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年七升迁靠的是什么
1840年，曾国藩任翰林院检讨，正式踏入仕途。在随后的十年里，曾国藩可谓是青云直上，十年内连升七级。1843年升任翰林院侍讲，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6年升任文渊阁直阁事。文渊阁相当于皇家图书馆，总领文渊阁工作的是两名文渊阁领阁士，下面是六名文渊阁直阁事。换句话说，这是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副馆长的职位，不仅是直接服务皇上的官职，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皇帝的学友，虽不算实权重臣，却是实打实的皇帝近臣。一般来说，领文渊阁直阁事，往往是成为皇帝亲信、踏入实权阶层的最后一站。很快，1847年，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年出任钦派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不仅进入中央，而且还获得了“钦派”的殊荣。1849年，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同年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又兼署工部左侍郎。
清代工兵刑礼吏等各部，相当于今天的各部委。每部设最高领导一名，为尚书；尚书下设左右侍郎，相当于尚书的副职。所以曾国藩的官职，大致就是现在的教育部、文化部、国防部的副部长。此时曾国藩年仅40岁。以不惑之年即得如此重用，足见曾国藩年轻有为、前途无可限量。
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内外因同时作用的结果，而一个人的成功之路尤其如此。比如武侠小说里的主人公要练成绝世武功，一方面自身要有特点，或者聪明过人或者愚笨异常，或者“骨骼精奇”或者韧性过人；另一方面又少不了各种高人指点、偶得秘籍、邂逅奇遇，再经过一番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勤勉练功，朝夕相继，最后才能成就一番常人看似不可能的事业。同样的道理，放在官场也一样适用。身无长物就想平地飞升，倒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就像中彩票大奖一样是不能指望的。所以提升自我能力、练好“内功”是大前提，而外部因素则是官场成功的重要助力，高雅点的说法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说得通俗点就是有贵人相助。这一点无论中外都适用，尤其在重人情、重交际的中国，更是官场飞黄腾达必不可少的因素，古今一理。
那么曾国藩的成功，又是如何“内外搭配”的呢？我们就先从“内因”说起。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曾国藩在官场的发达史。从1840年任翰林院检讨，到1847年授内阁学士，这七年里，曾国藩一直供职于翰林院。前面说了，翰林院是一个文职机关，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国立的学术机关，究其性质，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科院。翰林院的工作并不是十分繁重，对想大展宏图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潜心治学、自我充实，却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翰林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沉湎于舞文弄墨，轻轻松松地完成份内的工作，过着“隐于朝”的优裕生活；也可以奋发图强，抓紧这来之不易的闲暇时光，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念之间，天壤之别。历史只看到多数一品大员出身翰林，却看不到多数翰林也不过是碌碌终生，而波澜壮阔的人生只为那些有准备的人们展开。有志而精明如曾国藩，当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也许是经过“同进士”的打击，让曾国藩感到自己的差距，也许是在翰林院的七年里，曾国藩致力于学问，积极地充实自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职“充电”。而曾国藩所致力的，就是当时被奉为儒学重中之重的义理学。
这里我们随便聊聊儒学。儒学源自孔子，当初只不过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诸子百家中实力最强的当属纵横家，孙膑、庞涓、苏秦、张仪，个个都是名动一时的大人物；法家为秦国所独尊，为后来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当时的影响不敌纵横家，但是因为抱对了大腿，后来地位也很是不低；墨家以墨翟为首，倡导和平主义的“兼爱”、“非攻”，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自然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而反观儒家，虽然弟子众多，四处游说，却从未得到过真正实施自家主张的机会，在诸子百家之中，不能算是最成功的第一梯队。这并不能说明儒家的主张水平低下，因为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秩序与仁政爱民，归根结底是要在一个稳定的政局中才能实现，而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兵者诡道也”，玩弄权术诡道还玩弄不过来，看起来“一本正经”的儒家自然被看作是中看不中用的“起高调”，所以实在是不合时宜。到了秦灭六国，靠“霸道”夺取天下后，更是把倡导“平等”、“仁爱”的儒家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儒家从此就和秦朝结下了梁子，从儒家掌握中国思想大权的那天起，往秦朝身上泼脏水就没有停止过，以至于今天我们提起秦朝，首先想到的就是屠杀和暴政；秦将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战俘的恶名更是遗臭万年，而对于秦统一中国的伟业，倒只作泛泛之谈。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风水轮流转，保不定哪天就转到我家。秦之后的统一王朝汉，在夺取天下时走的却是和秦不同的路子。秦是诸侯夺取政权，举的是“霸”旗；而汉则是反对暴秦的起义军，举的是“义”旗。虽然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也看不出有多少仁义，但是终究旗号不同，指导思想也不一样。刘家坐稳天下之后开始狠抓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寻求一个与自己相称的理论基础。这时出现了一个叫董仲舒的人，推荐了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并且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强化了君臣伦理的部分，弱化了平等思想，使之有助于维持政治的稳定。而董仲舒敢对儒家思想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造，也和秦朝焚书坑儒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流传下来的“正统”典籍少了，空缺的部分自然是大儒董仲舒怎么说怎么是了。从此儒学正式登上中国文化的前台，一领风骚就是上千年。
到了宋代，以北宋程颢、程颐两兄弟以及南宋朱熹为代表的一干学者，又将儒学进行了新的发展和修正。最初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对儒学的修正和发展，使之能够和唐以来新兴的道家、释家相抗衡，结果越改越奇怪，反倒吸收了道家的很多内容，提出了“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这种一点都不像儒家正统的论断。其核心在“道”和“理”的观念，指出“道”和“理”是客观存在的至上法则，是一切的根本，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都是“理”的具体表现，人们应该努力抓住本质的“理”，而忽略“人情”之类肤浅的外在表现，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这门学问因此也被称为“理学”。又因为程氏兄弟和朱熹对这门学问的突出贡献，别称“程朱理学”。
自此之后程朱理学就成为中国历朝统治者所信奉的理论基石。到了清朝，理学又细分为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和文经五个学科，其中讲述君臣之道的“义理”则成为重中之重。这门学问，也正是曾国藩“七年充电”专攻的重点。
早在曾国藩就读于岳麓书院的时候，就已经对儒家思想有了系统的了解。较之颇显抽象的理学，曾国藩更倾向于传统的孔孟之道，对具有励志性质的“出仕入世”思想更是情有独钟。成为庶吉士后，他数次给家里书信，都表达了自己对“内圣外王”理想的崇敬，为官要做大官，为人要做大儒。他当时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决心。
但是后来，曾国藩遇见两个人，在这两个人的影响下，曾国藩转而潜心于理学，终成“中国最后一个理学大师”、“一代儒学藩镇”。这两个人，一个叫唐鉴，一个叫倭仁。
唐鉴是湖南善化人，与曾国藩是老乡，嘉庆十九年(1809)中进士，算起来应该是曾国藩的长一辈人物。唐鉴是清朝后期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在当时颇具盛名。1841年，唐鉴调入京城任太常寺卿，道光帝亲自接见，而当时作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则是道光帝的陪同之一。曾国藩先是见唐鉴神采过人，精气充沛而又庄重内敛，举止气度显然是非常之士，又听道光帝当面对唐鉴盛赞不已，越来越觉得此人不同寻常，于是找了个机会带着崇拜和好奇亲自去拜访了唐鉴。唐鉴对这位翰林院的小老乡也是颇为照顾，几轮问答下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人言谈甚欢，一见如故，自此结下师生之谊。
唐鉴对曾国藩的指导令曾国藩受益匪浅。唐鉴建议曾国藩从《朱子全集》和读史入手，力行修身，“先专一经”，然后再慢慢涉猎其他。一席话说得曾国藩犹如醍醐灌顶，回家后在日记上激动地写下“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是说听君一席话不仅胜读十年书，而且觉得自己几十年的书都白读了。在唐鉴的指导下，曾国藩为自己立下了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等十二条规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简直是封建礼教对青少年赤裸裸的摧残，但三十一岁的曾国藩却乐呵呵地躬亲力行、毫不马虎。唐鉴经常找曾国藩聊天，了解曾国藩的思想情况，对有问题的地方及时指出，同时告诫曾国藩作为一位儒者，不仅要精通圣典，更要关注时事民生，这才是真正的内圣外王之路。
在唐鉴的悉心指导下，曾国藩不仅为人、为学大有精进，更重要的是养成了克己反省、修身自好的良好习惯，内心也变得日渐坚韧。这对于曾国藩日后在官场沉浮、战事起落乃至能够在功高震主的险恶环境中全身而退，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对曾国藩有深刻影响的另一个人叫倭仁，道光九年（1829）进士，也是唐鉴门下弟子，算起来和曾国藩是师兄弟。倭仁治学修身严于律己，连做老师的唐鉴都深为敬佩，认为倭仁“可以称得上圣贤”。作为一代大师的唐鉴，是不会轻易给出这样的评价的，而倭仁受此殊荣确实是当仁不让。倭仁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具体说就是在修身的实践上高标准严要求，有着超于常人的耐性。倭仁曾经与李棠阶、王庆云等共同进行修身养性的修行，称为“会课”：一群人每天记日记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然后交换日记互相阅读，当面指陈得失。这种活动看似简单，但是日复一日地搞下来，终究难免感到沉闷无聊，或是无话可说、无心得可写，或是消极怠慢流于形式，很多人慢慢就退出了会课。唯有倭仁兢兢业业，一搞就是十年不间断，可见其根性不是一般的强，从理学家的角度看，也说明倭仁的修养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而倭仁修身时所写的日记，也成了修身圈争相参阅的重要文献，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足见时人对倭仁的推重。
曾国藩在唐鉴的引荐下与倭仁相识，于是开始了与倭仁半师半友的交情。曾国藩在倭仁的指导下把克己修身的修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每天都要专心致志地记日记，还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静坐冥想。静坐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异常困难，尤其是曾国藩在倭仁指导下养成了在修身上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习惯，对自己要求甚高，于是更加痛苦不堪，太静了容易睡着，又容易一不小心想多了失去了“静坐”的本意。曾国藩倒也老实，把自己做的美梦和联想都原原本本地写在日记上，诸如升官发财、酒色财气等等，每天翻看日记自己责骂自己，还找来倭仁帮他一起骂，足见其用心至诚。
不过这样自虐一般的修行，时间久了人终究会撑不住。曾国藩后来因为坚持修行，每天都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精神恍惚，迫不得已，只能逐渐放弃“静坐”一科。大概是出于对自己不争气的愤恨吧，曾国藩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对理学文献的攻读上，并且颇有心得，在学识上成为翰林院里数一数二的人物。
与唐鉴、倭仁二人的交往以及对理学的潜心研修，使得曾国藩原本就已经鲜明的儒家人格更加完善饱满了。曾国藩从理学的思想精髓中提炼出许多为人为官的心得和准则，这些无疑为他日后波澜壮阔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理学的效用
曾国藩从理学中得到的第一条启示就是清正廉洁。在理学上，清正廉洁一方面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源于理学所提倡的对物质欲求的淡薄。在曾国藩所处的清朝中后期，官员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少得可怜，以致贪污成风。虽然自雍正朝起以“养廉银”的办法将官员的“灰色收入”明确化，但是人的贪欲是无限的，以至于从一品大员到地方小吏，可以说是无官不贪，甚至连皇帝都对贪官有了特殊的感情，对于一些巨贪宽容放任，直到贪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才不得不痛下杀手，及至抄家充入国库，时人称之为“宰肥鸭”。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洁身自好，看起来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