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死观，是与人生观类似的一种观念。人生观是关于人生目的、价值、态度和理想等问题的观点；人死观则是关于人死目的、价值、态度和理想的观点。因为未曾见过别人提到过“人死观”一词，所以笔者想当然的以为该词语是呆家的独谋，可是上网一查，才发现自己孤陋寡闻，其实早就有人提过人死观（例如一百年前著名学者梁遇春的随笔《人死观》），故在这里冠以“也说”一词。
思考和研究人生观是人们毕生的课题，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而研究所谓的人死观，则可能会被人讽为无聊。但细想起来，问题好像远没有那么简单。愚以为，生与死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只想生，不想死，似乎不符合系统论的思想，由此做出的结论也未免限于偏颇、局限和单薄，只有把死的问题也一并想透了，人生观才可能变得充分、深邃和饱满。
可以说几乎99%的人都很怕死，甚至都很忌讳这个“死”字。笔者在此实话实说，与写作其他文字时常常会收获愉悦的心情不同，在写作关于人死观的文字时，内心却很忐忑，担心会受到他人的责备谓之不吉。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不能象鸵鸟一样自我麻痹，而是应当勇敢的直面问题。其实，这就象日常生活中的刺激性问题一样，随着刺激频次的增加，对该类刺激的敏感程度就会逐步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起来——就像一些专事临终关怀和料理后事的人们那样。当然，对于死亡，通常不可能靠增加体验的次数来提高抵御恐惧的阈值和降低恐惧的程度。心病还需心药医，比较有效的办法还是要靠心理的锻炼来解决，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人死观，可以说就是一副对症施治的良药。
假如我们跳出生命个体的尺度，将生与死放到时空历史的长度中去观察，就会发现，无论寿命的长与短，终究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它）留下的痕迹看起来最多只有出生和死亡两个节点。若问，为何要有生？因为大自然要保持生态的进动平衡。为何要有死，答案还是要保持生态的进动平衡。因此，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生是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生代表了新活力的加入，死代表了落后者的淘汰。由此可见，生是一种进步，死也是一种进步，面对死亡，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都不必那么悲伤。
在生与死之间，哪里是他们交接的边界地带，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从常识上来说，生与死的交接地带应该就是生命体死亡的那一刻，最多加上所谓的濒死阶段，除此之外，都属于生的范畴。但如果从“死亡代表了落后生命体被淘汰”的角度来理解死亡，那么生与死的交接地带就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生命死亡的那一刻，也不限于濒死阶段。原则上可以说，凡是生命体开始进入被淘汰的倒计时阶段，就是死亡的开始，最多只是快和慢的区别，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因此，那些致力于挽救将被淘汰的生命的努力，不过是在拖慢生物界进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对于生命挽救的理论、技术和做法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冷静的看，有些所谓科学的做法其实并不符合自然法则。我始终认为现代医学与自然法则的矛盾就体现在淘汰二字上，按照自然法则，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凡是生物的自愈能力无法修复的慢性老化、退化和疾病化的东西，都属于进入了自然淘汰的过程，任何过分阻挡这个过程的行为，都不符合自然法则，都可以认为是非生态的行为。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来概要的讨论一下关于人死目的、价值、态度和理想的问题。
站在生命体之外来看生命体死亡的目的和价值，如前所说，就是为了维持自然界的进化平衡。可以说，死亡过程就是落后生物体的淘汰过程，因而也是新的进化的开始，就这么简单。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人类自身的立场上来看，那自然还有诸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意识形态追求。换作佛家，则还有另一番说法，认为死即去到下一个轮回。
从网上看到如下一段关于西方先圣苏格拉底的文字：苏格拉底认为，死亡只有两种可能状态：一是死后无知觉，二是死后灵魂从一个世界移居另一世界。如果死亡是前一种失去知觉的状态，那其实是一种安详得连梦都不会来打搅的深睡，这样的深睡是一种收获——难以言说的安然无梦的愉快收获——永恒不过就是一夜。这样地“深睡”的“一夜”有什么可怕呢？如果死亡是死者迁往另一世界永居，那么死亡就应该是像旅游观光和搬迁新居一样令人高兴，这样地从“生”到“死”的旅行和迁居，也没有什么让人可怕的。死亡的两种状态都不存在可怕的理由，因此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便毫无惧色地把毒酒喝下：“分离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自上路吧。”伟人就是与众不同，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还在给后人添加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待死亡的态度，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许多社会精英也未必具有正确的态度。历代皇帝中不乏寻求长生不老之灵丹妙药者，但结果还是天子与平民殊途同归。再看看当今的医学界，似乎都在费心的研究所谓“抗衰老、斗死神”的办法，但也未见得找到什么妙招。其实，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谁都无法抗拒，因此“抗衰老”的说法并不科学。人类该做的和能做的最多只能是延缓衰老，而延缓衰老的最好方法恐怕还是保持身体的健康，尽可能做到不生病或少生病，而不是在进入病程后再去与病魔抗争。“斗死神”就更不科学。“死神”的本职工作是掌管淘汰落后的生命体，你要与其斗争，不就是要阻止淘汰落后吗？死不死，何时死，那是阎王爷的事情，我们最好全力以赴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努力把自己的名字挪到远离阎王视线的地方，大可不必去想何时会受到阎王的召见。因此，无论是“抗”还是“斗”，都不符合顺应自然、优胜劣汰的法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强调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并不是要否定医疗技术对于人类的重要作用，而是希望人们摆正医疗技术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当人们认识到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那么我们重点要做的就是尽量远离被淘汰的境地，努力将自身的健康水平维持在健康的近中心地带，而不要随意地让身体进入亚健康地带。事实上，即使对于一位具有深厚修养的智者来说，就算他可以凭借强大的内心从容应对生活中的任何挑战，也难以应对死神的威胁，当遭遇即将被淘汰的命运时，纵然内心再怎么强大，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坦然面对，淡然处之，欣然接受。
有一门叫姑息医疗的学问很有意思。姑息医疗是一门研究和管理一类特殊病人的学科。世卫组织对姑息医疗的定义是“对那些对治愈性治疗不反应的病人完全的主动的治疗和护理。控制疼痛及有关症状，并对心理、社会和精神问题予以重视。其目的是为病人和家属赢得最好的生活质量。”并进一步解释说：“姑息治疗要坚定生命的信念，并把死亡看做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既不促进也不推迟死亡，把心理和精神治疗统一在一起。提供一个支持系统使病人在临终前过一种尽可能主动的生活，对病人家属也提供一个支持系统，使他们能应付及正确对待病人生存期间的一切情况，以及最后自己所承受的伤痛。”我认为这是一门值得大力发展的生态科学，很可惜目前还只是处于医学研究的边缘，我甚至认为这门学问应该在整个医学体系中占有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么人死的理想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对于死亡，我们普通人最基本的想法应该是尽量把身体搞得棒一点，心情好一点，老得慢一点，希望离去的时候痛苦少一点，折腾少一点，给后人留下的记忆好一点。如果能够在基本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走完人生的路程，实在应该让活着的人为其好好地庆祝。我非常钦佩一位先人对自己后事的安排，这位先人要求在其离世后不要奏哀乐而要放欢快的音乐。想想也是，生命的结束其实仅仅只是完成了一个人人都要完成的过程，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为人类的进步所做的最后一点贡献，因此没必要为离去而悲伤——摒弃哀乐，让快乐充满人生的全过程！
比这更高尚的理想，有赖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追求，那些具有高尚理想的人，可以以己之死换他人之生，一如毛泽东对刘胡兰的赞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当然，具备至死都有那样崇高理想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他们可以成为众人的榜样，但他人很难追随。还有一些也算是比较崇高的安排，例如器官捐献，他们可以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同时，不顾自家的全身而退，还能为别的鲜花的长久盛开提供支持，也是值得赞扬的。即使不能做得那么崇高，但也能做到在死神面前坦然面对、淡然处之、欣然接受者，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