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国精神与灵魂
一、文化精神与灵魂
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近代以来，经过无数中国人的奋发努力，我们对世界上不同文化差异的认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中国要真正崛起、强大仍需进一步加深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世界主要大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即这些文化的根底或深层结构中的普遍法则、原理的认识。俄国白银时代杰出的哲学家弗兰克曾指出，“一切历史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视点。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性，是其原始精神力量的宣泄和宗教形而上学生活观点和生活态度一般特点的表现，也是最深刻的即宗教价值观对其心灵影响的结果，因而，预示了该民族内在自然发展的基本趋势”。俄罗斯思想家布尔加科夫亦认为，“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光’，一个民族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借其特殊性孤芳自赏的本事，而是它的天职——把这束光和其他各种光合成一个统一的光谱，是它看到各种光合成的白色阳光的能力。”基于此，我们对古代和近代以来曾经或试图称霸世界的大国的文化要义作了一些梳理和比较。众所周知，文化的内核是一种精神特质及在这种精神熏陶下产生的灵魂、思想意识和智慧。它们源自于各民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之流中逐步把握的，对世界、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哲学本体认识及由这一根本认识所规定的方法论。从文化结构上看，任何民族、国家文化的第一要义是对其命运、存亡兴衰具有最根本影响的精神和灵魂，即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无”、“有”、世界图式或者宗教上的终极关怀等观念。如果说人类文化精神始于“无”，基于“信”的话，那么人的灵魂自始建立在“有”的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上。也可以说，精神生于“无”，灵魂出于“有”。即，精神是建立在人的观念世界(“无”)之上的“存有”，而灵魂则是在现象世界(“有”)之上而形成的“无”。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灵魂。而精神与灵魂的区别在于：“灵魂是人的自然方面的属性和机能；精神则是超自然的，是人的超越性，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表现。人的精神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一种独特的实在。”而在形成某个民族文化特质的诸因素中，除了其人种特性及所处的地理域界等之外，该民族历代人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最基本的精神“特性”，就是规定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根本之所在。如德国浪漫主义代表赫尔德言：“每一种人类的知识均有他自己的特质，那就是说有他自己的特性、时间、地点和生命的阶段。”再如，索尔仁尼琴认为：“当我们说‘民族性’的时候，并不是指血缘，而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先哲也强调，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神(精、气、神)，治国之道之根本在提振民之精神。事实上，在苦难之中，只有精神信仰的力量可以拯救人，能够帮助人战胜苦难。”对此，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也有过深刻的体会，并指出，“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人的精神源于物质，是人躯体的功能作用的产物，但精神、理念一经产生，并且信而从之，扎根于心底，就会变得越来越独立，并对人的社会行为产生反作用。即，人类精神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越来越发达，一些与人的现实生活离得很远很抽象的精神、理念不仅变得更加独立，其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用也变得更大。因而，精神往往被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家视为一种高于物质的“存在”。如，人类思想史上诸如“上帝”、“大梵天”、“大日如来”、“真主”、“天”、“道”等精神性观念，曾长期统治过信奉者的心灵。人的文化精神的发展一般经历了从神秘的自然主义的原始宗教信仰，到抽象的先验的泛神论、“一神”论和无神论等形态。现代古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一切文化精神的源头都始于远古时期各人类群体、部族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原始宗教信仰，而不同的原始宗教或人的终极关怀又与不同部族人群对世界之“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判断，即世界之“存在”是“无”还是“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对世界之“有”还是“无”的抽象认识是一切文化精神发展的起点。从这个基本点出发，逐步地形成了世界上各种文化、文明的不同的特质。而这些不同的文化精神特质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不同民族先民的生活方式及原始信仰上的差异。如霍米雅科夫言：“每个民族自己的原初的信仰是相对不变的，各民族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宗教的改变都受这种初始因素的影响。信仰是‘信仰着’的民族所要寻求的生命精神的集中反映。”同时，这些不同的文化精神的内在规定性，其特质和品性等，又随着不同民族人民的生活世界、历史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二)精神对人的躯体(大脑等人体器官)产生的反作用。任何民族文化精神一旦形成便会导致该民族人民身躯的物质构成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他们大脑中的物质构成与其精神、灵魂及其功能作用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不断发展使不同民族(种族)之间在精神、灵魂、意志、思想意识、心性、性格等方面出现了由遗传而产生的诸多差异。
一般而言，人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始于“无”，基于“信”，定于“一”。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无”与“信”是分不开的，而归根结底，“信”又是建立在“一”这个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上。首先，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无”，是人在思考一切与人的终极关怀相关问题时所确立的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其根本意涵指的是人的精神、理念中指向未来和彼处之“存有”、“存之有”或“有之无”。这些观念上的“存有”可以是各种宗教文化信仰中的人格神或非人格神，如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婆罗门教的“大梵天”、佛教的“大日如来”、道教的玉皇大帝、儒教的“天”、“道”；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如基督教的天国、道教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儒教的大同世界；抑或是释迦的“空无”(涅槃)、古希腊的逻各斯、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超人”、婆罗门的“梵我合一”、西田几多郎的“绝对无”和“我神”、索洛维约夫的“神的无”和“神我”、孔子的“仁”、孟子的“明德”和“至善”、老子的“自然”、朱熹的“理”、王阳明的“心”等。它们是人类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和哲学家为人们超越有限的现实世界，实现“成佛”、“成圣”、“得道”，获得“绝对真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现实王国达到理想王国而指出的路径和方法。简言之，一切精神性的观念，一切理想与信念(包括唯物主义者对抽象的“物质一般”的价值肯定)，一切看不见，但能感觉得到的存在，都可以归之于这种“无之有”。一切不朽的存在都是非现实的，非物质的“存在”，即，它们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空”、“无”之“有”，或“有之无”。
而“无”之所向，一定是指向“彼处”和“未来”。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无”的观念显示了人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之实然，而是要超越当下和眼前的所见所闻，追求“未然之物”和“应然”的生活。事实上，这种“知不可求而求之”的精神不仅是人区别于自然界其他生灵的本质的特质，而且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精神自始所追求的便是超越现实物质世界的理想的生活世界。
其次，如果说凡“信”即“无”，或者说“无”即“信”，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信”者“无”也，或“信”者“有”也。因为，一切思想观念，都是信者“有”，不信者“无”。基于此，创立各民族文化的先哲们无一例外地都主张，“无信不立”。2011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国“人大”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万事以诚为本，以信为先”。而以诚为本，也就是以心为本。修身之首要在于修心，炼心，历练自己的心。至于“信”，其本质特征在于将“信者”自己的心与外在于己的客观世界联在一起，即与外在于“我”的某物、某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发生联系，并致力于与其融为一体，达到心、信合二为一的最高境界。客观世界中一个人有一个心，也有一个它自己特有的“信”，这决定每个“人自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人长大、成熟之后，都会或多或少地“信”点什么，完全没有“信”的是婴幼儿(他们只有本能)。即是说，绝大多数人都是有所“信”的，关键是“信”什么，“信”到什么程度，其所“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社会行为。“信”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以什么为“本”。如，王阳明以“明德”作为哲学之本体，主张学问之要在于“明明德”。陆象山以“心”为本，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日本儒学家中江藤树以王阳明和陆象山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孝”为本的思想。他主张，“天地万物皆在我本心孝德之中”，“万劫无始无终，无时无孝——天地万物皆萌于其中”，把“孝”提高到与“心”同等的宇宙本体的地位。近代以来，在西方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等强势文化的侵蚀下，现代世界各国许多人陷入了信仰危机。即，人变得越来越难以深信什么了。基于此，赵汀阳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又是个世界观泛滥的世界。因为，所谓世界观不就是“人自体”以自身为价值尺度去看待世界吗？一个人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当然，要求现代社会的人，个个具有以往年代一些人思想上具有的，某种完整而统一的世界观已经是不现实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
再次，在人类文化精神发展进程中，印度、中国和古希腊等代表的世界主要民族文化精神都建立在将世界抽象为“一”(世界图式)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上。但这个“一”在不同文化中的规定性是不相同的，各有其自己的特定内涵。如，中国文化中的“一”，指的是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复归于“无”的大化流行的过程，是一个包含着世界上一切个别存在的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着的整体一元存在。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一”也可以理解为“无中之有”或“无中‘自’有”，即“有”归于“无”的“自有”的整体存在。中国古代先哲用“无极”、“太极”、“太和”、“一元气”、“天”、“道”等词语来表述这个“自有”，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然之有”。如，中国思想中的“天”、“道”、“自然”等概念，就属于黑格尔称之为神秘主义的世界的整体性，它们是超出逻辑规定的、神秘的、元逻辑存在，是决定一切规定或规定一切的“规定者”，是“不动的动者”、世界第一推动力和终极存在。中国文化自古崇尚“惟精惟一”和“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强调“万物归一”。如老子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如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再如，在西方，古希腊人早期信奉的“一”(天人合一)逐渐地发展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即是说，古希腊思想家在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辩证法将它们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所独有的“一”。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一”不像中国和印度文化精神中的“天”、“道”、“大梵天”、“梵我合一”或俄罗斯和日本文化精神中的“神我”、“我神”等“整体一元”的观念存在。这个“一”实际上指的是“有”与“二”，即，有一个终极物质存在和一个精神性存在；现实世界既是人的世界也是神的世界；人既是“物”又是“精神”存在。这样，围绕世界是同一、统一于精神还是物质，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精神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为克服西方文化精神中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古希腊思想家提出了辩证的“逻各斯”的同一思想，即，“物”与“我”(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二元的各自发展，通过“逻各斯”这个中介达到和实现“同一”。因而，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地说，就是“逻各斯”的“求一”、“求同”精神，西方哲学也称之为“同一哲学”。换句话说，西方人精神上所追求的“一”，就是能够将物质与精神结为一体的“逻各斯”的同一。而对俄罗斯和日本神本主义者来说，这个“一”就是整个世界万物都源于斯、归于斯、统一于斯的神、上帝等诸如此类的精神存在。如弗兰克言：“人的精神性之所以是一种真实存在，是因为人性之中内在地包含着神性。人的灵魂深处固有神的本原，只有找到这一本原并生活于其中的人才能成为完满的人、完全幸福的人。有意义的生命就是走向这一本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