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蜜蜂
步履蹒跚地爬出
牡丹花
——松尾芭蕉
1
为什么万物之始总有光？多里戈·埃文斯最早的记忆是阳光涌入一间教堂大厅，他和母亲、外祖母坐在那儿。大厅是木结构的，有极其耀眼的光。他蹒跚着在光的笼罩中前后走动，投入两个女人的臂弯。深爱他的女人。就像投身大海又回到沙滩。一次又一次。
“保佑你。”妈妈说着，抱住他，又放开，“保佑你，孩子。”
那肯定是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他一两岁的时候。后来，影子来了，给它赋形的是一只举起的前臂，它黑色的轮廓在一个煤油灯油腻腻的灯光中跳动。杰基·马圭尔坐在埃文斯家黑暗的小厨房里哭泣。那个时代除了婴儿没人哭。杰基·马圭尔是个老男人，四十岁左右，或者更老。他在用手背擦掉他麻子脸上的眼泪。也许用的是手指？
只有他的哭泣固定在埃文斯的记忆里。那声音就像什么东西在破碎。它慢下来的节奏让埃文斯想到兔子的脖子被圈套扼住时，它用后腿蹬地发出的闷响，这是他听过的声音里唯一与之相似的。他当时九岁，进屋是为了给妈妈看拇指上的一个血泡，他几乎想不出来有什么声音可以跟马奎尔的哭声相比。以前，他只见过一次男人哭。那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他哥哥从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回来，下了火车。他把军用挎包甩在侧轨滚烫的尘土上，突然泪如泉涌。
看着哥哥，多里戈·埃文斯纳闷一个成年男人怎么会哭。后来，哭泣变成只是感受的强化，感受变成生活唯一的指南针。感受变成人们追逐的潮流，而情感变成剧场，人们在台上演戏，下台后不知自己是谁。有生之年，多里戈·埃文斯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变化。他会缅怀一个人们耻于哭泣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害怕哭泣暴露弱点，招致麻烦。他会看到人们为不值得称道的事受到赞扬，只因为他们认为真相会破坏他们的感受。
汤姆到家的那个晚上，他们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相片投进篝火。至于战争、德国人，还有他们听说过的毒气弹、坦克、战壕，汤姆什么也没说。他一言不发。一个人的感受并不总是等于生活的全部。有时候它说明不了什么。他只是直勾勾地盯着篝火。
2
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多里戈·埃文斯到晚年时总也弄不清这话是他在哪儿读来的，还是他自己编出来的。编造，打乱，拆散。拆得粉碎。从石头到沙砾到灰尘到泥巴到石头，世界就这么运转，正如他刨根问底要求妈妈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时，妈妈总是说：“世界是怎样就怎样。”“世界就这样，孩子。”游戏时为了搭起一个堡垒，他用力想把一块石头从岩堆里抽出来，一块更大的石头掉下来砸在他的拇指上，指甲下起了一个大血泡，阵阵发疼。
妈妈抱起多里戈，胳膊一扬，把他放到厨房的桌上，那儿灯光最亮，她避开杰基·马圭尔古怪的眼神，把儿子的拇指举到灯光下。杰基·马圭尔抽泣着说了一些什么。他妻子上星期带着他们最小的孩子坐火车去了朗塞斯顿，没有回来。
多里戈的妈妈拿起切肉刀，在刀锋上抹了油乎乎的一溜凝固的羊脂。她把刀尖放进炉灶的煤堆上。一股细烟升腾而起，厨房里弥漫着羊肉烤焦的味道。她抽出刀，红彤彤的刀尖闪烁着一点点白炽的火星，这景象立刻令多里戈觉得既神奇又可怕。
“别动。”她说着，抓住他的手，用力之大把他吓了一跳。
杰基·马圭尔在说他怎么坐邮车到朗塞斯顿找他妻子，但是怎么也找不到。而多里戈·埃文斯眼睁睁地看着火红的刀尖触到他的指甲，血泡开始冒烟并被烧出一个洞来，他听到杰基·马圭尔说——
“她从地表消失了，埃文斯太太。”
烟气消散，一小股黑血从拇指上流下来，血泡的疼痛和对热切肉刀的恐惧都消失了。
“走吧。”多里戈的妈妈说着，用手肘推他下桌。“快去吧，孩子。”
“消失了！”杰基·马圭尔说。
这都发生在当世界辽阔而塔斯马尼亚岛还是整个世界的时候。在它众多偏僻的、被人遗忘的村落中，几乎没有比克利夫兰村更偏僻、更被人遗忘的。这个小村子住着大约四十个人，多里戈·埃文斯就住在这里。这个过去流放犯人时建为驿站的小村，随着时世艰难而衰落，被人遗忘，现在作为铁路侧线站而幸存下来，有十来幢摇摇欲坠的乔治时代风格的建筑，还零星散落着一些带走廊的小木楼，荫庇着一百年来经受流放与失落之苦的人。
村子后面的林地长着虬曲的杏仁香桉树和在热浪中起伏摇摆的银合欢树，小村的夏天酷热难熬，冬天同样难熬。电和广播还没有传到这里。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是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没有什么两样。许多年后，汤姆说它就像一个垂死的世界中漫长的秋天，这个男人本来是不喜欢比喻的，但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死期渐近，对死亡的恐惧令他作此比喻，反正多里戈当时是这样想的。
他们的父亲是养路工人，全家住在塔斯马尼亚政府铁路盖在铁道边的一栋封檐板小屋里。夏天没水时，他们就提着桶到给火车头供水的大水箱里打水。他们睡觉盖的是从抓来的负鼠身上剥下的皮，吃的是用陷阱夹住的兔子，用枪猎杀的沙袋鼠，以及地里种的土豆和烘烤的面包。父亲熬过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萧条，亲眼见过有人在霍巴特的街上饿死，所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幸在这样一个工人天堂里度过余生。不过在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又会说：“你像狗一样活着，就会像狗一样死掉。”
多里戈·埃文斯放假有时是跟汤姆一起过的，因此认识了杰基·马圭尔。他会搭乔依·派克的运货马车去汤姆那儿，他坐在车后，从克里夫兰出发到芬葛谷的岔路口。乔依管拉车的老马叫格蕾西，格蕾西欢快地小步走时，多里戈会前后摇摆，想象自己成了那些枝干弯曲得非常夸张的杏仁香桉树上的一根树枝，触摸着头顶广袤的蓝天飞驰而过。他会闻到湿树皮和枯树叶的味道，看到一群群红绿斑驳的红耳绿鹦鹉在远处的空中欢快地叫。他着迷地倾听鹪鹩和吸蜜鸟的歌声，灰鹟抽鞭子一样的叫声，间杂以马车的皮挽绳、木车轴和铁的铰链嘎吱作响的声音，一切都刺激着他的感官，令他恍如回到梦中。
他们沿着过去的马车道走，经过马车旅馆，通铁路以后马车旅馆就没生意了，现在颓败得几乎成了废墟，里面住着几户穷人，其中有杰基·马圭尔家。每隔几天，一大团飞扬的尘土会宣告一辆汽车的到来，孩子们会从灌木丛和房子里钻出来，追赶这团喧嚣的尘土，一直追到肺里像火烧，两腿重得像铅块。
在芬葛谷的岔路口，多里戈·埃文斯滑下马车，向乔依和格蕾西挥手告别，起步向卢埃林走。卢埃林这个小镇唯一奇特之处是它比克利夫兰还要小。到了卢埃林，他会大踏步朝东北方向走，穿过一些栅栏围起的土地，参照本·洛蒙德山白雪皑皑的宏伟山峦确定方位，再穿过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走向山背后被雪覆盖的乡野。在那儿，汤姆的工作是下活套捕负鼠，干两周休一周。多里戈会在下午三点左右到达汤姆的住处，那是一个窝在山脊下凹进去的拐弯处的山洞。山洞比他们家那个屋顶低矮倾斜的厨房还小一点，在洞里最高的地方，汤姆才能低头站直。整个山洞就像鸡蛋一样中间宽两头窄，入口上方的岩石像屋檐似的伸出去，这意味着那儿可以整夜生火，使山洞暖和。
汤姆有时会让杰基·马圭尔和他一起干。他目前二十出头，有一副好嗓子，常常在夜里唱一两支歌。之后，多里戈会凑着火光给杰基·马圭尔和汤姆朗读一些从过期的《简报》和《史密斯周报》上挑出的内容，这些过期报纸是两个负鼠捕手全部的文字收藏。杰基·马圭尔不识字，汤姆则自称识字。他们喜欢听多里戈念“罗丝阿姨建议”专栏里的文章，或者他们认为“机灵”甚至“非常机灵”的民间诗歌。过了一段时候，多里戈开始给他们背诵一些别的诗歌，是他学校的一本名叫《英语美文》的书里的。他们最喜欢丁尼生的《尤利西斯》。
杰基·马圭尔的麻子脸在火光中微笑，亮闪闪的，像刚出炉的梅子布丁，他会说：“啊，他们这些老家伙！他们把词儿串起来，紧得比卡住兔脖子的铜套子还厉害！”
多里戈没有告诉汤姆在马圭尔太太失踪前一周他自己看到了什么：哥哥的一只手在她裙子里向上摸，她的身子紧靠在马车旅馆后的鸡舍上。这是一个身材矮小、感情炽烈的女人，生着当地人中少见的黑皮肤。汤姆的脸转向一边贴在她的脖子上。他知道哥哥在吻她。
后来的许多年里，多里戈经常想起杰基·马圭尔太太，他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他在战俘营里天天做梦想吃的食物——在那儿又不在那儿，向上挤压进到他的颅骨，总在他向它伸手去够的那一刻消失。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再那么经常想她了；渐渐地，他再也想不起她了。
3
多里戈是家里唯一在十二岁基础教育结束时通过能力测试的孩子，他也因而获得奖学金上朗塞斯顿中学。他比同年的孩子成熟。上学第一天，午饭时间，他到处转悠，最后到了一片被称作超级操场的平地，那里到处是枯草尘土和树皮树叶，一边有好几棵高大的桉树。他观察一些三四年级的大男孩已经有成年人的肌肉，有的鬓角已经不短了。他们大致排成两排，推搡、碰撞、移动身体，像在跳某种部落舞蹈一般。接着开始神奇的“对踢”。一个男孩把球从他自己的一排踢向场子另一头的那一排。那一排的男孩全都跑去接球，如果球从高处来，他们就跳到空中伸手去够。谁接到球谁就赢得踢球的机会。争夺非常激烈，相应的，胜者转眼被奉为神。对胜者来说，同样神圣的是他的奖赏，就是把球踢回到对方那里，开始新一轮“对踢”。
整个午饭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高年级的孩子肯定占上风，他们接住大部分球，赢了大部分踢球机会。有几个低年级孩子也能接住几次球踢几脚，但许多人只能接到一次或者一次都没有。
第一天的整个午饭时间多里戈都在看。另一个初一男孩告诉他，至少要等到初二才有机会参加“对踢”——那些大男孩身体太壮、速度太快；为了摆脱对手，他们根本不在乎用胳膊肘撞头，用拳头打脸，用膝盖顶背。多里戈注意到几个个头小点儿的男孩跟在队伍后面，离几步远，随时准备捡漏，去接偶尔被踢得太高、从混乱的人群上空飞过来的球。
第二天他也参加了。第三天，从队员肩膀上方望去，他看见一只球晃晃悠悠地从空中飞来，他意识到自己就站在人群后面。一瞬间，球仿佛静止在阳光里，他知道这球注定得由他来接。他拔腿冲进人群，他能闻见桉树上蚂蚁的味道，感觉那些枝干像粗绳索似的影子变得浅淡。时间变慢了，他发现最壮最快的男孩子们正向他想好的位置跑去。没关系，他知道那个从太阳方向飞来的球是他的，他只要伸手去够就行了。他紧紧盯着球，觉得按他现在的速度来不及的时候，他就跳了起来，双脚踩在一个男孩背上，膝盖靠在另一个男孩肩膀上，就这样高过所有男孩，正面迎着刺眼的阳光而上。在争夺最激烈的当口，他奋力向上伸长胳膊，感觉球到手中了，现在可以落地了。
他的双手紧紧地把球抱在怀里，背部重重地着地，摔得他几乎停止了呼吸。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站起来，站在阳光里，手握椭圆形的球，准备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他步履蹒跚地走回来，躁乱的人群敬畏地在他周围让出一片空地。
“你他妈是谁？”一个大男孩问。
“多里戈·埃文斯。”
“这球你接得真绝，多里戈。该你踢了。”
桉树皮的气味和塔斯马尼亚正午直剌剌的蓝色光照都强烈得令他睁不开眼，他得眯起眼睛避免刺眼的强光，灼热的阳光照在他紧绷的皮肤上，其他男孩短短的、轮廓分明的影子，站在一个临界点上的感觉——满怀喜悦进入新世界而旧世界依然可以感知，可以进入，尚未消失——所有这些他都感受到了，正如他感受到了滚烫的尘土，其他男孩的汗水和笑声，还有和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奇异又纯粹的欢乐。
“踢呀！”他听到有人大叫，“给这东西来一脚，铃一响就全结束了。”
在他意识的最深处，多里戈·埃文斯知道他过往的生命全是为了到达这个时刻的旅行，在他迎着太阳跃上去的那一刻，以后他只会离这一刻越走越远。生命永远不会再像那一刻这样充满意义，无比真实。
4
“我们两个真是聪明啊，对吧？”艾米说。她正和他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一根手指拨弄着他蓬乱的卷发，听他背诵《尤利西斯》，此时离他看见杰基·马圭尔在他妈妈面前哭泣，已经过去十八年了。这个房间位于一家破败的旅馆三楼，门外长长的游廊遮蔽了楼下的马路和对面的沙滩，给他们仿佛坐在南冰洋上的幻觉，听得见下面的海水毫不停歇地撞击、奔腾。
“这是障眼法，”多里戈说，“就像从你耳朵后面掏出一枚硬币来。”
“不，这不是。”
“是的，”多里戈说，“这不是。”
“那是什么呢？”
多里戈拿不准。
“还有，那些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他们干什么呢？那么干有什么区别？”
“特洛伊人像一家人那样团结，但他们输了。”
“那希腊人呢？”
“希腊人？”
“不是希腊人，难道是阿德莱德港口队的‘喜鹊’[1]？当然是希腊人。他们怎么回事呢？”
“武力征服。可希腊人是我们的英雄，他们总打胜仗。”
“为什么？”
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