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夏宁芷同司传薪提取行李，雇上一个毛驴拉的小平车往三分校走时，日已欲尽。沿着泰山脚下走，一片荒芜。石子铺成的公路把小平车车轮颠得咚咚响个不停。起初，他们还贪看山景，向那个脚夫问了许多话。车夫：
“不是到三分校吗？明天看山吧——天天都是抬头见山。”
“泰安城在哪边？”夏宁芷问。
“咱们绕过城里，这个大路近一点。”
说时天已黑下来。夏宁芷想，今天幸好遇见个同伴，要不，一路漆黑，吓死人的。
到了三分校，校门前亮着两盏路灯，路灯安在校门两边的方形石柱上，带着圆球灯罩，相当气派。灯光所照到的部分，都是青石砌成的厚墙，石块之间的白灰还没有被公路上飞起的尘土染黄，给人清新庄重的感觉。
传达室一个老头，开了铁门，大着嗓子往里头喊：
“哎——来了新老师了——”
毛驴拉车又往里走了几丈远，有个喷水池，不过没有水喷出来。绕过喷水池，有一个两翼张开、中间有深深走廊的平房建筑。这就是校部了。
行政科长见了他们很客气，道说辛苦。
其实，只是到了这里，夏宁芷才知道他叫司传薪。她听他向科长说：
“我叫司传薪。司令部的司。传达命令的传。薪是草头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新中国的新……”
好像科长也并没有听懂。他不管这些。他说：
“累了累了，咱先去吃饭。”他转头叫一声，“公务员！小王——”
那时候，“公务员”是打水扫地送通知买烧饼的服务员。到了20世纪80年代，要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两种“员”之间的差异，可就太大了。这是两句闲话。
公务员小王十五六岁，长着胖胖的娃娃脸。他是在本县农村雇来的。
科长叫小王带两位老师去吃点饭，然后扛行李送他们到宿舍休息。人事手续明天交给秘书科。小王按命令办事。他们又共进一次晚餐。饭毕，小王扛起夏宁芷的行李卷，送她去宿舍。小王本来要请司传薪稍等，他再来扛第二趟。司传薪问他的宿舍在哪里，小王说一个前排一个后排。司传薪说：
“那不用第二趟了，我提着行李咱们一起走。”
“哪能叫老师扛行李，我回来给你扛。”
司传薪笑了，说：
“我一个顶你两个有力，要你扛干什么？”
司传薪怕弄脏了自己的衬衫，他轻轻一提，就把一个行李卷一个小皮箱分在左右手里提起，跟着小王走了。先经过司传薪的宿舍，小王指给他看，他进去了，里面还没有人住。然后小王扛着行李把夏宁芷送到她的宿舍。
夏宁芷要住的宿舍，前天已经来了一位女教师住进去。夏宁芷随着小王走进这个十二平方米的宿舍。只见屋中央挂下一盏电灯，照见室内有两床两桌两椅。但是——但是也有两个人。小王进来说：
“科长叫我带夏老师到这屋里住。——新来的夏老师。”
小王说完，站在那里一分钟，也不知该再说句什么，或再干点什么。胖脸上泛起一点红，又说：
“我去帮司老师收拾收拾。”
小王说完，朝两位女老师笑笑，却伸出一根指头指了指坐在床上的一个小孩，去逗他。那小孩也抬起眼，很高兴地望着小王。看样子，小王同这个小男孩已经挺熟悉了。
夏宁芷看看这位女老师，大约四十五岁，也有自己妈妈的那个年龄了。小孩大约十岁。从年龄上判断，该是母子二人。
两张床上都铺着铺盖。这……
夏宁芷正在迟疑的时候，站在床前的那位女教师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只听她说：
“啊呀，对不起得很……是的，是的，每间房是住两位教师的。我前天来，看床还空着，就把孩子的被褥铺上了。”她一面微笑着说，一面就走过来，匆忙地把另一张床上的行李卷起来，放到自己床上，又说，“请把你的行李打开吧，我来帮你抬……抬上来。”
夏宁芷看到这位瘦高的中年妇人殷勤地走来帮自己抬行李，急忙抓住一角，合力抬上去。行李很沉，要不是她帮忙，一个人还真是不能提到床上去。想到这里夏宁芷埋怨起妈妈只顾往行李里面塞塞塞，好像要把家搬来。要不是火车上遇见司传薪，要不是小公务员从办公室扛到宿舍，要不是这位女教师现在提着绳子抬，那怎么办？夏宁芷觉得新社会处处有温暖。
行李抬到床上，要解开，很费力。行李卷是请一位出门有经验的人打的，打成个“小九九”，就是说，在行李的上下两个面上，都隔成九个小方块。当时是用力紧，用力煞。那人说：
“路子远，捆松了，在行李车上三晃两晃，松开了。出门，什么事都要想周到，做牢靠。”
现在，夏宁芷用出吃奶的劲也解不开第一个结扣。她冒汗了。但面上仍然微笑，总不能把心里的埋怨都泄露出来。她解，解得两个手的手指都发抖。
那位女教师走过来，她说：
“这个行李捆得讲究。”
“是呀，请人捆——紧死了。”
夏宁芷忽然想到，是不是请司传薪来解行李。但是，好像是不大方便。叫这位老师或别的什么人……误会。
女教师也动手，照样不行。但是女教师转眼往四周望一望，看到窗台上有一只长长的钉子。她说：
“咱们用这个工具吧，”她拿过钉子，穿进一个绳结，用力地挑。她很费力，夏宁芷听到她喘息都很粗了，说：
“这办法行——我来。”
夏宁芷终于从一个结扣里扯出一股绳。接着，这个结扣就开了。于是解另一个。
等到行李打开放到床上，夏宁芷满头大汗。她坐在一张凳上，说：
“好累——知识分子没得用哟。”
“你喝一口水吧，杯子是干净的。”女老师端过一杯凉开水送来，“你们青年人，有用的。”
夏宁芷道谢，把水一饮而尽。这时，她的情绪好转，在灯光下细瞧这位同室伙伴。
“我叫夏宁芷，呶——行李上写着。”
“看见了，看见了。我叫谢秋柳，呶——行李包上也写着。”女教师指着桌上一个破旧被单，那上面缝着一块白布，布上写着字。
夏宁芷心想，这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只是有不大健康的情调。细看这人，真也像秋柳一样，瘦而黄。面皮十分细，只有近看才看得出眼角上有细密的皱纹，分明有点早衰。她说一口无锡话，甜腻腻的，但并非由做作而来，而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剩余的某种教养。看来她身体不好。黄，是贫血造成的。还有，是说话间带出一点干咳。
“过来小南，叫夏姨姨。”
孩子用无锡腔调的普通话叫了一声，便依偎到谢秋柳怀里。孩子的模样十分像他妈妈，长型的脸，但是也黄。孩子常常转目望一望妈妈，唯恐有什么话说得不当，有什么事做得不当；或者他是关心妈妈，要从表情里看出妈妈的心情。
夏宁芷觉得小南很讨人喜欢。她感到小南是一个敏感而聪颖的孩子。但是小南似乎难得开怀大笑或忘我而言，像许多同年龄的孩子。
“几岁了？”她问。
“十岁。”
“几年级学生？”
“四年级。”
说完，小南看了妈妈一眼。谢秋柳很高兴地看着小南。
“来到北方，想家吗？”
小南摇摇头，说：
“跟妈妈来上学——爸爸病了。”他又望一眼妈妈。
“噢，”夏宁芷才想到问小南姓什么，“你姓什么。”其实这就是在问谢秋柳的丈夫姓什么。
“王。”小南用无锡口音答道。
“草头黄。”谢秋柳跟着解说，因为那里口音王、黄是分不大清的。
“他爸爸病了几年了。”谢秋柳略停一下，补充。然后转过话题问，“夏老师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吧？”
“是呀。”
“学什么的？”
“历史——我是历史专科毕业的。”小夏回答，“谢老师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复旦——复旦大学数学系。”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看得出什么？”
“老大学生嘛，文化修养高。”小夏把自己对谢秋柳的印象说出来了，“真的，不像我们这些人，没念过几本书的。”
“呵哟，什么文化修养……还是你们青年人幸福——”谢秋柳忽然煞住了口。似有什么不便于细说的话。
夏宁芷正是在心直口快的年龄，谈得高兴。她从心里是把这样的人当作自己的老师的。
“谢老师以前在哪里工作？”
“在复旦教书——那是抗战以前的事。”
夏宁芷是曾经想报考复旦大学但终于不敢去报考。现在，面前就是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她一下子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可笑的孩子了。
“来这里以前呢？”她问。
“来这里以前？我已经好久……没有工作过了——也教过几天中学，时间不长。在家里——呶，照顾孩子了。”谢秋柳把孩子的头摸了摸，低下眼，似乎有一声叹息。
小夏觉得初次见面，自己的问话太多了。
“好，收拾一下吧。”小夏说，就转过身，收拾床铺。
谢秋柳也起来收拾床铺。
“那——你们，一张床上睡两个，太挤了吧？”
“好的，蛮好的。”谢秋柳说。
这怎么能是“蛮好的”呢？
“明天给行政科讲一讲，我搬到另一间去也可以的嘛。”
“谢谢你小夏，不用了不用了。这是学校里的规定……”谢秋柳摊好了被子，说，“我们刚来，不好叫学校多照顾——麻烦死了。”
“谢老师，你是——从哪里……介绍来？”
“我？招聘考试——这样参加……参加工作的。”
这时候，门忽然被推开，进来一个又矮又胖的女人。这人将近五十岁，短发，穿列宁服。她面带微笑，点点头，问道：
“呵呀，对不起，哪一位是夏老师？”
“噢，我……我是……”夏宁芷以为是校长或者科长什么的领导。谢秋柳也站起来了。
“你呀？”她伸出右手胖胖的食指，像根水萝卜那样饱满圆润。只见那食指轻轻地在空中点着，好像不相信眼前就是名叫夏宁芷的教员。这使夏宁芷有点惶惑，“你怎么出站也不招呼一下？呵唷唷，我现在才到学校。公务员小王告诉我，你早来了两个钟头了……呵呀，你，你，你！”
“我不知道您也……”
“咱们同一趟车……轧死了人的车！”
“真对不起，我要知道就好了。”
“是呀，是呀，都是新教师，你该等一等，招呼一下嘛。”她又皱起了眉头，抱怨道，“这种学校，也真是，该派人到车站去接一接嘛……我到哪个学校都是有接有送的。我们知识分子——这有政策的，应该团结我们。”
“老师您贵姓？”小夏问。
“忘了自我介绍了——丁桂芳。语文教师，老武大中文系的。”
“我叫谢秋柳。”
“你是带着孩子来的。”丁桂芳坐下，看看室内，“那要两个人睡一张床啦？挤死挤死。这个学校对知识分子……”
丁桂芳做了一个苦相，摇摇头。
“蛮好的蛮好的啦，不挤，小孩子……”
“什么蛮好，挤得没法睡！”丁桂芳又坚持这个看法，“而且——男孩子，也不小了——小夏，你睡在这里也不方便的。总是男孩子，这怎么行？”
丁桂芳这一说，倒说得夏宁芷不好意思。到现在，还有什么法子想呢？谢秋柳低下头把孩子揽到怀里，默默不语。夏宁芷看到那双眼睛里露出的无可奈何。不过，夏宁芷还是笑了，说：
“黄小南，一点点小把戏。小姑娘一样的。”她希望谢秋柳不那么难堪。
丁桂芳说：
“小夏，我住隔壁，你住过去吧——荒山野岭，我一个人睡一夜也睡不着——从车站到学校已经把我吓个半死。”
“我看不用了。住房是学校分配的……”夏宁芷说。
“你这是学生的口气。教师住房不是学生宿舍，可以挑选一下——来，抱过被褥。”丁桂芳动手卷被。她的热情让人受不了。
夏宁芷说：“我已经安顿下来了……”
“明天再过来收拾零碎……你听我的！”
夏宁芷望望谢秋柳，她的面孔十分苍白，小南偎在她怀里呆呆地瞧着丁桂芳收拾。孩子的眼里露出惊恐不安，好像他又为妈妈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他看看丁桂芳，看看夏宁芷，然后十分仔细地去看妈妈的脸。这时妈妈的脸转到灯影里，他看不到，夏宁芷也看不到。夏宁芷说：
“今晚我去陪陪丁老师，明天我再过来。呵？小南！”
夏宁芷跟着丁桂芳走出屋，才清楚地看到这一排教师宿舍一共八间。前一排与后一排相距十米左右，种上几棵小杨树，偶有一点花草。
宿舍的格局都是一样的，所以一进去也就立刻适应。床是木框，上面没有铺床板，只扎上些高粱秸的小把子。在高粱秸上又放了一张用谷秸编的草垫子。
“你瞧，咱们两个，多么清静。”丁桂芳帮夏宁芷收拾好以后说道。
但是丁桂芳往床上一躺，下面谷秸、高粱秸吱吱喳喳地响起来，丁桂芳说：
“这个鬼学校弄这样的床，响得能睡着觉吗？”她忽然坐了起来，左右看看，也无法可想，就又睡下，说，“我失眠，就怕这种声音——小夏，你翻身可轻一点。”
“好的，好的。我睡觉很实，不怎么动。”
“睡得实好——打呼噜吗？”丁桂芳忽然想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不，我不打。”
“那好——今天要好好睡，累坏我了。”
“那睡吧。熄灯吗？”
“熄。”
夏宁芷下床走到门边去拉那个电灯的开关线。屋里一片黑暗，只有前排某屋里的灯光射进一点。
“小夏，你从车站一直就来了吗？”
“是的，雇一辆毛驴平车拉行李。”
“多少钱一辆？”
“一块四毛钱。”
“我呀，倒霉……我先是等人来接，等到天黑。没人来接。再雇车，要两块钱！说是天黑夜路不好走……农民可自私了，这不是说工农大众的坏话。是——真——的……”
有十来秒钟没有下文。夏宁芷听到沉重的呼吸。她想，丁桂芳是睡着了吧？接着就有一声出乎她意外的尖锐的呼哨声传过来，接着转为喇叭的尾音那种粗重迟钝的弱音。丁桂芳打起呼噜来了。
其实夏宁芷原来向丁桂芳保证的“睡觉很实”不完全是真话。换一个新床铺，她往往睡不实。于是，她这一夜受尽这种呼噜的折磨。
三分校的前身是一个矿务局的工人文化补习学校。从那时候起已经形成一个规矩，就是：教员和行政干部、领导干部一样，都执行一个作息制度。这就是说，早自习一小时，上午上课四小时，下午上课两小时，然后是课外活动时间，干部们也活动，或者回家，自便。晚上有两节自习课，教师要来辅导或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备课。行政干部也要上班，领导也要到各科各室检查，或者开会。当时上级做报告、报刊发文章，提出一个口号叫“反对游击作风，坚持正规化”。这个学校在这一点上，就是体现这个精神的。
实际上晚上这一班，比白天还要干得实在，往往到十二点，教研组或其他科室还有人。那时候人们在学习保尔·柯察金，学习吴运铎，学习丹娘，学习张思德，等等。总之是没明没夜地干。这其实已经是一个人思想进步与否的标志，是入党入团的必有表现。也正因此，所以那天晚上新教师来了，还有人接待。这要不在这里说一句，在真正“正规化”环境里生活的青年人也许会说作者编故事离了谱。
当然，在夜晚十二点钟还留在办公室里的人，也有时是在下棋打扑克。就算这样吧，好像在那个环境里和那个氛围中，也比正规化的按时睡觉更为“积极”。
夏宁芷新来，当然不知道这一些，所以在十点钟就听到丁桂芳复杂的鼾声。从明天起，以后的十几年里，她大概都没有在晚十点睡过觉。她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那天晚上，大约在丁桂芳的鼾声刚刚响起的时候，校长于祥业坐在自己的宿舍里把那只二十响的盒子枪重新擦了一遍，又检点子弹一十五粒，整齐地装在子弹袋里。他把盒子枪插进皮套，走了出来。今天老婆没有回来。老婆在县妇联当主任，离这里十来里地。一周回来三次两次。有时说好回来又没有回来时，于祥业也着急地骑上车子去迎一迎。那时，他挎上这只二十响，在昏暗的或月明的公路或山道上，让山风吹起衣襟。以后，要是没有这支枪……于祥业用手摸一摸光滑的牛皮枪套，枪套里是细柔的红绸。“也罢，正规化了。”他想。
于祥业走进党总支办公室。这里是新校舍，办公室里有两张沙发。只见副校长章元善占着一张沙发，一只小腿搁在沙发扶手上。章元善长一张虚白发肿的圆脸，微有点背驼。临近解放济南的时候他负过一次重伤，肺里面落下毛病。但是胃口仍然好，每天没有半斤酒半斤肉就过不去，纸烟一支接一支，左右两手的食指都熏得黄黄的。他原是文化补习学校的校长，一扩校建校，调来于祥业，他成为副校长。他是“三八式”。于祥业比他晚一年。
章元善解开制服扣子，露出衬衫，衬衫的扣子也没扣，露出背心，背心上写着文化补习学校的字样。章元善说他在进城以后才扣衣扣，进城以前总是敞着怀扎一根皮带。怀里老揣着一瓶酒，掏出来热乎乎的又方便。酒暖身子，身子暖酒。章元善老怀念那种生活。
章元善腿上放着一把盒子枪，是装在木盒子里的。他用右手揪着木盒套上的皮带，轻轻抽打着自己的腿。
行政科长鲁贵生、秘书科长米荣升、团委书记甘致玉，分别坐在一张桌子周围，旁边站着保卫干事兼管组织工作的小刘，四个人正在打扑克。于祥业进来，章元善没有动，打扑克的都把手停下。小刘说，总支委员都到齐了。
“是呀，少了个徐万福。”于祥业说。
“少了少了。几年不打仗，心他妈的也软了——以前见过多少战友牺牲！”章元善叹口气，腿从扶手上滑下来，把铺在扶手上的新毛巾也弄到地上。小刘上前去捡起。
除了小刘，其余都是总支委员，共五名。原先有徐万福，是六名。那时说另有一名专职总支书记要来，来了之后，七名，正好是单数。现在的总支书记是章元善兼的。
“老于，新的总支书记什么时候来呢？”章元善在进入正式议题以前顺口问。
“上月到济南，上头说正在选人。”
“我说老于，你也不要太挑选了。学校里的党务工作，有多少事情呢？”
“我没挑，是他们没定下来。”
“总支书记只是一个科级。只要组织性强，政治上敏锐——大事还有咱们定呢。”章元善说完，转头看看秘书科长，问，“文件呢？”
“这里。”米荣升把一个红头文件摆出来。
“念一念吗？”章元善向大家说，“都看过了吧？”
大家确实都已经看过。所以今天，营级以上的老干部都把自己的枪带来了。团委书记甘致玉是新干部，他没有。
“你还是把文件的精神说说吧。”于祥业向米荣升说。
米荣升拿起文件，拣重要的，复述了一下。
原来就是这么一个精神：转业到各条战线的干部都带有原来配备的枪支，近来出现过一些严重的事件，所以，凡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一律把枪支交回。
四支短枪和子弹都放到会议桌上。
“小刘，检查登记。”于祥业说。
小刘走过来检查，同时拿过一个表格。
“先退下子弹。”章元善告诫。
“都退了吧。”小刘说。
“不行——枪支经手，比钞票经手还重要，一定得亲自动手退下子弹。”章元善说。他说着，又很有兴致地站起来，抓起每一只枪，都熟练地拉开枪膛，检看。手法娴熟，声音连响。他交给小刘亲自过目，然后登记。果然，鲁贵生的枪里还有两粒子弹。
“看看，能大意吗？”章元善说。
其实呢，小刘自己弄得慢些，也总是会看到这些的。不过章元善一摸起枪来，尤其一摸短枪，便有说不出的高兴。
四只枪，六十三发枪弹。枪型，枪号，子弹型号，数量，登记完毕。
章元善又恢复原来的姿势，而且头靠在沙发上，闭起眼睛养神。
“怎么？”他问。
“文件说，要座谈，收集反映。是不是，谈一谈呢？”米荣升说。
“谈，有什么谈的呢？枪都缴了……谈吧谈吧……”章元善说，这时他一点也打不起精神，好像精神都装进那些短枪里了。
米荣升管着记录，明天要去地委汇报，他带头说：
“我拥护上级的决定，个人也没有什么意见。到和平环境里了，枪也没用了。”
鲁贵生说：
“我也是。同意收缴枪支。在和平环境里，有枪弄不好就惹事。”
于祥业说：
“我呢，当然和大家一样，在政治上拥护，在组织上服从。不过，要从感情上说，我愿意讲几句真话，就是：完全摸不到枪把子了，心里边觉得空得慌。那只枪我带了七年了。晚上挂在我床头上。说真的，睡醒一觉，看看老婆不在身边倒不觉什么，要是抬眼看不见这只枪就想得不行。”
于祥业说得很低沉，也很轻松，但是从团委书记甘致玉和小刘他们听来，好像有什么生离死别似的，怪伤感。谁知这些老干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章元善睁开眼睛插上话，他说：
“老于说得对，我和他一样。有天晚上我喝多了，一觉睡过去。半夜醒过来，迷迷糊糊，手往枕头下一摸，盒子枪不在了，我噔的一下跳起来了。老婆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后来我才弄清，平常我是枕着枪睡的，那天睡到老婆那一头了。枪呢？枪还在另一头放着嘛！唉，这就像老于说的，当过兵的人缴了枪，还有什么呢？”
屋里的空气渐渐深沉起来。米荣升很快地记录着。于祥业说：
“老米，这些话——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去地委汇报时候，也不用说得太细了。咱们和地方……”
“向上级党说说也可以。反正咱们就是这粗人粗想法。我章黑子这一辈子，一个是党籍，一个是枪把子，比我章黑子的命还值钱。这会儿，党叫把枪缴上去，缴吧。”
“说实际的呢，这枪，现在倒是也没有用了。挎在身上干什么？吓唬谁谁也不怕。”于祥业又来宽解自己和章元善。章元善却说：
“没枪了，咱不是也成了老百姓？”
“公民。”甘致玉说。
“什么公民？普通群众！”章元善愤愤地反驳。
总支会议就开到这里。后来小刘说：
“现在就我一个人是带枪的了。”
章元善站起来，说：
“拿出你那只，咱们比比。”
小刘的枪是闪着蓝光的勃朗宁，在一些大盒子枪面前显得玲珑俊俏。章元善拿起拉了几下，又往地下瞄了瞄，说：
“这玩意儿好看不好使。”
小刘说：“你不识货吧，章校长？——好得很！”
“什么不识货，我1944年就用过。我带四个人摸到郑庄去赶集，找那个汉奸要除了他。那小子在前边十步，我就用这手枪朝他开了一枪。我眼见他白褂子叫血染红，那小子没有倒下，转身从腰里拔出他的枪。你说这小手枪能有劲儿？——要是换上我的这个盒子枪，一枪他就得往前爬下。”
小刘这时忘记枪好枪坏的争论，问道：
“那汉奸拔枪又怎么着了呢？”
“那？噢，我又开了两枪。集上的人炸了锅，我们五个人撒丫子跑了……那小子当时反正没死。”
于祥业先走了。
章元善又一次打开木盒子，取出自己那只枪，卸了又装上。最后，向小刘说：
“就数我这支枪好。唉，都交给你们这些小猢狲玩吧。”
谁也想不到，到1954年底，章元善由于不大的一些生活问题，受到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又发现他动用公款。数目也不大，一千多元。于祥业受上级的委托审查此案，章元善大约有些什么其他想法，他开枪自杀了。
那年章元善开枪自杀就在那间总支办公室里，用的枪就是小刘的那只勃朗宁。
在开枪前的一瞬，章元善忽然想到自己那只二十响盒子枪。并且，他为偷偷使用小刘的枪支感到不安。
今天晚上从总支办公室出去，章元善到历史教研组去找一个叫方仲由的教员去下围棋。前天，象棋连输三盘，他觉得一时怕不好取胜，想在围棋上捞回一点。他就是干什么都不服输，玩什么都想压住人。
那晚上他下围棋到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