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福
几个人
我与“西海固文学”有缘纯属阴差阳错。大约是1996年，由于当时文联负责人王铎先生工作变动，由我兼管文联工作，次年八九月间又直接兼任了固原地区文联主席一职。记得当时征求意见时，我很不情愿兼此职务，原因是对文学创作不熟悉也不爱好，但最后还是“个人服从组织”了，不过主要精力依然在宣传部。所以，尽管兼任文联主席，文联的同志也为我准备了专门的办公室，但我基本没去坐班，只是需要安排工作时到文联开开会，或者干脆请有关同志来部里交代。好在文联当时也在地委大院办公，地点就是八十年代固原行署专员的办公楼，一共两层。这地方我很熟悉，因为我当年在行署办公室当秘书时就在这栋小楼里办公，而且还有一段关于文学的记忆——大约是1985年初，刚刚下过一场薄雪，张承志第一次来到固原，准备到西吉县采访，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就想起了《北方的河》，并确证了他就是《黑骏马》的作者，又询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他说有一部《北方的河》。其实这作品我已经看过许久了，所以心下就想：这先生最近其实无新作的。与他聊了许多，我们就熟悉起来了，他提议如果可能，陪他到西吉跑一个月？我很想去，但作为秘书，身不由己，而且当时为所有专员服务的秘书总共也只有两个人，所以就遗憾地放弃了。晚餐时张先生提出要尝尝地方风味，便与报社几位文学爱好者陪他到南河滩市场吃了羊肉小炒之类。张先生为我们讲他在内蒙插队的故事，感觉草原辽阔，知青迷惘，《黑骏马》其时已经在萌芽：有一次在草原捡了一车牛粪，他赶着牛车回驻地，随身带着一壶酒，军用水壶装的，他独斟一路，打发着寂寞长路上的漫长寂寞。牛拉着车自由地行走，他喝着酒不知是醉了还是睡了，反正醒来时，牛车已经停在了目的地……这可能是我与“西海固文学”的一次前期接触。
接下来与“西海固文学”的关系就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文联同志向我推荐了一篇小说《黄土魂》，我因此了解并认识了石舒清，他给我的印象是单薄瘦弱、谦虚谨慎、少言寡语。后来在银川参加了他的作品研讨会，返程中与他谈文学与人生，会上的发言和一路的交谈给我留下三点记忆：一是评论家所解读出的一些作品意义是他没有赋予的；二是他赋予作品的一些意义评论家并没有解读出来或未引起重视；三是一些主观意义被评论家作了另一种解读。这都是作品的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的关系。其时，还记住了一位叫左侧统的作家，其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但他的名和文却是很有思辨特色的，记得他写了一篇关于宇宙全息论的哲学文章送给当时的《固原师专学报》发表，学报编辑让我审读，感觉很能自圆其说，但缺少科学实证，后来好像没有发表。他给我留下了很有思想的印象，但不久就英年早逝了，是为“西海固文学”之一大损失。
我任文联主席时文联的同志一共有八九位，与他们共事时间很短，但他们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副主席任光武是一位很敬业的人，但当时身患重病已经不能工作，我任职后只是为他争取了一点医药费，并请当时的行署专员尤兆忠一起去看望，不久他就去世。还有几位都是很随和的朋友，任协会秘书长兼散文编辑的李成福总是着一身蓝色中山装，戴一顶蓝色“扇扇帽”，眼睛总是笑眯眯；当时已经著名宁夏文坛的王漫曦负责编辑部工作，讲“段子”的时候总是自己先“失笑”，一笑就暴露两颗“虎牙”；任书协主席的唐宏雄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人，不苟言笑而孜孜不倦，一直严格临帖；郭文斌当时任办公室主任，但他的创作欲很强，创作势头也已经很旺，一本散文集已经出版，而且注重互动和“双向传播”，也已经很有一些谋划未来的想法；闻玉霞当时还是一位“剩女”，担任小说编辑，记得在一个场合我与其他同仁打过招呼后不经意地关乎她一句“你最近有什么收获”？意在文学，但却惹来一阵会意的笑声，她本来有些红润的脸就更加地浓重，且无言以对；单永珍是一位比较豪放的人，用固原话说就是爱“丢浪汤”（抬杠，玩笑），是我到文联后从西吉县调入的，其时为了加强评论，但他后来转行做了诗人，且诗如其人；还有一位会计刘海霞，慢善羞涩，兢兢业业；一位司机伏建国，总是撺掇让我尽快熟练驾驶技术，可以把他解放出来。与这几位同仁共事，很有些安全感与温馨感，所以也喜欢经常在一起聚聚，那时好像兴吃火锅，我也第一次跟他们学会了“划拳”技术。
几件事
兼管和兼任文联主席的时间合计起来也就一年半，但有几件事还是留下一些印象。
第一是把《六盘山》期刊的封面从黑白印刷改为彩色印刷。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就是包装，用固原的话说，这就是打扮。艺术是用金钱装扮起来的漂亮，文学刊物也是需要一些形象的，也即需要花点钱的，这钱就得益于原行署尤专员的重视，他慷慨地批准了我呈上的经费申请，刊物经费从三万元提升到了八万元，我们也就有条件把一份富有内涵而外观寒酸的刊物，收拾得能“看过眼儿”，看上去比过去“秀绿（liu）”（漂亮）了一些。
第二是组织了一期“我与西海固”同题散文。这是编辑部的几位同仁策划出来又得到我支持的一个主题，他们请我写一段“主编寄语”，我想：写就写点提神的话吧！于是就写了几百字，题目是《关于文学的西海固与西海固的文学》，现照录如下——
瘠薄的西海固养育了厚道的农民，也培养出朴实的作家。近几年出现的作家年轻而人数众多，其中许多已成为全区的文学骨干，石舒清、李银泮等已经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因为这些作家起步于西海固，其作品的生活基础是西海固，所以，让关注文学的人强烈地感受到西海固有一支文学队伍在蓬勃发展，于是就有了一个称号——“西海固作家群”！有了作家群，也就有了群体文学，所以，我们顺便就扯起了一面旗子——“西海固文学”——插入刊头。这是一个方向，它标志着自觉，也标志着决心和信心。我们期望由此走向成熟。
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民族文化色彩鲜明，地域文化背景浓重，这是西海固文学的基调和基本特点。但是，西海固作者第一次以自己的文学之旗为题集中展现“西海固”这一主题时，连我们自己也才第一次强烈地感到关于文学的西海固和西海固文学的一系列问题还需要从头思考。
“西海固”是灾难又是抗争，是贫穷又是富足，是脆弱又是柔韧，是自卑又是自尊，是愚昧又是智慧……
历史铸就了现实，同时也奠定了文学的基础。对于文化人，“西海固”就是一位穷娘，文学的人物和人物的文学都摆脱不开痛苦和诉说。他们激愤地倾诉天灾人祸、地瘠民贫以及偏见，沉重地歌颂抗争、勤劳、宽厚、韧性、智慧……自卑而执拗地维护着衣衫褴褛的母亲的尊严，自己决心做争气的儿子！在他们准确地判断出别人的浅薄和自己的心灵不太皮实后，就鼓起勇气果断而昂扬地与穷娘一起走向世人，要舒展曾被历史、自然和社会扭曲的自尊，让历史刮目。
当然，自卑或痛苦的烙印还是深深地烙在了心灵的深处。
我们以旗为题汇集一本文集，连同我们的自信和新年祝愿一并献给读者，今日西海固文学队伍的骨干已齐集在这一面旗下了，你打开第一页，就可以从排头兵检阅下去……
第三是打出“西海固文学”旗帜。“西海固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几代西海固作家取得的成就和多年积累起来的声音，比如南台先生当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散文，认为西海固文学风格已经形成，应该提出“西海固文学”概念。我们总结了历史，顺势而为。举起一面旗帜，也就是明确了一个方向，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就一起谋划如何打造“西海固文学”品牌。
第四是采取了两项打造“西海固文学”品牌的具体措施。之一是筹办了由陕甘宁评论家参加的“西海固文学”研讨会，这应该是以“西海固文学”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活动，在西海固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会上我代表文联做了一个发言，讲了《关于“西海固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之二是策划编辑出版“西海固文学丛书”，当时的想法简单而符合逻辑：既然提出了“西海固文学”概念，又召开研讨会，那么有人需要看看“西海固文学”成果，我们拿什么来展示？所以，自然就想到编辑丛书，作为集成，也作为成就提供给大家，所以在编辑部同仁的努力下很快就基本完成组稿。不过，从此我也就告别了“西海固文学”圈子。
这很短的时间，做了几件很小的事情，又很快离开了，用固原话说，就是到文联“浪了一趟”。
不过，在离开文联之后却不经意间开始了业余写作，纯粹属于自我交流，通过文字理解人生。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四本人生随笔，纯属无心插柳，这是我与文学的又一次阴差阳错。
几点看法
一是“西海固作家群”产生有其必然性。有“西海固”的生活，又有一帮热爱文学的人即“西海固作家群”，这是“西海固文学”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西海固作家群”的产生也有其必然性：其一是西海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造就了西海固作家。西海固自然环境恶劣，物质资源贫乏，人民生活贫困。如果说文学作品总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么，作家首先就是现实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或来自“五湖四海”，或世居此地，但都生活在一个贫瘠、质朴、尚文的环境中。而且他们认定祖祖辈辈受穷不是自然造就，而是没有知识，是“睁眼瞎”的缘故，他们认定“书中自有黄金屋”；其二这些作家起初都是把创作既视为无比圣神的事业，也视为可以彻底改变命运的工程。而且，这圣神与世俗确是可以高度统一的——文学作为一门高雅艺术其内容一般都是表现世俗人物命运的，而且坎坷更容易动人，这就是雅的形式与俗的内容的统一，也是利用其雅来实现世俗愿望的根据。所以，文学既是一种表现社会生活的极好手段，也是一种用来抒发心情的极好形式。如果表达成功，其对作者的直接作用就是改变社会地位，改变生存环境，改善生存状况。从现在看，确也有许多人由此走上了文学道路，既实现了人生价值，也步入了人生佳境。
二是“西海固文学”内容从“底层写作”开始向“心灵写作”转变。西海固作家的作品都“叫苦”，这是很久以来的特点。“西海固文学”概念提出后，也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有一位领导曾经跟我讲了一种看法也是意见，认为“西海固文学”作品的内容都是写贫穷、困难的，这难免令人压抑。他建议应该多写一些带有“亮色”的作品，起到鼓舞人心、宣传“西海固”的作用。这也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看法。我对“西海固文学”作品读得很少，但一期“我与西海固”同题散文，在审稿时感觉是百分之百地倾诉西海固的地瘠民贫、生活艰难。我想这也是由环境决定的：作家是这种“苦”的环境中的作家，所塑造的人物、所涉及的物事都是这“苦”的环境中的主体，所以“叫苦”就在所难免，这也是由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决定的。而且“西海固文学”一开始也正是以这种特质进入中国的文学世界，并竖起了一面旗帜，形成了一个品牌。但随着西海固文学主力作家的成熟，其内容风格也开始转变，从重点关注物质层面转向审视心灵世界，从描写生活贫困转向深度关切人生问题，开始了精神性写作。高度决定视野，视野影响作品主题，也影响作品风格和特色。这种创作风格的转化，标志着“西海固文学”开始走向成熟。
三是西海固作家“去西海固化”。“西海固文学”作者由外地写西海固的作者和西海固本土作者构成，而本土作家不断离开西海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也是作家初衷的惯性——既然一开始就把文学视为改变生活的武器，那么，这种改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人往高处走，作家也不例外，一些作家离开了西海固，进入更好的生存环境，一些尚在这种环境中的作者依然坚持走这条路，步其后尘。当然，“去西海固”也不仅仅是改变生活的需要或止于物质层面的改变，而且也是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需要。记得当年石舒清作品研讨会上就有人建议他离开缺乏“头脑风暴”的西海固而进入更有共同语言的银川，我曾不以为然。但去年与石舒清的一次通信中提及此事，他也坦陈：“回头来看，我觉得我当初到银川还是对的。多读了一些书。眼界的确是更开阔了一些。”如果说改变生存环境是作者最初创作的重要动力，那么，“去西海固”已经是谋求更高精神境界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条件改善，随着改变生存条件的路子多元化，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会有更多西海固作家“去西海固”，甚至也会有更多人选择“去西海固文学”，这都是大势所趋。随着主力作家的“去西海固”，也让坚守本土的作家身处盛名之下——“西海固文学”品牌的唱响，主要是靠小说的分量，但现在是诗歌和散文的分量在加重，小说的分量在弱化。而且其最初的唱响是完全靠自身的实力说话，而随着主力作家的“去西海固”则更多地要借助外力“打造”。
“西海固文学”不仅面临作家“去西海固化”，而且也面临数以万计的西海固老百姓的“去西海固化”，这是“西海固文学”必然生变的根据，“西海固文学”因此也呈一种逐步超越行政区域而具有开放性的文学现象。一种文学现象的构成要素从微观而言主要是作品及其风格，但从宏观来看主要是时间、空间和主体。时间反映的是时代特色，空间反映的是地域特色，主体即作家作品。在一个开放而流动性很强的时代，地域绝不是封闭的存在，作品人物和作者都是流动的，也是与更大空间联系的，在这样的时代，西海固人民自发和由政府组织的移民搬迁工程正在大力推进，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作者和作品，开放性也将会成为“西海固文学”的重要特点。在这种形势下，对“西海固文学”的研究也应拓宽视野，形成开放态势，应该把“西海固文学”作为一个突破了行政区划的文学现象去研究，这也是文学研究面对作家和人民“去西海固化”以及作品内容超区域性的必然选择。
面临作家“去西海固化”和“西海固文学”的现状，“西海固文学”的命运将如何？这可能是考量才华与道德的一个问题，但无需担忧。一是它会活下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即使作家不“去西海固”，也终会去世的，但作为文学一定有人需要，也一定会有人创作的，只要西海固的生活存在，文学就存在；二是它会死亡掉，任何文学现象都会成为一种历史存在而不可能万古长青，但“纯洁性”关乎其生命力，文学一旦被名利思想浸淫，其命运就惨淡了；三是它会有一点回响，这回响也应该有一些是与非的研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既然存在过，就会有一些总结，比如它自身的特点是怎么样的？它的兴起与式微都与哪些因素有关？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时代，它的产生、它的发展、它的独立性、它的生命力，也即作家、生活和非文学因素对它的兴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有什么价值又起了什么作用？文学能干什么与文学被干了什么……这都需要“西海固文学”研究者思考。
马吉福 1958年生，回族，宁夏同心县人。198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曾任固原市文联主席。长期致力于理论研究，主编刊发论文五十余万字。2000年以来，撰写了大量的人生随笔，部分作品发表在《六盘山》《固原日报》和《共产党人》等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