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生命“是‘自我’与存在之间的现实联系”的根本认识，自古以来俄罗斯人之所求，归结为一点，就是求“人”，这个“人”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外在于己的“人”(外人)或内在于己的“神”(神人)，或是“神的无”等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的东西。二是中国“仁学”意义上的“人”，或者说是“他人”，即通过在生活中贯彻“他性”原则，而使自己成为有德行的完善之人。三是西方人道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或是说“众人”、具体的人类整体，世界上所有的人，即寻求解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概言之，俄罗斯人之所求，是外在于己的“人力”与神力；自我人格、道德上的完善与完美；自我和人类整体的救赎与永生。具体地说：
(一)俄罗斯民族的生成和发展与其他民族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自古迄今都处于一种“对异己力量永恒依赖”的状态。如，俄罗斯这个民族本身就是在“异族”人，即生活在北欧芬兰湾地区的雅利安部族之一瓦良格人帮助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瓦良格人建立的留里克王朝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秉性中的这个特点。因而，俄罗斯民族自古不仅不歧视，反而特别地重视借助于异族的力量来发展和壮大自己。如，留里克王朝垮台后，继而统治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不仅保持了王室血统上的“异族”成分，而且按照俄罗斯发展的需要，在外交、军事、文化、艺术、建筑和近代科学等方面都是主要依赖于“异族人”。俄罗斯血统的沙俄外务大臣在沙俄时期仅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人，大多数是非俄罗斯族人，主要是日耳曼族裔血统的人担任。在沙俄军队中异族人的存在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彼得大帝建立的海军和其他近代军兵种中的军官阶层中多为异族人。尤其是，历代沙俄军队乃至现代苏联红军领导层都主要依赖异族人——哥萨克人打天下和捍卫辽阔的俄罗斯国土的安全。同时，俄罗斯文化精神、灵魂、思想上的发展自古以来也一直依赖于外族人。如，最初的原始信仰是仿照远古时期雅利安人的(光明与黑暗、黑与白两种力量对峙的宇宙本体意识)，完整的宗教信仰、语音、文化艺术建筑和智力体系的建立是从拜占庭人那里吸取的，随着东正教而进入俄罗斯；现代科学和文化教育、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建立是由彼得大帝和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从西欧输入，如，彼得大帝向俄罗斯长期的对手——瑞典学习建造了首批现代政府建筑。尤其是，近现代俄罗斯思想深受德国思想家的影响与控制。在民族、国家发展战略、策略等方面，沙俄也是以普鲁士王国为楷模，把沙俄建成了一个倾全国之力发展军事力量和现代军事科技、武器装备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历史上无数俄罗斯人毕生孜孜以求的是，“人自身内在的，可作为人超越现实世界，为自己的存在确立绝对稳固的自我肯定的基础的精神实在”，即“人们所说的神”。换句话说，俄罗斯从“不满足于现有的经验世界，而追求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绝对真理、最高幸福和终极意义”；“俄罗斯思想主要是关注‘终端上的世界末日问题’——带有启示录的色彩”。因而，知不可求而求之，即，追求乌托邦成为俄罗斯文化中一个独具一格的结构成分和推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在东正教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俄罗斯人历来追求无限、永恒、理想和应有的生活，并关注天国和人神关系，而不是现世的人际关系。他们总是向往神圣、完满和至善，以俄罗斯历史上的圣徒为榜样，致力于在道德上不断提升自己，在精神上努力实现超越，以更接近上帝。如，俄罗斯伟大人道主义者和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878年出版的《忏悔录》中，对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进行深刻分析时指出，真正的生活在于最大限度地接近绝对的完满，并且在这种接近过程中他是自觉的，在于持续地更加接近于使他自己的愿望与上帝愿望融为一体(不断地向善，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灵)，人之生命最有意义的过程，就是人向上帝靠近的过程，就是人的道德自我完善，就是追求真理。因而，对一代又一代俄罗斯知识精英来说，“幸福在于为别人而生活和自我牺牲”。再如，俄罗斯哲学家梅茹耶夫认为，俄罗斯人如果“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如果需要自由，那么一定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别尔嘉耶夫在总结俄罗斯文化性格时强调，俄罗斯文化具有浓厚的贵族性，俄罗斯知识分子鄙视物质追求，把注重物质利益甚至物质生产的人斥为“市侩”、“小市民”。他们自己“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对物质利益之外的各种崇高目标的幻想中，生活在精神追求中，热衷于探讨并努力实现自由、公正、精神升华和人类之爱。同时，俄罗斯人对财富和所有权的民族传统浸透了集体主义、村社精神以及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思想。如俄罗斯哲学家托尔斯特赫言：俄罗斯文化具有集体主义传统，一向把精神价值看得高于物质追求。因此，近代以来，尽管俄罗斯历史和现实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俄罗斯人追求道德完善的秉性没有变。如。俄罗斯经济研究所1996年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生活方式的特点是，物质经济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永远被看做是第二位的、从属于政治、国家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东西。历史上形成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在事业的成功中起重要作用的传统，形成了道德、精神刺激对于作为人的技艺和自我确证的表现形式的劳动的重要作用。再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A. C.巴纳林在一次讲话中认为，“要鼓励俄罗斯人为日常生活去做某件事是很困难的，他的灵魂追求的是‘伟大的思想’和目标，只有从这些思想和目标出发，他才可能承认日常生活及其合理性。”总之，“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当下的东西的价值，‘在这里和在现在的存在’的价值，传统上就在价值体系中不占有什么重要的位置。作为补偿，总是存在有关‘光明未来’的幻想，这种幻想往往被认为是最高的目标”。
(三)俄罗斯文化具有非常强烈而突出的救世主义传统。深刻关怀人类的命运，从对人的本质与精神世界的探索出发寻求人类的幸福之路，历来是俄罗斯哲学以及整个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如，俄罗斯哲学家梅茹耶夫在比较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时指出，虽然这两种文化都“力图寻找和表达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普遍原则”，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它“所崇尚的，摆在优先位置的东西”是“与西方‘新教伦理’完全不同的集体拯救的伦理观念，也即每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还关心他人，认为自己的拯救有赖于拯救一切人和每个人。而俄罗斯思想正是要以此作为建构世界性社会的‘精神’基础”。换句话说，在俄国东正教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心灵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圣俄罗斯”观念，它认为俄罗斯人被上帝(造物主)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崇高精神和使命；个人的救赎是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救赎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不单单要使自己得到救赎，而且要努力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救赎。如，弗兰克言：俄罗斯人“偏重精神生活，注重自身的道德完善，追求精神理想，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他们全身心地感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而活着。而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加入完善世界和最终拯救世界的共同事业。”因而，“完满的生活是一种集体的和谐的共同生活。”“俄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幸福也不是指脱离他人、脱离集体的个人我行我素，而是实现集体的自由，实现社会公正。绝对的个人自由在俄国知识分子心中往往不被正面理解，是贬义的随心所欲、放任自流、堕落等消极有害的东西。”因此，一方面对于一个平凡的俄罗斯人来说，社会公平的思想比民主的思想更为重要——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高于个人主义。在俄罗斯，个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个人的自身价值没有被赋予具体的内容。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对社会差别的观念，是很淡漠的。强大国家的观念、强大军队的观念、爱国主义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精神因素的观念仍然受到高度的评价。精神激励因素的作用仍然是至为崇高的。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又普遍相信，俄罗斯民族优于其他民族，并以拯救世界拯救人类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救世主义色彩。尤其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在内心深处都认为“俄罗斯人具有崇高的心灵”，肩负着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事实上，“从15世纪末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以来至今，俄罗斯人的国家认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具有帝国民族认同的特色，表现为俄罗斯人作为帝国民族所具有的某种超民族、超国家、超地域的使命意识，这种意识使俄罗斯人倾向于追求超民族的普世价值。”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新思维》中要求俄罗斯人，“不从狭隘的阶级或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从人的利益优先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从日益扩大的世界整体性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相互相关性的立场上，从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基于此，中国学者安启念指出，“不合时宜但又高尚的价值追求在一般国家都是孤鸿哀鸣，但在俄罗斯却是随处可闻，并且汇成引人注目的合唱。”
我们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热衷于这种“终极、彻底和绝对”的合唱，从根本上说，与俄罗斯人“没有创造中性文化的天赋”、“俄罗斯文化是无根的文化”等文化秉性及喜好漫游、善于变化和习惯于悲观等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一，如尼·洛斯基言：“俄罗斯灵魂是无拘无束的，它没有感受到界限的存在，并向四方扩散；它要求一切，或者是无；它是按启示录方式或虚无主义方式建构起来的，因此不能建设‘文化的中庸王国’。”别尔嘉耶夫亦强调，“俄罗斯灵魂是躁动的、寻觅的灵魂，是漂泊的、寻找新城市的灵魂，它从不满足于任何中庸的、相对的事物。”因而，尽管俄国“文化和社会的全部历史，充满了中庸之道和相对主义”，但“它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彻底的”。因为，“这种文化是临近终结事业，而不是终结事业”；“俄罗斯平原是如此之大，俄罗斯人难以把握如此广阔的空间并使其定性。”结果是，“在各种相对的和折中的行动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庸碌无为”成为俄罗斯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这种精神上追求绝对，事实上又受中庸、中道左右的矛盾心理，又使俄罗斯文化性格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虚无主义与俄罗斯文化的无根性叠合在一起，造成了俄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大起大合。
其二，俄国西方主义创始人恰达耶夫在其著名的《哲学书简》中指出，俄罗斯文化是“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它“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而维克多·耶罗费耶夫则把俄罗斯文化形容为一个“容器”，以突出它的“中空”和“海纳百川”的“雅量”。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不是一般的容器，而是一个有窟窿的容器：一方面，任何液体都可以装入这个容器；另一方面，无论你给它装入什么液体，也终归会流失。”正是这种无根的文化特性，一方面使俄罗斯人的思想深处有一种对人类的真正的焦虑；另一方面又总是对外部世界充满着忧虑，担心来自外部的危险。尤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俄罗斯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会紧张地“东张西望”，为发展方向问题而苦恼和争论。文化上的无根性和多元性使俄罗斯总是处在十字路口，时而偏向西方，时而偏向东方，在左顾右盼中来回摇摆不定，过去、现在是这样，将来仍会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