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上下来回到低地，他们经过干燥的石墙——在二〇五式加农炮的轰击下，这些石墙没给现在平静地躺在四散的，破烂行装、破武器、破法国锡帽中的人提供保护。他们继续前进，越过死人：死人在由无谓堆积起来抵御死亡的岩石筑成的半月形齐胸掩体里，死人在高粱地里肿胀起来——被炮弹毁坏的古代石建水道流出水，把高粱地变成了充满腐殖物的可怕湿地——试图逃生而躲进一个七户人家的村子里的十五个死人，躺在毁坏的清真寺叫拜塔前的死女人，她的一小捆东西裹在破布里，散落街尘，牙齿在一个南瓜顶上，一辆烧毁的卡车里，被炸的死人碎片散发着恶臭。
之后，多里戈·埃文斯记得那块破布褪色的红白花图案多么漂亮，他没记住多少其他别的，为此他觉得有种奇怪的愧疚感。他忘了弥散在村里破房子周围的石屑被吸到嘴里的呛味，那瘦骨嶙峋的死驴子和那几只死去的可怜山羊的气味，残破的屋顶平台的气味，炸毁的橄榄园的气味，强力炸药酸涩的臭气，泼出的橄榄油浓重的气味，这些气味融在一起，他把这气味跟人类处于困境连在了一起。为了把死人屏蔽在鼻孔外面，他们抽烟；为了不让死人猎食他们的头脑，他们说笑话；为了提醒他们自己他们还活着，他们吃东西。土人伽迪纳对自己是否可能会被杀死长篇大论了一番，但是他确信他的运气总是在变好。
半夜通过粟米地，他们看见绿色信号灯照亮了一个被毁的村子——法国人通过激战从澳大利亚人手中夺取了村子，又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法国人进攻时用高射炮，把守卫村子的澳大利亚人变成了非人的物体：正在干燥的深红的肉和被苍蝇腐蚀的内脏，被烧着、被粉碎的骨头和反咬裸露牙齿的脸，那些恐怖的死亡的牙齿裸露着，多里戈·埃文斯开始在每个笑容中看到它们。
终于，他们到达了指定的村子，发现它还被法国人占着，正遭受英国皇家海军的猛烈轰击。远远的海上，战舰发出威吓声，英国的大炮有条不紊地摧毁着村子，一座房屋接一座房屋，从谷仓到隔壁石头房子，再到房后建筑。在安全距离以外，多里戈·埃文斯、拉骡人和机枪手看着村镇在眼前变成了碎石和尘土。
尽管难以想象还存留着任何活着的生物，炮弹还是像雨点般落下。中午时候，法国人出人意料地撤退了。这些澳大利亚人前行在被炸弹的爆裂烧焦的黄色路面上，穿过倒塌阳台残余的墙面，踏过遍地瓦砾，绕过断树依然完好的根株、扭曲变形的枪支和榴弹的残片，经过火炮射手：他们已经肿胀起来，遍体鳞伤，有的看上去像在正午阳光下睡着了——要不是从他们凸出的眼珠那儿流出一种果酱似的东西在长满髭须的脸颊上跟灰土混成一堆脏兮兮的膏状物。除了饥饿和疲劳，他们没有其他感觉。一只山羊悄无声息地踉跄到跟前，内脏从体侧挂下来，肋骨暴露着，头高高挺起，一声不吭，好像单凭坚强它就能活下来。或许它做到了。
“妈的，这是比依·盖斯特[11]先生本人。”一个红头发、高个子、瘦骨嶙峋的机枪手说。尽管它或许能活，他们还是把它枪杀了。机枪手全名是伽利波利·凡·凯斯勒，一个胡恩谷的苹果园主，习惯用懒洋洋的纳粹礼跟人打招呼。他的姓来自他自欺欺人的德国父亲——以为自己曾经在老旧的欧洲是一个人物——在凯斯勒这个农民的姓前面加上了贵族气派的“凡”，它也来自他父亲后来在新世界失去一切的恐惧：“一战”期间的反德分子歇斯底里地放火把他的谷仓、畜棚夷为平地。他们和其他德国移民住在霍巴特后面的山中聚居地，聚居地的名字迅速从俾斯麦改成科林斯瓦勒，卡尔·凡·凯斯勒把儿子的曾崇他父亲的名字改成伽利波利——为了庆祝澳大利亚在他出生前一年介入对土耳其的灾难性入侵[12]。这名字太堂皇，跟他那张像放久了的苹果核似的脸不相称。人们就叫他“凯斯”。
在镇上，他们走过一辆烧得火红的法军坦克、翻得底朝天的运输车、炸烂的装甲车、布满弹孔的轿车，弹药堆、纸张、衣服、炮弹、步枪、手枪四散在街上。在乱象和瓦砾中，店铺在营业，交易在进行，人们在清理，像经历了一场自然灾害，休假的澳军四处转悠，购买收罗小纪念品。
他们在豺狼的尖吠中入睡，它们来村里以死人为食。
13
晨光乍现，多里戈·埃文斯起来发现土人伽迪纳在村子主街当中生了一堆火。在火堆前，他坐在一把富丽的、蒙着凸绣银鱼的蓝丝绸的扶手椅上，一条腿搭在扶手上晃悠，手里玩弄着一个压变形的法国香烟盒。在那椅上的海洋里，他黑皮肤、皮包骨的身体裹在肮脏的卡其布军服里，让多里戈想起一捆被冲上陌生海岸的棕色海藻。
土人伽迪纳的军用挎包看上去只有别人的一半大，但从里面冒出仿佛无尽的食品和香烟的供给——黑市上换的，收罗来的，或是偷来的——这些小奇迹给他挣得又一个外号“黑衣王子”。他正把一个葡萄牙沙丁鱼罐头扔给多里戈·埃文斯，维希法国军队开始用七〇五式加农炮、重机枪和一架单独执行低空扫射的飞机轰击村子。但每件事好像都发生在别处，他们喝着吉米·比奇洛找来的法国咖啡，闲聊着，等着指令或战争找上门来。
兔子亨德里克斯——一个短小结实的男人戴着一套不合称的假牙——正在一张大马士革明信片的背面给他为蜥蜴布朗库西的妻子梅西画的素描添上最后几笔，它将替代梅西的照片，照片四分五裂，蛛网似的细缝布满她的脸，显影液的遗留卷缩成数不清的微小秋叶，想知道她是谁，现在只能靠猜测。兔子亨德里克斯的铅笔画捕捉到跟照片上的梅西相同的身态和颈项，但眼睛周围有点儿像玛依·维斯迪希[13]，胸部更像玛依·维斯迪希，隐现着一条梅西从来无以自夸的乳沟，表情更直露，更具诱惑力，在暗示梅西极少干的事。
“跟我讲讲，”吉米·比奇洛说，“为什么我们用机枪扫射一批批为法国人打仗的非洲人？而这些非洲人也想干掉我们这些在中东为英国人打仗的澳大利亚人？”
这张画让蜥蜴布朗库西感觉不舒服，画看上去有作伪之嫌，好像一种奇怪的背叛。但因为其他人都认为他妻子看着棒极了，所以他把表送给兔子亨德里克斯做交换，宣布画上的姑娘就是属于他的女孩。兔子不要他的表，拿出素描本，开始画他们喝早餐咖啡的群像。
“他妈的连澳大利亚东边都不是。”杰克·彩虹说。他有一张隐士的脸和一根码头装卸工的舌头，他自己是养猪的农夫。“在北面，”他说。“怪不得我们弄不清下一个村子在哪儿。连我们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是在他妈的最北边。”
“你一直都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杰克，”土人伽迪纳说，“我给你十二比一，跟你赌吃早饭前我会死。没有比这还公道的。”
杰克·彩虹说他宁可当时当地用枪干掉他。
多里戈·埃文斯下十先令的注，二十对三，赌打完仗中士还活着。
“对极了，”吉米·比奇洛说，“我站在他一边。你是幸存者，土人。”
“你朝上扔两个硬币，[14]”土人伽迪纳说，一边从脚下袋子里变出一瓶干邑白兰地，把每人的咖啡杯添满。“你们赌结果，但事实是，如果两个硬币连着三次都是有人头的那面朝上落地，在统计学上说，两个硬币下次都是有人头那面朝上落地的几率还是相同的。所以，你再给两个人头下注。每次扔都是第一次。这想法不讨人喜欢吗？”
话音刚落，战争终于找上他们。多里戈·埃文斯站在扶手椅旁边，正倒咖啡，澳洲小龙虾布罗斯刚从战地厨房带着装早饭的热盒子回来，这时，他们听见一枚七〇七炮弹飞驰过来。土人伽迪纳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抓住多里戈·埃文斯的胳膊，把他拖向地面。爆炸的声光热像巨潮般穿透了他们。
等多里戈·埃文斯睁开眼睛，四处张望，有小银鱼的蓝色扶手椅不见了。在浓厚的尘雾中，一个阿拉伯小男孩站起来。他们对他大叫趴下，他没听，澳洲小龙虾布罗斯蹲下身，挥手叫他趴下，还不起作用，于是他向小男孩跑去。那一刻，又一枚炮弹落地。爆炸的威力把小男孩抛向他们——他喉咙被弹片割开了。在有人到他身边之前，他死了。
多里戈·埃文斯转身朝向土人伽迪纳——他还拽着自己。在他们身旁，兔子亨德里克斯正把沾满土的假牙塞回嘴里。澳洲小龙虾布罗斯荡然无存。
我喜欢，黑衣王子说。
多里戈刚要作答，一架敌机从远远的后方朝他们发动了又一轮俯冲扫射。回升到他们上空，飞机瞬时变成一股喷着的黑烟。从那儿落下一个黑点，开放成降落伞，很显然，飞行员逃脱了。风把飞行员扫向他们，公鸡麦克尼斯从三个塞浦路斯人其中一个的手中抢过三〇三式步枪，开始瞄准。多里戈·埃文斯把弹膛推到一边，对他说别他妈犯傻。
“澳洲小龙虾呢？”公鸡麦克尼斯吼道——嘴唇上蒙着一层砾石屑，两眼像发狂的白球。“那也是妈的犯傻？还有那小孩儿，也是妈的犯傻？”
他的脸看似英俊——但如杰克·彩虹指出的——细看像用边角料拼凑的。作为一个士兵，他出了名地没本事，因此，当他把三〇三式又举到肩上，再次瞄准，然后开火时，每个人都惊讶他居然射中了。跳伞的人像被突起的狂风吹到似的抽搐，然后猝然跌落。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终于吃了装在澳洲小龙虾布罗斯的热盒子里的粥，粥现在凉了，没人跟公鸡麦克尼斯坐在一起。
14
就这样，他们继续——笑话，故事，没能活着回来的澳洲可怜虫，被征用作澳大利亚帝国部队康复中心的特珀里宫殿，抛便士的赌博和乔治五世和铁锚，啤酒和伙伴，住走廊那头房间的女工走过来加入赌博，想试试她们的运气，山村里跟叙利亚小伙子对垒的足球赛。接下来，在爪哇，在投降后，有几次分组出去捡柴火，看到穿湿纱笼的女人在采茶，她们换上干纱笼，替彼此摘除头发里的虱卵，那景象多美——“基督啊，”他们走过时，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说，“只看得见但摸不着，我把这叫惩罚。”
但对他们的惩罚才刚开始。六个月后，他们被卡车运到去暹罗修建新工程路上必经的海岸，一千人，整整三天，像沙丁鱼似的被塞在一艘敝旧船只黏糊糊的底舱，到了新加坡，又被命令向樟宜战俘营行进。那是一个怡人的地方——两层白色楼的营房：愉人耳目、通风良好；齐整的草坪；穿着整洁的澳军士兵：身体健康、精神昂扬；军官手持拐杖，高视阔步，袜子翻着红边；柔佛海峡尽收眼底，还有很多菜园。他们穿着各色澳军军服或荷兰军服，饿得皮包骨头，很多人没穿鞋子——多里戈的兵非常醒目。“爪哇垃圾”，樟宜的澳军战俘指挥官卡拉汉少将这样为他们命名，然而，无视多里戈的多次请求，卡拉汉拒绝供给他们衣服、靴子和食物。相反，因为多里戈·埃文斯在要求发放军需储藏时反抗的态度，卡拉汉试图把他从指挥官位置上赶下去，但没成功。
小瓦特·库尼找到大马哈鱼费伊，说他有一个逃亡计划——设法混入在新加坡码头做工的人群中，在那儿让人把他们钉进木条箱或类似的东西里，让人把他们装上船，这样他们就能回到悉尼。
“这个计划很好，瓦特，”大马哈鱼费伊说，“只是没法真干。”
他们和樟宜战俘营的顶尖球员踢了一场足球赛，以八分之差输给对方，但这不是在听羊头莫顿长达四十五分钟的讲话之前，他的开场白对他们来说将成为不朽——
“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伙计们。第一件事是……”
两星期后，“爪哇垃圾”穿着来时的破烂离开，他们中有没被钉进木条箱的瓦特·库尼。正式命名为“埃文斯的J部队”，他们被带到火车站，被塞进狭小封闭、用来运米的铁制货箱，每个货箱装二十七个人，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在赤道的酷热中，他们穿过橡胶树和丛林的隧道，从这么多汗流浃背的兵和稍开着的滑门望出去，缠结的绿色无边无际辖制着他们，在视界中越来越小的是穿纱笼的马来人、印度人、作苦力的中国女人，全戴着鲜艳的布包头，在稻田里劳动，还有他们——在这些狭窄拥堵的炼炉黑暗中。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对自己不了解。在身心里蛰伏的那么多东西，他们眼下正在去与之相会的途中。
在他们身下，铁道单调重复地擂击，他们随之晃动在同伴的胳膊和腿之间，湿漉漉的汗液让他们打滑。第三天，黄昏将近，眼前开始闪过稻田和糖棕树林，还有泰国女人，黝黑丰满，乌亮的头发，美好的微笑。他们必须轮换着坐，睡下的把腿蜷曲起来，放在旁边人的身上，包裹在浓得像烟似的恶臭里——呕吐物干了的气味，身体像油脂变质了的气味，拉屎和呕吐，他们挺着，涂满煤烟，垂头丧气，一千英里，五天没东西吃，六个站和三个死人。
第五天下午，在离曼谷四十英里的班篷，他们被带下火车，被赶上有很高挡板的卡车，每辆车像装家畜似的塞进了三十个人，人们像猴子一样紧抓同伴，在一条尘土厚达六英寸的路上穿越丛林。一只鲜蓝色蝴蝶在他们的头顶振翅飞舞，停在一个来自澳大利亚西部的战俘肩上，被他一巴掌拍死了。
夜幕降临，路还在伸展着，深夜，他们到了塔尔萨，满身污秽，结成了一层灰尘的壳。他们睡在灰土中，黎明又上了车，向上沿一条像走公牛群的路开了一小时后进山。在路的尽头，他们下车，行进到黄昏时分，终于，在一块河边小空地上停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