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曾国藩再次从家乡出发进京会试。这一次出征，不仅曾国藩本人背负了两次落榜的压力，曾家也渐渐地在财政上表现出不支。那时从湖南到北京，路途遥远，路上的吃用开销也跟着水涨船高，这一年曾家竟然一时筹不出供曾国藩进京的盘缠。但是在曾麟书的坚持下，靠向朋友邻居东借西凑，总算是凑够了路费。以至于有人评说：“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但是，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作“哀兵必胜”。似乎已经无路可退的曾国藩，终于在背水一战中获得了上天的垂青。三月春榜发布，曾国藩取得礼部会试第三十八名进士，不日即将参加殿试。
在曾国藩紧张准备面圣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说小，是因为这不过是两个人的一番会晤、一段面谈而已；说大，是因为这段插曲真真实实地改变了曾国藩，而这个改变的影响甚至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那日，曾国藩正在住处备考，忽然有人来报：朱中堂叫曾子城去他那一趟。朱中堂本名朱士彦，不仅是当朝的一品大员，更是曾国藩会试的主考官。由于曾国藩此次高中，二人就算是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给考官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种邀请面见对当时的曾国藩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于是曾国藩不敢怠慢，忙不迭随来人去了朱府。
进入朱府，拜过朱士彦，二人主宾落座，少不了一阵客套寒暄。朱士彦话锋一转：“贤契，我见你的文字，气势敦厚，将来必能发旺，但是这个名字，觉得有些小派。以名字论，不但不会大用，而且一定不能入词林的。你如果因名字故，不入翰苑，岂不可惜？”
确实，在当时，姓名的讲究比现在要多得多，说姓名左右前程，有时也不为过。曾国藩当时名叫“子城”，号“居武”，取《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之，寇退而返”中“曾子居武城”一句之意。作为儒生之名，倒是不错；作为为官之名，确实是小气了些。更何况这是主考官亲自点拨，话里话外期待殷殷，曾国藩又怎敢不改？
于是，曾国藩毅然改“子城”为“国藩”。国藩者，国之藩篱，抵御外侮，拱卫圣京。这个名字一扫原来的酸腐儒气，取而代之的是又红又专的赤胆忠心。至于后来曾国藩果真成为国之藩篱，力克石达开，剿灭太平天国之乱，以儒生出身立下赫赫战功，这与他当时的改名，只怕很难用“巧合”二字解释了。
随后，曾国藩参加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授同进士。
我们常说“科举”、“进士”，那么“同进士”又是什么呢？
就好像今日大学有公费生、自费生之别，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学费高低问题，而隐隐有能力高低、脸面显晦的差异。
我们前面说过，进士分为三等，一等是前三名，称为一甲，授予“进士及第”；二甲次之，授予“进士出身”；三甲最次，人数也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说是“同”，其实是“不同”，就好像现在招生广告里漫天的“国家承认学历”，其实等同于“国家不怎么承认的学历”，都是一个道理。“同进士”即是说与进士相同，换句话说终究不是进士。
在一介草民和普通读书人看来，不管是进士还是同进士，都是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闪亮而高高在上的存在，只有天上的星星才知道彼此间的大小。在个个都是进士的官场，“同进士”就是最等而下之的称呼，就像名牌大学里的自费与全奖，虽然外人看来都是一样的高材生，但是站在一起心中难免各有一番高下喜悲。
所以，虽然曾国藩高中进士，但是一点也不高兴，“即日买车欲归”，自觉受到了比考不上更大的打击，在众人极力劝说之下才回心转意。日后成为中兴英雄的曾国藩，每念及个人档案中这一段不算风光的记录，依然无法释怀。混在官场，最讲究出身，而一个“同”字就是曾国藩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纵然封侯拜相，极尽荣光，仍然不能对这个字释怀，一生深为忌讳。后来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李元度，就曾不幸捅过这个马蜂窝。
一日饭后，曾国藩与幕客们休闲扯淡，出个上联求对，联云：“如夫人。”“如夫人”就是小老婆，“如”者，实“不如”也。引申之，此联其实有七个字：“如夫人不如夫人。”如前所述，同者，即不同也。可以揣想，在座才子脑中闪现的佳对，十之八九都是“同进士”，明摆着，同进士非同进士嘛。但是众人看见曾国藩似笑非笑的脸，意识到这是曾国藩无聊挖的一个大坑，于是纷纷笑而不语。唯有李元度一时大脑搭错了线，脱口而出：“同进士。”曾国藩当即老脸一沉，拂袖而去。也是，领导自嘲一下，哪由得下属跟着往里面垫话。后来曾国藩以前有徽州失守获咎、不候审讯等情对李元度加以弹劾，奉旨将他发往军台效力。幸有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得免遣戍，放归乡里。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公报私仇的成分，就很难说了。
再说被众人挽留的曾国藩，有点不情愿地参加了殿试之后的朝考。朝考排名靠前的可以留京进入翰林院，靠后的将被分发到各县任知县。就像今天一样，但凡是拼死拼活考到京城来的，大多都希望能继续留在京城，曾国藩自然也是一样。所幸曾国藩这次朝考成绩不错，一等第三名。这样，曾国藩就获得了留京的资格。朝见皇上之后，授予翰林院庶吉士。
明清时期，翰林院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地方。一方面，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机关，承担着近似于干部学校的职能，那些被朝廷认为可用而暂时没有合适岗位的人才，都集中在翰林院。一旦出现肥缺，就从翰林院中抽调能胜任的人物走马上任，所以明清两朝，无论是中央一品大员还是地方封疆大吏，大多都是翰林出身，而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用。可以说，进入翰林院，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官场高层。另一方面，翰林院也是皇帝的智囊团，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一等一的读书人集中在翰林院，如果仅仅是让他们一边闲混一边等着当官，朝廷也觉得很浪费。所以翰林们平时大多要担当为皇帝皇子讲书解书、参加国家级的图书编撰活动的职责，是朝廷的御用文人，更有不少机会面圣，万一被皇上看中，青云平步指日可待。同时，翰林院为了让这些准官老爷能够顺利上岗，也会定期开展各种岗位培训活动。拥有全国最雄厚的知识资源，这所干部学校的教学水平自然也是相当高，算得上是国家开办的学术机关。因此对于读书人来说，即便是在翰林院啃一辈子书本，也是一件无上幸福的事。
曾国藩被授予的“庶吉士”，是翰林院中的一种短期职位，即先在翰林院学习，而随时候补各种官缺，属于翰林院中偏行政的那一部分。对于立志从政的曾国藩来说，确实是个好地方。接下来，只要静待翰林院领导和皇帝的“垂青”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垂青什么时候能到呢？
大概自从有史记载以来，中国的事情就和“关系”、“后门”等词捆绑在一块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自古就是宗法社会，以人伦为最高，所谓“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亲缘的父子、夫妻，到引申出的君臣、朋友，中国人就是在各种人与人关系交织的网络中确认自身的存在，并且一步步走到今天。因此，千大万大，关系最大，这是哪朝哪代都避免不了的事情。翰林的加官授爵也是一样，虽然理论上讲是三年实习期满，考试合格，保证就业，但是理论向来是最不准的。有做官想法的，都希望尽早进入官场，所以找工作走关系套近乎这一套，不仅今天在用，过去也在用；不仅滥大街的大学生在用，金疙瘩一样的翰林们也在用。而曾国藩呢？外乡来客，在京城没根没底，家里又不甚富裕，仅仅是个可保小康的中产阶级，加上翰林院庶吉士不过是个没有俸禄的“实习生”，保障曾国藩的生活已经不易，哪还有闲钱去上下打点？所以曾国藩只能看着自己的同届们一个又一个地飞黄腾达，就算可以用“笨鸟先飞”之类的话自我安慰，终究也是没有办法。
就这样，曾国藩在庶吉士的位置上等了两年。在这两年间，他曾衣锦还乡，在乡亲们面前好好地展示了曾家的荣光；到衡阳拜谒了杜工部祠、石鼓书院；到邵阳查访了武冈、新化、兰田、永丰；这期间大儿子曾纪泽出生了。这一切的一切，对日后的曾国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比如他还乡时，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曾家也自此被高看一眼。但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完全没有“祖以孙贵”的想法。时年六十有五的曾老爷子亲见殷殷厚望成为现实，自是欢喜异常，但是也不忘告诫儿子曾麟书：“我们家是赤农出身，靠着祖宗一点一滴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产业，千万不能忘本。大孙子当官那是大孙子自己的事，我们家吃喝花用都不愁，家里的事不要想着去沾孙子的光。”曾麟书是个大孝子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于情于理都支持老爷子的说法。所以曾国藩后来安心做官，不为家里事务所拖累，也不曾为家里收过黑钱、搭过人情，这在当时那个黑幕重重的官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曾国藩后来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
曾国藩做了翰林之后，想着以前穷的时候家族渊源什么的没有时间去管，现在眼看自己前途无量，作为未来的大户人家，家族谱系的事也不能再马虎了，于是亲自到邵阳，走访散落各地的曾氏族人，编修曾氏族谱。这份族谱后来果然大派用场，不仅作为一代名臣的族谱流传后世，成为后世研究曾氏家族的重要材料，更是让曾国藩的独立的价值观和人格逐渐形成、完善，这部家谱也成为曾国藩重家庭、敬祖上的儒家思想人格的重要写照。
1840年，曾国藩参加了庶吉士散馆考试，也就是实习生毕业考试，获得二等十九名的成绩。之后面见皇上，道光帝当时并没能慧眼识珠看出曾国藩的能耐，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相貌中下、品学中上的普通人，也没多想，就随便授予了一个七品“翰林院检讨”的职位。
翰林院检讨是掌修大清历史的官员，虽然拿着国家俸禄，却是一个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的闲职。可以想见，富有报国之志的曾国藩对这个文书工作肯定不是那么满意。但是从今天来看，曾国藩任翰林院检讨的那一年——1840年，确实是整个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年头出任编修历史的官员，也预示了曾国藩日后轰轰烈烈的人生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