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以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手段、载体的信息传播总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诚如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所言：“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传播是打造人类关系的素材。传播是一条溪流，贯穿人类历史，使我们的感官和信息渠道不断延伸。我们业已实现从月球到地球的宽带通讯，正在寻求同其他世界的其他生灵进行‘交谈’。传播是各种技能中最富有人性的技能。”[5]媒介是人类的产品，人类是媒介的动物。在当代社会中，信息传播媒介以其翻云覆雨的神奇力量，锻造着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人类也以其吐纳天地的雄伟气概，驾驭着媒介之舟驶往幸福的理想港湾，确证着人类的本质力量。大众传播媒介与其他社会系统一样，都存在于无始无终、连绵不绝的时间链条之中。历史就是人类与传播媒介相互规制、挟裹前行的绵长进程。
传播媒介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现实需要。在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揭示客体所具有功能的评价活动，即批评活动。评价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活动，任何人、任何事都逃脱不了来自社会的评判，无论其声势是堙没不彰还是煊赫一时，无论其形式是口传还是笔撰，也无论其内容是好是坏，其性质是善是恶，评价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表现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一样，在新闻传播领域，新闻媒介在承载、传递着人们的评价，充当着评价工具或渠道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面临和接受着人们评价，听到来自社会各界或褒或贬的各种不同的声音。人们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评价，就属于一种媒介批评活动。
媒介批评顾名思义是对媒介的批评。一个人、一种事物、一类社会问题、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招致议论和评价，一般来说，要么它切肤于现实社会的变化或需要，召唤出人们探索时代发展与人生价值的社会责任感；要么它触及到人们自身思想的苦痛或焦虑，激发起他们认识事物本源和真相的求知欲望。媒介批评是人类反思活动的产物。“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6]从人类反思的角度看，媒介批评虽然早在人类传播活动起始的时候即已开始，但作为学科性专业术语的媒介批评则起源很晚，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社会首先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媒介批评学的形成首先得力于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传播是形成人类关系不可或缺的纽带之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时时刻刻都不可能与信息的传播脱离。无论人是独处，还是处于组织、社会之中，都只有依靠传播才能生存。传播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从史前的壁画，到古代的纸莎草、泥板和象形文字，从封建社会的纸张和印刷术，到20世纪的广播和电视，直至今天如火如荼的网络，人类传播载体及其技术的革新从未中断过。但在不同的时代，人类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往往掌握和使用着各异的传播技术手段，信息传播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样。在人猿揖别不久的原始社会，人类聚群而居，形成最简单的生产关系，面对和应付来自于自然界的严酷挑战。由于工具的落后，原始人的采集、狩猎和战争从一开始就只能是通过信息传播来组织和完成的协同性行动。没有相互传递外界变动情况的新闻活动，就没有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没有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原始人就只能饿死或被其他部落杀死。在原始社会，新闻活动并不是为了满足某种精神上的需要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但原始社会的信息传播还处于极为粗糙的阶段，只有语言和极为简单的符号、信号。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各方面条件的改变，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不断地向前发展，信息传播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传播的手段日益丰富，信息内容也趋于复杂和精致，奴隶社会开始用手写的文字作为媒介，封建社会又产生了印刷品，为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技术可能。工业革命使得人口从分散的农村聚集到城市，人口的集中，使信息交流的频率和信息的需求量急遽增多，于是出现了专门向公众提供信息，特别是新闻这类信息的机构，最早是报刊，随后出现了照相、电报、电话等现代传播技术，接着在19世纪末出现了电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广播、电视，人类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虽然在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人们就对信息传播活动有着许多精到的观察和研究。如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先秦诸子就曾对传播活动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老子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7]的传播论断，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吕氏春秋·察传》则专门论述了对信息传播过程中失真现象如何进行审察甄别，以便获得事实真相的重要性，可谓是“中国新闻学术思想史上最早的研究信息传播失实原因、机理及其治理措施的专题论文”，[8]但在此前的人类社会生活中，媒介及其传播活动毕竟只是更多地显示出工具性的价值，传播媒介的巨大功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众传媒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迅猛发展势头。“在这个时期，大众报刊飞速普及，电影和广播等新的电子媒介也不断登场，大众传媒不仅成了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它们的磅礴气势和普遍的渗透力面前，人们难免产生一种敬畏心理，20年代关于电影的‘善恶’之争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种状况。”[9]特别是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传播中的暴力、色情、虚假新闻、侵犯等现象也大行其道，传播对人类的负面效果渐次呈现，于是，社会对传播活动的批评随之蜂拥而起。20世纪60年代，媒介批评终于蔚为大观，逐渐成长为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
媒介批评勃兴的一个标志是专业性的批评期刊的大量涌现。在新闻传播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媒介批评的繁荣被视为民主社会的骄傲。人们曾用“千万种声音鲜花般盛开”[10]来形容其兴旺。1958年，《蒙大拿新闻学评论》创刊，1961年，著名的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问世，该刊在发刊词中明确其旨归是：“评价各种形式新闻报道工作的表现，指出其缺点和力量所在，并协助确定或者重新确定新闻工作的正直无私和认真负责的准则。”该刊最初每年出版4期，开始几年的发行量只有9000多份，由于批评态度明确，1982年其发行量增至35000份，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闻评论性刊物多达32家，极一时之盛。除了《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以外，《美国新闻学评论》《尼曼报告》《圣路易斯新闻学评论》等，都是美国新闻评论刊物中的佼佼者，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欧洲的媒介批评历史更为源远流长。在欧洲，特别是德、法两国，学术研究中一直保持着批判的传统。欧洲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云集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理论大师，成就了蜚声世界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尤为关注，着重考察那些在经验学派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受到忽视和回避、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强调用整体的眼光把大众传播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考察大众传播制度与整个社会、政治统治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们多采用思辨、定性、批判的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促销文化”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成为了一种倾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过度的满足着“各种虚假的需要”的物质制造，而且也导致了文化的异化和物化现象。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生产工具，越发加速着文化的全面异化，大众传媒不过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而已。因此，他们主张以激烈的社会变革来突破现状。批判学派反对只注重微观效果分析的经验学派，认为他们的研究肤浅，分析的只是社会的表象而非传播的本质。欧洲传媒批判学派的许多分析与见解，确有独到和过人之处。
中国大陆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得力于港台媒介批评理论的输入。1987年，台湾学者黄新生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出版，随后传入大陆。从1995年起，国内学者开始提出并尝试建立我国的媒介批评学，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和专著、教材，初步搭建了我国媒介批评学的学科体系。1995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第5期发表了北京电影学院吴迪的《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一文，从引述美国媒介批评家罗伯特·L·S萨勇关于开展媒介批评意义的论断之后，对媒介批评的特性、取向、范围、对象、角度和职责等诸多方面作了概要式的介绍和初步分析，提出应加强对媒介批评的研究，将媒介批评提高到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国内第一次从专业和学理的角度，对媒介批评问题所作的系统介绍和研究的成果，在我国媒介批评领域，具有拓荒和启蒙的意义。从此以后，媒介批评日渐引起越来越多学人的注意。1996年初，《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承办了国内首次媒介批评理论研讨会，很多知名学者对媒介问题各抒己见，进行评说。无独有偶，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电视艺术》杂志也在这一年的第1期至第6期中，开辟了“媒介批评笔谈”专栏，刊发了一组批评媒介的文章。2000年11月，教育部委托有关专家起草的《高校“十五”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发布，将“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列入“十五”重点研究课题，归入“21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建构”专题，给媒介批评学的兴起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一些高校将“媒介批评”列入重点研究范围，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2001年，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与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相继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知识话语体系，进入了一个初步形成自己研究范畴与规范的新阶段。
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简言之就是批评媒介，是对传播媒介的批评。不过，媒介虽然是传播活动的载体、渠道，任何形式的传播活动都无法须臾离开，但作为学科性术语的媒介批评则不仅仅是对媒介的批评，它还包括对人类传播活动中所有其他环节和要素，如媒介制度、媒介活动、媒介产品、媒介现象、媒介工作者、媒介效果、媒介接受者等媒介系统及其要素的批评。这是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是一个由信息采集、制作、审鉴、传送、接收等诸多环节组成的系统流程，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对传播的形态和效果产生影响。媒介批评必须系统地考察传播中的每个环节、每个要素，这样的批评才能避免以偏概全的毛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一种社会评价都暗含着一定的标准，也都暗含着批评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着批评者的评价态度、眼光、水准和风度，媒介批评因而呈现出五彩缤纷、众声喧哗的烂漫形态。另外，媒介批评被国内学界接受并被确立为一门学科，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学科理论积累薄弱，加之研究者知识结构限制以及文献匮乏等原因，截至目前，在媒介批评研究领域，人们对何谓媒介批评仍然有着并不一致的看法。
具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关于何谓“媒介批评”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1.思考、反思说。一些学者认为，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新闻）及媒介产品的思考或反思，这是国内较早出现的对媒介批评所作的概念界定：“顾名思义，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11]“（媒介批评）分析媒介现象，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评价记者的作品，从而形成新的新闻观念。”[12]思考、反思说将媒介批评的视野放到整个大众传播事业中，眼界开阔，并着力强调其理性思考的品质，使媒介批评上升到一个科学的层次。但这一观点却忽略了媒介批评中的情感性存在，媒介批评不只是理性思考的内容，媒介批评的历史向我们昭示：媒介批评是一个多声部合唱，理性的批评固是其中的主流，但感性的批评也大有存在，而且为数不菲。
2.价值判断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媒介批评的任务就是对媒介内容的是非、好坏、美丑进行分析评判。“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13]“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14]这种观点重点强调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注重批评活动中的主体性感受，但对媒介批评活动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关注不够，因为媒介批评除了价值判断外，其实还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媒介活动、保障媒介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诸多使命，而且这一使命恰恰是很多媒介批评活动现实启动的社会动机，如对传播活动中事实准确与否的专业性分析，就无法用价值判断完全涵盖。
3.评论说。这一类说法认为媒介批评是评论的一种，或者实质上就是一种针对传媒或新闻的评论。新闻管理或阅评部门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其典型说法是：“新闻传媒评论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即由评论者根据个人的体验和理解评价新闻传媒行为，无疑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15]媒介批评在大多数情况下确是对媒介内容和媒介现象的评论，这种观点注意到媒介批评的文体和载体特征，突出媒介批评的评论属性。但这一界定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因为评论只是媒介批评类型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学理化的数理分析、抽样调查也是媒介批评常用的理性方法，据此写成的定性分析报告，是一种典型的媒介批评内容，而且这种媒介批评文本因其严谨、客观而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容易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于媒介批评的这三类界定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但也都有一定的缺陷。比较而言，笔者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所谓的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和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在各国的语言里，批评二字都含有批判、评论、评价、审查、鉴定的意思。从本意上讲，批评就是判断。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判，即分辨与选择；二是断，即价值的认定。但是，在很多种情况和条件下，批评更具有发难、非议、挑剔、吹毛求疵等否定性的倾向。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传媒本身进行是非、对错、好坏、正误、美丑、善恶或者在这些两分之外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属于价值论的范畴。
美国媒介批评家谢昂曾慨叹：“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重要。”[16]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魁尔曾这样比喻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人类的意义：“媒介是使我们看到身外世界的窗口；是帮助我们领悟经历的解说员；是传送信息的站台或货车；是包括观众反馈的相互作用传播，是给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标；是去伪存真的过滤器；是使我们正视自己的明镜；是阻止真理的障碍。”[17]没有媒介，人类可能就无法创造和拥有今天的灿烂文明。因此，媒介批评如同对人类每天都在源源不绝地摄入大脑的精神食粮进行质量检视，其对人类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