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讳言，在创作构思中，作者对童霜威的向左转，是早有“预谋”的。但除了在童与亡妻、革命烈士柳苇关系的描写上，以及在童与妻弟、地下党员柳忠华关系的描写上，留有些许作者要牵着人物向左转的痕迹外，作者是放手让人物在矛盾运动中自主行动的。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显示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真谛，体现了时代、生活、境遇对人的铸型力和改型力，尤其是体现了人在对环境的排拒与顺应的矛盾运动中自我形象的自生力与自新力——环境对人的改造必须通过具体自身的性格逻辑、心理机制才能实现。童霜威从国民党中间偏右派，到中间派，到中间偏左，到左派，既是时代、生活、际遇使然，也显示着人物性格内在逻辑制约人物自身的力量。在《枫叶荻花秋瑟瑟》里，这个人物已转向中间偏左，并最终转向国民党左派立场。这过程也是渐进的，作者一如既往地斟酌着分寸感，注意写出人物政治意识和行为的“转型”，与人物性格逻辑和心理机制的“本型”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协调性和辩证统一。这表明了作者对人物心灵辩证法的尊重。
可以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些阐释。首先，作者不但着笔于人物的政治态度，还着笔于人物的人生态度，并写出人物的政治态度与人生态度的辩证统一。由于童霜威开始偏左，于是国民党左派重要人物之一程涛声有意识地与童接触，为的是做童的工作。童也由衷希望与程交谈，以便在政治苦闷中找到一条出路。在忧国忧民、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上，他们谈得很投契。但当程把自己的政治态度表达得那么坦率、大胆，童反而犹豫了。童在漫长坎坷的政治生涯中，阅历过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吃亏上当多了，政治经验与人生经验都提醒他：“对人岂能不提防一些！”政治态度上他认同左派，而饱经沧桑不乏世故的人生态度，却使他在这种认同上表现得犹犹豫豫。随着情节的进展，我们继续看到人生态度对他的政治态度的制约，又看到政治态度对他的人生态度的改造，于是人物就在积极的前行的政治态度与时或积极时或消极的人生态度的相互制约相互改造中，艰难地蜕变。
其次，作者不但着笔于人物的政治个性，还着笔于人物的气质个性，并写出人物政治个性与气质个性的辩证统一。童既是高官，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厕身官场时，他那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习性，曾经被官场习气屏蔽。后来在家赋闲，与宦海若即若离，他那耿介、清高、谨慎、重人格、重道义的气性，就更多地表现出来。中共与国民党重庆谈判期间，他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他完全是从个人品格去接受中共领袖的政治品格，并进而接受中共政治见解的。这正是童的气质个性对他的政治选择起了积极作用。当然，童之所以能接受中共领袖的政治人格，也和他对中共政治有了较客观的认识有关。有些时候，童的气质个性又对他的政治选择起某种阻滞作用。例如他与冯玉祥交谈，很欣赏冯明朗爽直的做人品格，因而他对冯敦促自己参与“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共同奋斗”的活动怀着感激；但童那优柔寡断而孤离的心理个性，又使他止步不前。对童来说，气质个性是形成他政治个性的重要因素，政治个性是他气质个性在政治上的反映，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牵制，这就决定了童的转型之路比常人迂曲得多。
第三，作者既着笔于人物的政治心理，也着笔于人物的文化心理，并写出人物政治心理与文化心理的辩证统一。童作为政治性文化人，或文化性政治人，在他政治转型过程中，有政治心理的作用，还有文化心理的作用。儒家的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与功利态度，以及个人立身处世的哲学，佛家道家的超脱、避世、守静、无为，在他身上都有表现。这些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偿的文化心理，或与他的政治心理相浑融，或与他的政治心理相离析。我们在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上，与儿子童家霆的关系上，与国民党内左、中、右人物的关系上，都能看到他那政治-文化二元心理的影响。一方面，复杂文化心理会影响他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政治倾向也作用于他的文化心理。譬如，童二上缙云寺劝说抗日将领遗孀卢婉秋，他那两番既讲佛陀又讲救世的抗战禅说，就既深入佛理，又充满忧国忧民与积极入世的热诚。这里就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对佛学文化心理的统驭。总之，由政治-文化二元心理所限定，童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的选择必然有更多的复杂与曲折。
最后，作者笔下的童霜威身上，还体现着政治行为与老年心态的辩证关系。童的趋于“左倾”有两个层面，一是政治认识层面，一是政治行为层面。对他来说，前一层面的转型已很不容易，而后一层面的转型就更为困难。之所以如此，除了人生态度、气质个性、文化心理因素的制约外，还有青年心态的制约。正如他时常感喟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江湖越老越寒心”。即使已取得明确的政治认识，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他也总要瞻前顾后，他告诫自己：“不能也不该像个毛头小伙子那样去横冲直撞。”但他又并不完全自甘于、自足于暮年心态，他尊敬并喜欢黄炎培那样的革命老人，羡慕“他这老年人很有点青年人的朝气”。从一个方面说，由于上了年岁，他在政治上择定一条新路，时常受旧的政治、人事关系以及临事多虑的老年心态的羁绊，从另一个方面说，正因为深思熟虑，上了年岁的人的政治选择又更成熟和坚定，从第三个方面说，政治上的新生也必然伴随着对老年心态的突破和新的心态的产生。这就是在童身上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与老年心态的辩证关系。
是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的确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个性及其发展，则只能是四维空间里，人的全部外在生活与心灵生活的整合。作者描写童霜威的笔墨，涉及童的政治态度与人生态度、政治个性与气质个性、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政治行为与老年心态的矛盾运动，这些，并不足以囊括人物在实际生活中所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足以囊括人物内外生活整合的全部，但对于“这一个”人物，却可说是最基本、最主要、最有特征性的一些方面及其整合了吧。基于此，我以为，在童霜威形象塑造上，作者抓住了、体现了心灵辩证法。
在长篇小说艺术结构里，为主要人物提供展示心灵矛盾运动的客观条件最优越，因为他(她)可以占有作品主要篇幅，而篇幅的大小通常就意味着心灵活动时空舞台的大小。但这只是客观可能性，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有作者主观条件。篇幅再大，舞台再大，如果作者没有把握人物心灵辩证法的识见，没有艺术表现的功力，如果作者以自己的预谋约束人物，以自己的意图牵制人物，那么，角色也不能在舞台上存活。
无论如何，童霜威作为贯串《战争和人》系列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心灵整体得以呈示的主客观条件都具备，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在作品中占篇幅不大的次要人物，有没有体现心灵辩证法的机会和条件呢？有。从理论上讲，人的生命长河的每一瞬间，都是一个原点，包蕴着生命的全部奥义。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在人们的感知里，某一个体的一言一行与另一言另一行之间，所具有的生命本质(包括性格、心理等)的含量，却可能是不等值的。这样，在艺术创作上，作家能否发现、择取、写出那些最富集人物心灵整体性的方面与瞬间，就十分重要了。有些作品，作者有心栽花花不发，主要人物费了大量篇幅未必写得活，却“无意”插柳柳成荫，次要人物所占篇幅不大反而栩栩如生，就因为作者于“无意”间——于作者主观意志未强行介入间，触动了人物生命本体和心灵整体性之弦，尽管是三笔两笔的勾勒、点染，却让读者一下子感受到了人物生命的独特性。对人物来说，这一瞬间就是他的永恒。
《枫叶荻花秋瑟瑟》中，某些次要人物确实是在瞬间获得永恒的。譬如燕翘，是个次要人物，这个人物抓住读者的不是作品对他的过场性描写，而是下述他两段对话，于不经意间让读者窥见了这个正直的老同盟会员、中间偏右派老国民党人的人格心灵与政治魂魄。他说：“我并不欣赏共产党！但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实在糟糕！对国民党，我领教得够了：物必自腐然后人侮之。国民党现在自己不争气，又不思上进，非垮不可！……但我自己，这一辈子是做定国民党人了！我不愿做打倒国民党的事，骂国民党我是要它好而不是为了推翻它。”“我已经老了，但血还是滚烫的！我是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人，当年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并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民众。今天我也是这个态度，任它是谁，谁能使中国富强，不受列强欺辱，谁能使中国国泰民安，我就应该赞成它，谁不如此，我就应该反对它！但我到底又是老国民党人，不能不受党纪约束，这就使我常常心中痛苦了。”他不反共，甚至赞成共产党的某些主张(例如坚持抗战)，但整体上他并不欣赏共产党。他骂国民党，是恨铁不成钢。他反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反民主，但他不愿做打倒国民党的事，他明知这个党非垮不可，却还要做它的孤臣孽子。他的自白中充满政治信仰与人格操守、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政治理性与情感倾向的矛盾与统一，充满心灵辩证法。这是灵魂的自白！我们读者自然不会认同他的党派立场，但他的自白却赢得了读者的理解和尊重，人物也因此而站起来了。
否定性人物也有他(她)的心灵性，他(她)的心灵也有整体性。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但本书作者没有忽视。且看陈玛荔。这是个在国民党高层政治圈以及社交圈里相当活跃的年轻女性。她留学美国归来，有一身洋脾气可也有教养，能熟诵英文诗。她是CC派大将的少夫人，却不同于花瓶式的官太太，她有独立于丈夫的人格。她是宋美龄的亲信，她的显贵又并不仅仅依仗与“第一夫人”的私谊，她有政治才干，手握国民党新闻检查、图书杂志审查实权。她从骨子里透出反共“党气”，却又洋溢着女性魅力，可说是个仕女型权贵。就是这么一个人，对进步的青年记者童家霆产生了“过分亲昵和暧昧得难以说清”的情感。这个人物的独特性，她让读者记住的，正是这个地方。
为机械论所缚的作者是不会这么写的：国民党女党徒怎会喜爱进步青年？“新潮”作者可以这么写，却会在性与生命本能上做文章。本书作者创造了这个人物，写出的则是心灵辩证法。书中陈玛荔对童家霆的态度，的确亲昵、暧昧，而且不无挑逗成分，但并不轻薄、俗滥，而符合人物的身份、教养。家霆的出众才华、倜傥风度、良好教养容易吸引这个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年轻女性，这很自然。何况家霆英俊的仪容，引起了她对自己年轻时的恋人的思忆，她也就更珍惜对家霆的这份情感。她固然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然而她也有自己纯女性的情感，有情感失落的忧伤，她在与家霆的私人接触中是尽量淡化政治的，然而政治还是虽“淡”却“化”入了她的情感。因此，她有时在政治上拉拢家霆，但许多时候，她情感的投入暂时压过政治的计算，这又使她对家霆的“左倾”表现了女性的温婉与宽容。总的说来，陈玛荔是将她固有的党派立场、政治功利意识带进了她与家霆的关系中的，却没有淹没她那个性化的女性情感。作者很好地把握了人物政治情感与女性情感的辩证统一。这正是作者对心灵辩证法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作者写出了人物(哪怕她是否定性人物)的心灵整体性。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圆凸的，不是扁平的，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模式化、脸谱化的也不是抽象的“人”的形象。
也应当指出，作者在《枫叶荻花秋瑟瑟》中，并不是对一切人物都把握住了心灵辩证法的。譬如共产党人柳忠华，就写得不太成功。柳忠华是童霜威的妻弟，家霆的舅舅。作者赋予这个人物的角色使命，是充当童霜威、家霆父子的政治指路人。这本来也无不可，但作者过分强调人物的角色使命，反而忽略了人物的自我存在。在作品中，忠华总是应作者之命而出，负指路人使命而出。读者对他的使命性看得很清楚，却看不到他的心灵性，看不到他生命的血色。应该说，这个人物多少有点概念化了。
话又说回来，一部长篇小说，众多人物出场，都要求写出各人心象，也许是不可能也不尽合理的吧。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赞托尔斯泰创作深通心灵辩证法，也是就总体而言。对于一位作家，有此目标，在一部作品的主要人物和若干次要人物的塑造上，接近这目标，也就是成功的创作了。《枫叶荻花秋瑟瑟》是当得此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