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20世纪的长篇小说毕竟不能等同于远古时代的《伊里亚特》《奥德修纪》《格萨尔王》那样的古代史诗。当代长篇小说不能专注于一个或几个天神和英雄的描绘而忽略正在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芸芸众生。现代生活的发展使长篇小说作为现代史诗，选择了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和个人作为主角，诗意地显现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但是这样的日常生活的风俗史、社会史在长篇小说中仍然要达到远古史诗的辉煌、壮丽的审美境界，这就需要史和诗在现代意义上的契合。这就是主人公一己的情感、心理意识要达到民族整体意识的高度，甚至与人类的情感和心理意识有勾连相通的孔道。这是长篇小说达到现代史诗高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如果说全景式的时空结构是史与诗一体化的外在形式，那么这就是史与诗一体化的内在契机。按这个思路来审视《战争和人》，它也无疑具有高度的史诗审美品格。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作品对童霜威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受战乱之苦进行了深度刻画，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在受日寇、汉奸、特务迫害的方式和程度上，与普通百姓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灾难同样是那一时代民族的灾难。而且，王火让这个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仁义信念的人，去目睹侵略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祸，不时发出对下层人民苦难的悲悯和愤懑，真切地表达出了那个时代全民族的共同心声。童霜威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浩劫的根源是双重的，有日本***的肆虐，亦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童霜威对二者的愤恨，促使他走上一条追求光明、向往中国富强、民主的道路。理想是心理意识的最高层次。童霜威对这一理想真诚的追求，又是同全民族的历史选择相契合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战争的组成部分，《战争和人》在童霜威身上表现的真情实感，不仅升华到民族情感心理的高度，而且通向全人类的情感心理，这就达到了史和诗的结合。
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要实现史和诗的一体化，最基本的要求是全景式的时空结构(全景式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和人物个人情感心理与民族、人类情感心理的耦合，二者在外在形式和内在契机上的统一，在合乎历史规律和人性发展目标上的统一。我认为王火在创作《战争和人》时，创作思想是明确的(这可以从全书扉页卷首语，各卷开始录引的创作手记中看出)，创作态度是严谨的，作家始终如一地按着上述两个基本要求进行艺术操作，就使作品顺利地进入了史诗的轨道。
以上分析的两条，可以说是一般史诗式的长篇小说都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但是这又不能成为刻板的公式，任何作家要成功地实现这些要求，又必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王火是一位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的作家，这种经验融入了他的艺术个性，使他在作品中对再现历史有严格的追求。全书各卷都有本卷描写叙事的起讫时间的说明，这在一般作品中是少见的。而且书中的具体事态细节的许多描述都实有所据。然而王火的艺术成就不止于对史的细腻、准确的把握，而在于史和诗的一体化结合。再现历史的细腻描绘为了不落入琐屑的自然主义的记事，就必须同时强化作品的诗意升华。王火艺术创造的独特性就在于此，他把再现历史的严格要求同诗意的创造、拓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历史风貌的细腻描绘的同时，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去创造一个诗意的人生境界、人生图景。这使读者感到，这是史，又是诗。
王火对诗意的艺术追求随处可见。《战争和人》三部曲的每一部都以一句唐诗名句为书名：“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仅见的。这标题的诗句在各部小说中大体上有两大作用：一是把这句诗作为本部小说情节的一个点或一条线，一是以这句诗的意境勾勒出主人公身处时代环境的总体历史氛围。这就是一种史和诗的结合。第一部的标题出自唐人张继七言绝句《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点出了两个有名的地方：一是枫桥镇，一是寒山寺。前者是童家霆的生母柳苇的故里，后者是后来童霜威被日伪软禁的处所。这两个地方都在童霜威的心路历程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迹。漆黑夜晚，乌鸦啼鸣，霜色浓重，寒气逼人，古诗的意境与人物命运纠结在一起，正好是第一部描绘的日寇侵华气焰嚣张，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的黑暗现实的诗意象征。第二部的标题出自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小说中童家霆的恋人欧阳素心作了一幅画，画面上云雾飘浮波动，高山似隐似现，欧阳素心给这幅画取的画名正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这是情节的一个点。但它却既表现了欧阳素心的热情与悲观相间参半的复杂内心世界，同时又表征了那一时期国统区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但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不能得到幸福的痛苦的历史心态。
第三部的题目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的首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作品中这句诗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秘密联络的暗号，童家霆使用冯村临终前交代的这个暗号，找到了柳忠华舅舅，同珊珊大姐接头，登上了新生的政治生命的航船。而这句诗所呈现的在雪白荻花映衬下枫叶的一片火红，既是童霜威父子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写照，又是那一时代将出现新的巨大历史车架和中国将走向新的未来的象征。三部书的标题如是，整部《战争和人》都充盈着浓郁诗意的特色便可见一斑。
在诗意的营造中，王火给予了主人公童霜威有吟咏古人诗词、自己作诗填词的禀赋和个性。这当然是人物塑造的一种手段。作为当年涉足政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丰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不时借诗言志，排遣愁绪忧思，是合乎情理的。每当这个人物的情感波涛达到峰巅时，王火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借古人之酒杯去浇胸中之块垒，人物当时的思绪和个性心理就在古典诗歌的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王火运用这一手段无疑在历史的叙事中增添了诗意效果。我认为它还有一种与古典诗文写作中使用典故类同的艺术效果。中国古诗文喜好用典，典故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语义联想。传诵至今的名篇佳作，其中的特定的意象、题材、主题、人物，乃至词语，在今天都有了典故的意义和地位。《战争和人》让童霜威在特定情境吟咏起古人诗词，往往会使读者联想起一大群历史作品意象，生发出千古兴亡、人世沧桑的几多感慨。这强化了作家的情感抒发，使童霜威这一人物的命运、情怀具有更博大、更深远的时空意义，具有更丰富的人生、历史意蕴。
童霜威被软禁在寒山寺时，常读《离骚》，并吟诵起元末诗人倪瓒的一首诗：“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屈原和倪瓒的忧国忧民、矢志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已经成了童霜威高尚情操的内涵。此时流贯古今的仁人志士的民族气节和对国家的忠贞，都成了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轻蔑，在拥有这种民族精神的人民面前，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
当然，童家霆也是喜好吟诵诗歌的，他吟咏的是雪莱，作家赋予这个青年以火一样的热情，借吟咏雪莱诗歌以表达他对纯真爱情和美好人生的苦苦追求。作品把人物的命运遭遇与对文学名篇的吟诵交织在一起，就给历史和人生灌注进无尽的诗意。
小说的诗意还来自对人物虚实相生的描写。对有的人物进行虚写，对有的人物的一段经历虚写，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感受和体验人物的生存状况，使作品韵味十足。王火对柳苇这个人物就作了总体上的虚写，在作者叙述时期内她早已不在人世，她存活在童霜威的回忆和童家霆的怀念之中。往事如烟，这种回忆和怀念都是断片的，但是由于对她的忆念往往都是在童氏父子面临重要人生抉择时发生的，她自然成了一个重要角色。又由于读者在作品中几乎找不到柳苇的一个完整故事，她也自然活跃在读者的想象之中。童霜威对柳苇的主观感受是：“她纯洁得像一片雪花，像一泓清泉，一片芳草，是气质美和形象美的统一，和谐、秀丽，在俯仰顾盼、一笑一动之间，都似乎洋溢着芬芳、素雅、清新的气息。”这些连同那一双明亮、倔强的大眼睛，都随时激活着读者的想象。在读者的心目中，她是纯洁、执着、刚毅的美和崇高的化身。由于虚写了柳苇，就在国统区的乌烟瘴气的历史氛围中，多了几分明亮和温馨。柳苇的空灵身影与童氏父子的厚重刻画相伴，虚写与实写相辅相成，构成了和谐的艺术境界。
中国画讲究知白守黑。小说中的虚写就是空白。空白不是空无，它与实写相配，鼓荡着诗意的华彩。那不是一时流行的那种令读者茫然惶惑的朦胧，而是尽在无言之中的余韵，读者不难意会个中滋味。如写童家霆离开上海之后，欧阳素心下落不明，后来又突然出现在重庆。她在上海沦陷、流落香港之后遭遇如何，为何又到了重庆，怎么落入军统之手？所有这些，作家都没有去实写，而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和疑问。这样的空白在艺术上是有相当力度的。作品已经集中笔墨描绘过南京大屠杀、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和叶秋萍、张洪池一类国民党特务的凶残、阴险，在这种情况下不去实写一个柔弱女子如何落入他们的魔爪，这样处理是很高明的。这不会造成阅读的困惑和误解，而是留下了艺术的空白和悬念。而且，王火有一种对美的保护和偏爱，他似乎不愿意正面铺展像欧阳素心那样纯情美丽的少女毁灭的过程，也不愿意让读者去责难童家霆对这位身陷绝境的少女的痴情不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里留下一段空白，让重庆弥天的浓雾把它掩盖起来，才能收到这样的阅读效果。
小说的景物描写也是诗意盎然的，写下的景物几乎都是用人物的主观视角去感受、观察的结果，颇有情景交融的意趣。童霜威在缙云寺住留的当晚，“夜晚有月亮。月亮像天上一盏孤独的路灯。可以想见，清爽的月色洒进了林丛，飘洒在苍郁的山峦间有多么美丽。寺院里的树影又映在纸窗上了，同在寒山寺的情况相仿，月色无声地溶解着人生的苦乐。”像这样的景物描写，作品中比比皆是，它是史，也是诗。
王火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以高度的水平，达到了史和诗的一体化结合，为我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应当引起文学界的高度重视。
(原载《当代文坛》1992年第6期)
历史的来路与去路
——读《枫叶荻花秋瑟瑟》
滕云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枫叶荻花秋瑟瑟》，是王火同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系列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前两部是《月落乌啼霜满天》(1987年)和《山在虚无缥缈间》(1989年)，都曾获得好评。顾名思义，作者创作这部系列长篇，着想的是“战争和人”。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照战争与和平，观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现实与命运。他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战争与人，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各色各样的中国人的生与死、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描写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浮沉与归趋。作品的构思是宏大的，至今在当代文学中，力图在历史规模上把握抗战八年的小说创作尚不多。作者笔力，也雄健而有韵致。全书总题《战争和人》，虚化了抗日战争的时空特指性，则可见出作者寄寓着对题材的哲理超越意图。
但我愿意从“历史和人”的角度看待这“战争和人”系列。我觉得作品情节和主题诚然体现了战争和人的关系，但毕竟主要做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人”的文章，它不是战争题材文学，而是抗战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实际内容如此，而我又想就作品谈些关于历史文学创作的意见，所以我这篇文章题为《历史的来路与去路》。
《枫叶荻花秋瑟瑟》作所描写的是抗战的终局，也是系列长篇中历史对人的选择与人对历史的选择的终局。主人公童霜威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吏，作为法学界高级知识分子，在宦途和人生之路上，经过长时期的苦闷、徘徊、挣扎、摸索，终于在抗战后期中国向何处去、个人向何处去的历史与人生十字路口，选择了自己的方向，由一名国民党中间派，向左派转变。作品在对他从彷徨走向坚定、从暗夜走向黎明、从昨天经过今天走向明天的描述中，体现了自历史来路求索历史去路的构思。这样的构思及其完成，是既有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对民主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又有文学意义的——我们的文学理应充分地、多样地展示这一时代主题。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写童霜威，注意了遵循“心灵辩证法”。“心灵辩证法”原本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托尔斯泰创作的用语。文学写人如果能体现心灵辩证法那就不是一般的成就，而是很高乃至极高的成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