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天真脏。”她说着，感觉到他又要起身了。“它永远都在漂移，”他接着说，“仿佛它也忍受不下去了。”
7
一九四三年初，他们到达暹罗，那时情况不同。一方面，天空清澈广袤。一个不陌生的天空，或者他只是这么觉得。正值旱季，树上没叶子，丛林敞开，地面满是尘土。还有就是，他们有吃的。食物不多，也不够，但食物缺乏引起痛苦和死亡还没成为惯例，饥饿还没有像某种发疯的东西住在他们肚子和脑子里。为日本人干活也还没变成一种疯狂——后来杀死他们像杀死成群的苍蝇一样。日子很难，但开始并不疯狂。
目光下移，多里戈·埃文斯看见勘察员用的一长列笔直的木桩，被大日本帝国陆军工程兵砸进地面，用来标示一条铁路线，从他站的位置开始延伸，他身后是一群沉默的战俘。他们从日本工程师那儿得知，这些木桩延伸成一条长达四百一十五公里的线，从曼谷北部直到缅甸。
它们勾勒了一条宏伟的铁路线，目前还只是一系列有待完善的计划、看似无稽的指令和华而不实的敦促——来自日军最高统帅层。它是一条虚拟的铁路，源自绝望促成的鲁莽和盲从导致的狂热，由神话和幻象组成，像在未来一年的建造中由木材、铁料和死去的无数生命组成一样。但有什么现实是现实主义者缔造的？
递到他们手里的是钝斧头和烂麻绳，第一项工作随之而来——砍倒一公里内长在预定铁路线上高大出奇的柚树，挖出树根，把断树和树根搬走。
“我爸常说你们年轻人从不各尽所能，”吉米·比奇洛说，一边用食指轻叩凹下去的钝斧刃。“我但愿这老家伙这会儿在这儿。”
8
没有人以后会真的记住它。像最极端的罪恶，它会像从未发生过似的。受难、死亡、悲伤，那么多人经受如此巨大的苦难，可悲又可怜且毫无意义，也许它全都仅存于这些书页和其他几本书的书页里。恐怖能被一本书容纳，在其中被赋予形式和意义。但在生活中，恐怖没有意义，更遑论形式。恐怖不过是怎样就怎样。当它成为主宰时，宇宙间仿佛无处没有它的身形。
这本书的故事始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一个帝国随着新加坡失守而终结，另一个帝国兴起了。然而，到了一九四三年，由于战线拉得过长，以及军需供应短缺，日本屡屡战败，对这条铁路的需求变得毋庸置疑。盟军在通过缅甸给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美国人掌控了海洋。为了切断这条通向与他们敌对的中国人的重要供给线，为了从缅甸出击占领印度——日军统帅们疯狂地梦想着——日本必须通过陆路向驻缅日军输送兵力物资。但它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机械设备来建造这条不可或缺的铁路。也没有时间。
然而，战争有它自身的说服力。大日本帝国有必胜的信念——有大日本帝国为之命名、并理解为天皇意志的大和魂，大日本帝国相信，正是这种魂将所向披靡，直到日本最后胜利。而且，帝国拥有奴隶供其役使，这样的好运气支持不可战胜的大和魂，强化日本必胜的信念。大量的奴隶，亚洲人和欧洲人，其中有两万两千名澳大利亚战俘，大部分是在新加坡陷落时投降——投降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性的必然，那时交战甚至还没有全面开始。他们中有九千名将被送去修铁路。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蒸汽火车头C5631拉着三个车厢的日本和泰国的政府高官驶完竣工的“死亡铁路”全程——第一辆这么做的火车，在此进程中，那无尽的骸骨眠息之所将不会被它留意，其中包括那些澳大利亚战俘，他们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长眠于此。
现在，蒸汽火车头C5631被骄傲地陈列在一个展览馆内，这个展览馆是日本非官方国家战争纪念馆，即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的一部分。除了蒸汽火车头C5631，靖国神社还收藏着《灵玺薄》，其中列有两百多万个人名，这些人在自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的众多战事中为效忠天皇而死。在这么多人名中，有一千零六十八个是“二战”后被判犯有战争罪行而被处决的人。这一千零六十八个被处决的战犯中包括曾经为“死亡铁路”工作、被判犯下虐待战俘罪的人。
蒸汽火车头C5631前面竖着的牌子没有提到这个事实。修造这条铁路的恐怖也没有被提及。修造铁路时大批死去的人的名字无处可寻。但话说回来，所有死在“死亡铁路”上的人连一个多方认可的统计数字都没有。在为这个暴虐工程做苦力的人当中，盟军战俘只是一小部分——大约六万人。跟他们一起的有二十五万泰米尔人、中国人、爪哇人、马来人、泰国人和缅甸人。或者更多。有些历史学家说被奴役的苦力死了五万人，有的说十万，有的说二十万。没有人知道准确数字。
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名字已经被遗忘。没有书册为他们招魂。让他们拥有这残篇断简吧。
那天早些时候，多里戈·埃文斯这样结束了为居伊·亨德里克斯描写战俘营的图集写的前言——为了能完成这个数月以来都不能完成的任务，一个拖了很久的任务，他让秘书安排了一个三小时的空当，使他不受打扰。即便写完了，他也感觉这前言是他自己为了理解它的全部含义所做的又一次失败的努力，它被掩饰成一篇针对读者的简介，或许能赋予“死亡铁路”浅显的含义。
他感觉他的语气太直白又太私密，这使他想起他终此一生没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他脑子里充满数不清的事，不知怎么，他没能在写作中使其中哪怕一件事变得真实具体。数不清的事，数不清的名字，数不清的死者，然而，有一个名字他不能写出来。在前言的开头，他大致描写了居伊·亨德里克斯，也提纲挈领讲述了他死去那天发生的事，包括土人伽迪纳的事。
但关于那天一个最重要的细节，他什么也没写。看着用他一直惯用的绿墨水写的前言，他怀着一个简单的希望——即便这希望也是充满了负疚感的——他希望在他的梦想和失败之间展开的深渊里，也许有些什么值得阅读，从中真实能被情感捕捉到。
9
战俘们有充分理由把接下来向疯狂深渊的缓慢下落只用一个词来指认：“线”。对他们来说，从今往后，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在“线”上的人和除此之外的人类——那些不在“线”上的人。或者也许只有一类人：在“线”上活下来的人。或者，也许到最后连这个界定也不充分：多里戈·埃文斯越来越被一个想法困扰，那就是只会有死在“线”上这唯一的一类人。他害怕只有在他们身上才会实现苦难和智慧令人恐惧的完美结合，使人成为充分的人。
回头向下看着铁道木桩，多里戈·埃文斯看到在它们周遭有这么多事无法理解、无法交流、不可理喻、无法预测、无法描述。简单的事实说明这些木桩为什么在那儿，但它们什么也没传达。一条线是什么？他想，这条“线”是什么？一条线是从一点通到另一点的什么东西——从现实到非现实，从生存到炼狱——“没有宽度的长度”，他记起中学几何中欧几里德这样描写一条线。一个没有宽度的长度，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一个从生到死的进程，一个通向地狱的行旅。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帕拉马塔镇的旅馆房间里，多里戈·埃文斯睡着了，他翻来覆去，梦见卡戎[8]——那个龌龊的摆渡人，以留在死人口中的一枚银币为代价，把他们摆渡过冥河，送到地狱去。在梦里，他嘟囔着维吉尔[9]对卡戎的可怕的描写：狰狞邪恶，脸上盖着蓬乱的花白头发，凶残的眼睛被火焰点亮，肮脏的斗篷从肩上打的一个结挂落下来。
那天晚上，和丽奈特·梅森躺在那儿，他在床边放了一本书——他中年时恢复了从前阅读的习惯，无论在哪儿，总在床边放一本书。他说，一本好书让你读完想再读。一本伟大的书驱迫你重读自己的灵魂。对他来说，这样的书很少，随着他变老，越来越少。他仍然在用心找，寻找又一个让他永远系念的伊萨卡岛[10]。下午，他读到很晚，因为书作为护身符或者吉祥物而存在——某个与他亲善、照护他的神祇，使他安全渡越梦的世界。
那天晚上放在床边的书是一个前来为日本战争罪行致歉的日本妇女代表团送的礼物。她们仪礼周到，带着摄像机。她们带来的礼物里，有一件很出奇：一本日本辞世诗的英译集，来自日本诗人临终写诗的传统。他把它放在枕头旁边的黑木床头桌上，小心放得与头齐平。他相信书有一种灵氛卫护他，他相信身边没有书他会死。没有女人，他欣然入睡。他从来没在身边没有书的情况下睡过。
10
白天早些时候翻看这本书，多里戈·埃文斯被一首诗吸引了。临终前，十八世纪俳句诗人紫水终于回应了让他写辞世诗的请求——他抓起毛笔，画下他的诗，然后等着死去。紫水受惊的门徒看到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圆。
紫水的诗回转过多里戈·埃文斯的潜意识，一个被收纳的空无，一个无终结的谜团，没有长度的宽度，宏伟的轮轴，永恒的回归：圆——“线”的对立面。
留在死人口中的银币，用来付给冥河摆渡人。
11
在到达“线”上之前，多里戈·埃文斯在一个位于爪哇高地的战俘营里待过，作为一名陆军上校，他成了负责一千名被俘士兵的二把手，这些战俘大多是澳大利亚人。他们消磨永不终止的时间，感觉着生命在运动项目、教育活动和音乐会中流逝，吟唱对家乡的记忆，开始他们润饰中东传说的毕生事业——黄昏时满载砂岩的骆驼队，罗马废墟和十字军城堡，切尔卡西亚雇佣兵穿着带银镶边的长大氅，戴着高高的黑色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塞内加尔士兵——威武高大的男人，靴子挂在脖子上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满怀伤情地回想大马士革的法国姑娘；在巴勒斯坦，卡车从阿拉伯人身边开过，他们从后车厢里大叫“犹太杂种！”，直到遇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年轻女工；卡车从犹太人身边开过，他们从后车厢里大叫“阿拉伯杂种！”，直到看见屯垦园区的犹太姑娘——穿着白衣衫、蓝短裤，把一袋袋橘子硬塞给他们。他们又为澳洲小龙虾布罗斯的故事发笑：头发像从针鼹那儿借来，花了二十四小时逛开罗妓院，回来后狠挠胯裆，得了澳洲小龙虾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当时看着下体问：“这些中东人的澳洲小龙虾是什么？一定是从该死的吉卜赛人的马桶座上带下来的，是不？”
“可怜的老伙计澳洲小龙虾，”他们会说，“可怜、该死的杂种。”
很长时间没什么事发生。在被洒掉的阿拉克烧酒弄得黏糊糊的咖啡桌上，多里戈替朋友写情书，永生不死的矜夸渗出凡人的欲火，一成不变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炮火的照明下给你写信——”
接下来是叙利亚战役的岩石、干山羊粪球、干橄榄叶，背负沉重的行囊，滑溜着从塞内加尔人因时间因地点而肿胀的尸体旁经过，他们的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同时传来远方别处战斗和小冲突的枪声、爆破声、爆裂声。死人和死人的枪支弹药及行装像那地方的石头一样散布着——无所不在，无可逃避，他们没有躲着走，而是在死人肿胀的身形上踩踏而过——任何评论或思想都无法触及的身形。三个拉骡子的塞浦路斯人中有一个问多里戈·埃文斯，他们到底在被领往哪个方向。他完全不知道，但早在那时他就懂得必须说些什么使他们抱成团儿。
附近一头骡子叫了，他从眼角抹掉一个沙土结成的球，四下望望他们所在的高粱地，再转回头看两张地图：一张他的和一张拉骡人的，在重要细节上，两张地图没有任何共同处。终于，他看指南针确定了方位，结果跟两张地图都不吻合，但他做出过那么多决定，靠的是一种多数情况证明为正确的本能，如果没被证明为正确，他至少采取行动了——经验使他认识到行动往往更重要。他是澳大利亚帝国部队第2/7伤亡人员中转站的第二负责人，靠近前线，他们接到命令要在一个战术性撤退的混乱中转移战地医院——第二天，战术性撤退的混乱将变成战略性进军的混乱。
伤亡人员中转站的其余部分用卡车撤离到远离前线的后方，他和最重要的物资设备留下来等最后一辆卡车。来跟他会合的不是卡车，而是由二十头壮骡组成的骡队、三个塞浦路斯搬运工和几个新指令，凭靠这些，他要携带物资设备前进到新开辟前线上的一个村子——按照他们的地图，村子在二十英里以南；按照他的地图，村子在二十六英里以西。小个子、喋喋不休的男人，这些塞浦路斯人给盟军在叙利亚对抗维希法国军队的旅行马戏表演锦上添花，在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战争中的小规模战争，没有人过后还记得它。
12
两天的行程，他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第二天，在一条通向山里的很陡的坡路上，多里戈和三个拉骡人遇到一个由来自塔斯马尼亚的七个机关枪手组成的野战队，他们的卡车坏了。在一个名叫土人伽迪纳的年轻中士带领下，他们正向同一目的地前进。他们把维克斯式步枪、三脚架、金属弹药箱搬到备用骡子上，一起继续前进，土人伽迪纳有时轻声唱歌——当他们爬上又翻过布满岩石的斜坡陡坡，穿越沟壑、被毁的村落，走过正腐烂的尸体、摇晃的半立半倒的石墙时。一次又一次，泼洒的橄榄油散发着臭气，死马散发着臭气，散乱的椅子、破桌子、破床散发着臭气，破房子坍塌的屋顶散发着臭气，敌人的七〇五式加农炮前后不停地捣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