业没理。他低头走了出去。
于祥业站在雨地里说：
“选好棺木——拍电报告诉家属——”
旁边有人答应说：是，是。
“王百庆——”于祥业忽然叫一声，那时候，雨地里站了二百人，几乎叫谁都能叫到。王百庆原是井下打石门的好手，建校时成为基建组石工队的队长，“王百庆——”
“我在——”王百庆说。
“百庆，你去选一块青石料，刻上几个字。你刻——建校副指挥徐万福光荣献身——刻上今天的日子。在这个教室后面墙上挖个洞，嵌上去！”
“我去干。”王百庆哭着说。
“记着，今天刻——明天嵌上去——这是建校的最后一个工程！”
于祥业冒雨奔回他那潮乎乎的旧办公室，也就是“建校指挥部”。他不知道脸上的雨水里有没有泪水。不知道。到20世纪80年代，于祥业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听过一个歌，唱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时，他想：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活的？这时候，他已经忘记那天徐万福死后他回到办公室里时，心里的茫然了。
他坐，想什么呢？什么都没想。他想：徐万福有一面墙到今天还没有抹起，我当时想骂他，但没有骂。老天爷，你叫我做了件不后悔的事！他累死了……
这时候，夏宁芷乘坐的那列火车刚刚进了泰安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