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中心。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传播是一个由媒介组织向受众源源不断提供各种信息，并同时由受众选择、使用、理解和影响信息的过程。任何大众传播研究的核心或起点都是媒介。高度发达的媒介及其传播活动，不仅以速率、规模惊人的“信息流”席卷世界，造成奇妙的“地球村”景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绝不再是诗人浪漫的想象，而是地地道道的现实；而且以广度、深度空前的“情感流”、“影响流”渗透人心，如水银泼地一般形塑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没有媒介及其传播活动，也就没有人类世界的今天。正是因为如此，著名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才充满感情地这样描述和强调媒介对于人类的意义：“媒介是使我们看到身外世界的窗口；是帮助我们领悟经历的解说员；是传送信息的站台或火车；是包括观众反馈的相互作用传播，是给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标；是去伪存真的过滤器；是使我们正视自己的明镜；是阻止真理的障碍。”[1]人类是具有反思性的动物。自从新闻传播事业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以审视、期待的目光打量媒介及其传播活动，思考媒介对于人的意义，由是产生了媒介批评活动。
所谓媒介批评，顾名思义，是对媒介及其与媒介相关的传播实践的评价活动。批评本是一种常见的人类精神现象，著名作家茅盾先生曾说过：“根据甲学理以驳乙学理的，这是一种批评；根据主观的见解以批评别人之议论的，这也是一种批评；就同一学说而讨论其介绍之正确与否，这又是一种的批评。”[2]任何人、任何事，只要进入人类生活的领域，几乎都逃脱不了社会的评判，无论其声势是湮没不彰，还是旗鼓大张，都要接受众人或褒或贬、或客观或主观、或激情四溢或冷静平实的指点和审视。媒介及其传播活动自然也是如此，可以这样认为，媒介批评与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同样悠久。早在唐代中后期，中国就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它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状。和现代的词义十分接近的“新闻”、“编辑”等语汇，在唐代也均已出现。新闻传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密切，人们的媒介意识也越来越清晰、具体。晚唐时期的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历来是研究中国唐代新闻传播事业经常征引的重要文献，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读开元杂报》也是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第一篇具有某些媒介批评性质的文本。虽然孙樵并不具有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读开元杂报》的主体也还算不上是一篇地道的媒介批评文本，但其中部分文字的“媒介批评”性质则不容否定。
中国近代化报刊诞生之始，为了迅速占领中国读者市场，报刊主持者除了在新闻实践中采取各种吸引读者的办法外，还积极发表评论，即利用媒介批评，将近代化报刊与中国邸报、京报进行比较，来争取人们的认同。如《申报》初创刊时，曾接连发表过《邸报别于新报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报新报》等文章，阐释两者的区别。这些比较性的评述，一般不直斥邸报、京报的落后、保守、陈腐，而是说新报与京报各有所长，通过指出两种报纸在性质上的不同和区别，特别是它所说近代报刊下情上达的舆论功能与京报不同，反映出两种报刊的时代差异，以此来凸显新式报刊的价值，评价显得非常巧妙。这样阐释很能为当时的中国广大读者接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读者争取方法。该报创刊不久，发行量就迅速上升，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以近代新闻事业的实践为基础，借助西方的新闻理论资源，中国近代媒介批评一开始就占据了话语和视角上的某种优势，成为推动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观念性力量。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随着社会民主意识的不断滋长，来自社会读者中的媒介批评意识明显觉醒。1916年9月8日至11日，《晨钟报》连载性地刊发了署名钟晚成的《敬告各报编辑主笔访员》的读者来稿，针对当时报界存在的不规范行为提出了新闻须重事实少推测、错误应该更正、意见不同之政论或举动均须登录、评论必须慎重下笔等一系列观点。不仅论述全面系统，而且很具理论高度和深度，已非常接近后来徐宝璜、郭步陶等人关于新闻与言论分开的客观报道思想，显示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社会整体上的巨大进步。
建国初期，媒介批评一度被纳入到国家新闻宣传事业的制度性设计之中。1951年3月1日，国家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曾经从政治的角度阐释媒介批评的重要意义：“在报纸期刊上经常发表对各种出版物（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美术出版物、挂图等）的批评、介绍和有评论性的出版消息，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现在，人民群众的学习热情日渐增涨，出版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书籍报刊出版的数量与日俱增。但是在大多数的报纸、期刊上还没有经常发表出版的评论。许多好的出版物，好的报刊文字，好的编辑出版方法，因为没有得到推荐，以致没没无闻，不能广泛地流行。也有许多不好的出版物，不好的报刊文字，不好的编辑出版方法，没有受到适当的批评，以致其中或大或小的错误没有引起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和读者的注意。这就使读者失去了应有的指导，也使出版工作失去了应有的监督。”[3]这一指示对当时媒介批评的有序健康开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于是，一批新闻业务刊物纷纷创办。如《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副刊（双周刊）和新华社创办的内部业务刊物《新闻业务》，成为国家级媒介批评的园地。很多新闻现象、新闻作品，都成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如195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通讯，其中有一些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和细节活动，就曾引起了读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广泛争议。《新闻业务》发表文章对通讯作者写作时运用“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合理想象”提出批评。这次报刊批评持续半年时间之久，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这对普及正确的新闻观念，帮助新闻工作者和读者分清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梦魇一般的十年“文革”结束以后，新闻界开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文革”中横行猖獗的媒介大批判被禁止，媒介批评重新走上了发展正轨。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新闻事业属于国有，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行政和业务上接受党委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在这种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下，中国的媒介批评具有相当鲜明的体制性色彩。如由党委宣传部门、政府主管新闻事业的各职能部门建立的一套完整的阅评制度及其具体实施，就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的鲜明特色。为了加强对新闻传媒及舆论导向的引导，中宣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都建立了阅评小组，对全国各地报刊、书籍、广播电视节目和互联网络的内容进行审读，以褒扬先进，批评错误。中宣部新闻局定期编辑印行《新闻阅评》，并挑选一些阅评文章在内部刊物《内部通信》上刊登。阅评员撰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媒介批评性质的文章。这些体制内的媒介批评与来自新闻业界、学界以及受众为主体的媒介批评，共同汇成了中国当代媒介批评的和声。
西方国家的媒介批评历史也源远流长。在欧洲，特别是德、法两国，学术研究中一直保持着批判的传统，欧洲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云集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理论大师，成就了蜚声世界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对大众传媒尤为关注，着重考察那些在经验学派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受到忽视和回避、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强调用整体的眼光把大众传播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考察大众传播制度与整个社会、政治统治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们多采用思辨、定性、批判的方法，其中许多分析与见解，确有独到和过人之处。在传媒最为发达的美国，媒介批评的繁荣更是被视为民主社会的骄傲与表征，《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评论》曾用“千万种声音鲜花般盛开”[4]来形容其兴旺的景象。报纸、广播、电视、期刊、书籍上媒介批评的内容比比皆是。在发达的媒介批评实践的催生下，20世纪30年代以后，首先在美国，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学正式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介批评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开来，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性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兴学科。我国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得以在20世纪90年代破土、生长和发展，就是在西方媒介批评理论影响下的结果。
南京理工大学胡正强教授从本世纪初即涉入媒介批评研究领域，10多年来，他始终在这一领域孜孜矻矻、耕耘不辍，先后发表了40余篇与媒介批评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考察》两部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规划研究项目一项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两项。这部新近杀青的《媒介批评学》书稿，是他在媒介批评研究领域的又一新收获。
与国内坊间此前出现的一些媒介批评相关著作相比，《媒介批评学》是一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专著。具体而言，该书具有如下一些方面的特点：
一、突出方法，应用性强。媒介批评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精神实践，在媒介批评的过程中，媒介批评活动能否达到批评者的预期目的，批评方法甚为重要，这是媒介批评理论研究是否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表现。由于批评主体的学养、习惯、目的和需要各不相同，其所使用的方法也异彩纷呈。应该看到，每一种方法都各有其适用性和解释力，也各有其不足和无能为力之处，因此，研究每一种具体的媒介批评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媒介批评学》一书约40万字，除绪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之外，全书正文共21章。除去前3章是对媒介批评的主体、客体、载体、文体、任务、功能、效果、历史和发展等，进行结构与形态方面的宏观展示和描述外，其余18章都是分门别类地对某一种媒介批评方法的专题性研究。与坊间一些媒介批评理论著作相比，这部《媒介批评学》对于媒介批评方法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全面、系统、翔实，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二、融汇中外，视野开阔。由于中国媒介批评学晚起于西方，在中国媒介批评学的发展过程中，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很深，所以在一些国内媒介批评理论著作中，对媒介批评方法的叙述，主要集中在欧洲传播批判理论以及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有限的几种，远远无法匹配丰富多彩的中国媒介批评实践。在中国的媒介批评实践中，运用新闻理论、管理学理论甚至是美学理论开展批评，则是更为常见的媒介批评形态。《媒介批评学》除了系统介绍上述比较流行的、具有西方色彩的批评理论外，还专题研究了媒介的管理学批评、法学批评、伦理学批评、美学批评、科学性批评、新闻学批评等，这使得《媒介批评学》不仅视野阔大，而且也更符合中国媒介批评的实际状况，具有强烈的中国媒介批评理论特色，对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更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三、不拘成说，创新性强。媒介批评学在中国虽然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但算起来也有近20年的历史了，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积累也颇粲然可观，仅以“媒介批评”冠名的著作先后就出版了20余种，若要把电视批评、电影批评等专门性研究著作算进来，其数量就更多了。这些著作各有千秋，但其中也有一些陈陈相因、不足为训之处。如在媒介批评功能的论述方面，很多人都以王君超先生2001年在《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的观点为蓝本，少有新见。胡正强同志在《媒介批评学》中，则从系统论“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独到观点，从“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影响上”而非从“媒介批评的内容”或“媒介批评方法自身”的角度，来论述媒介批评的功能，不仅符合实际，也更具有说服力。这虽不是该书的研究重点，但其勇于创新的努力，却也由此可见一斑。
任何一部专著都不能解决媒介批评理论的所有问题，这有待众多学者的参与。但是这部《媒介批评学》无论是在体例、结构上，还是在具体内容、观点的论述上，都有其不同一般的卓特之处。因此，这部书的出版，将为我国媒介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学术基础，则是毋庸置疑之事。胡正强同志2006年曾在武汉大学随我攻读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作为他的授业导师，看到他在学术上的进展，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他在《媒介批评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征言于余，爰缀数语，以致祝贺。
是为序。
张昆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