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指向明确的现实性活动，媒介批评属于人类的一种认识实践。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媒介批评在结构上可以划分为批评主体、批评客体以及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批评实践三个方面。在具体的媒介批评活动中，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的关系表现出实践、认识、价值等不同的向度，只是这不同的向度之间有时并不轩轾分明、判然有别，而是在很多时候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互相纠结和互相缠绕。批评活动作为主体和客体的联结，总以一种能够被人把握和认识的外显形式而存在，即以文本的形式获得独立的生命，进入现实的社会传播领域。在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媒介批评文本中，文字、音视频形式的批评文本以其附载于现代高度发达的印刷载体和电子媒体，在一定的体式之中实现生命的历时传递，载体和文体就成为人们透视与把握媒介批评的基本感性材料。
第一节 媒介批评的主体
批评主体是媒介批评活动的发动者。媒介是社会的公器，媒介服务对象——受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组合和地域分布上具有广泛性。新闻媒介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机构。从广义上讲，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新闻媒介现实或者潜在的接收者，无论其种族、性别、年龄、职业是何，这时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闻媒介的受众。新闻传播的广泛性使受众超越了地域的间隔，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里，聚合而为传媒信息的接受者。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媒介批评的主体资格。正如《无冕之王与金钱：美国媒体与美国社会》一书作者所说的那样：
美国的媒介差不多遭到每个人的指责、批评。从政府官员到老百姓，从名人明星到无名小卒。保守派指责媒体偏左，对民主党有好感；民主派批评媒体偏右，对保守派让步太多；名人抱怨媒体老缠住他们，使他们没有自由；老百姓则抱怨媒体不把视线放在他们身上，不关心他们的疾苦。[18]
当我们在媒介批评的历史长河中徜徉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媒介批评的历史虽然与新闻传播的历史差不多同样古老，但具有明确主体意识的媒介批评，却延宕到很晚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出现。因为媒介批评主体的真正产生要以批评自省意识的确立为标志，而批评自省意识的产生需要一个漫长的媒介批评实践孕育和积累的过程。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新闻传播历史，也拥有同样漫长的媒介批评活动史，记载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同时也记载着媒介批评家、媒介批评活动的历史。甚至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批评家比新闻活动者更著名，给人的印象更深刻。唐代末年孙樵的《读开元杂报》可谓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最早有据可查的媒介批评文字。在唐代的芸芸众生中，孙樵正是因为这篇媒介批评文本而见称于世，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唐代新闻传播的一个关键性节点。南宋高宗时期周麟之的《论禁小报》，在论题的独立性和文本的完整性方面，都堪称中国宋代媒介批评的一个经典性文本：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19]
周麟之这段文字常常为新闻史学者称引。从媒介批评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篇在命意和行文方面都显示出某种匠心的批评文本。对小报传播的特殊时空环境、传播具体情状、小报产生的体制因素、传播效果等几个方面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评述，特别是从政治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考察小报传播对统治秩序所构成的冲突可能性，具有警示性意义。此类媒介批评的动机真诚性和它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无可置疑。然而，中国古代媒介批评以否定媒介、取缔媒介本身的存在为出发点，这个阶段上的媒介批评意识无疑还处于较混沌的状态。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以后，近代媒介批评亦随之产生。著名报人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就对当时的一些媒介失范现象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20]当时具体的批评实践相当活跃而有生气，在《申报》《大公报》等报纸上，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文字时有所见。媒介批评指涉具体新闻报道的同时，又总是指向刊登该条新闻的媒体，媒介批评也能成为攻击竞争对手的工具。而这种可能性很快被当时的新闻工作者发现并刻意加以利用，甚至出现媒介之间的倾轧恶斗。在此情况下，批评的失范现象因为具有破坏性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被审视的对象，媒介批评于是开始产生自省的材料与自省的要求。
1872年7月25日，《申报》发表《潮惠民情土俗论》文中，有“粤东民气土俗有积习而不能变者曰好利轻生也，曰健斗无理也，曰藐视官长也，曰行劫无厌也”[21]之语，《字林新报》随后刊登“粤东不平子”的来稿，对《申报》文中的有关言论痛加呵骂，谓其丑诋当地人民。《申报》遂于7月31日刊登《本馆辩诬论》，在为自己言论进行辩解的时候，其中也顺势触及到了进行媒介批评时应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吾人立论不必存依违两可之见，亦不可存揣摩迎合之私。又况若新报者，意在箴规，事主惩劝，苟有所见，则直言之可耳，有所闻则详述之可耳。诸君子或欲引伸或欲驳诘，尽可移书本馆，往复讲明，在诸君自不失为直谅之义，而本馆亦可得多闻之助，岂不善哉。”[22]显然，作者认为媒介批评应该针对媒介的不当行为“往复讲明”，才是媒介所应有的“直谅之义”。作者对如何开展媒介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媒介批评的自省意识已呼之欲出、隐约可见了。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是中西文明交汇、古今文化争斗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代表社会方向的知识者的主要标准，这些代表了新方向的知识者，对传统的依恋荡然无存，对媒介功能表现出了重新诠释的极大兴趣和昂扬热情。通常所说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在媒介批评领域也多有表现。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媒介批评主体的自省意识亦就此萌发，两者互为表里、互为标志。文化建设的热情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社会动力之一。人们对“批评”的功能和意义发生强烈的兴趣，“批评之批评”、“评论之评论”、“舆论的舆论”成为知识界的流行说法，表现出对媒介批评本体的强烈关注。邹韬奋对批评进行这样界定：“批评就是鉴别一件事情（一物或一人）的优点或缺点。抉出优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优点能够永久保存，并且使得别人知所观感。抉出劣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劣点不至无改良的觉悟和机会，并且使得别人不至蹈其覆辙。”[23]他在《可以不必做的文章》的媒介批评专论中，将媒介批评比喻为“舆论的舆论”[24]，力主媒介批评不应是恶意的攻讦，而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讨论，尤其不能作为个人发泄私愤的手段，否则就是失掉了批评的真精神。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媒介批评主体真正崛起并发皇的时期。
不过，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是一种与一定意识形态深刻联系的话语实践，它既受到社会政治、道德、法律、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制约，又以批评话语的主动性运用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媒介批评是一种能够由批评主体自我掌控的精神实践活动，其理论高度、表达方式和风格直接受控于批评主体个人的思维水平和价值取向，受控于批评主体的个人知识修养和主观努力。批评者立场、观点的不同和哲学、文化、历史背景及个人修养的差别，导致媒介批评者的各式各样。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思维正常的社会公民都有成为媒介批评主体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媒介批评的现实主体都是有限的群体，绝大多数社会公民只是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存在。一般而言，现代社会中，媒介批评主体为如下几类人群：
一、新闻从业人员
新闻工作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安身立命之所，新闻事业的社会形象直接决定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自豪感的高低，所以他们对于新闻传播中存在的缺陷有着切肤之痛，比一般人更为不能容忍，也最具有进行媒介批评的心理冲动。新闻从业经验和新闻学专业知识，使他们惯于用新闻学的眼光来观察新闻现象，因此，他们进行媒介批评往往因熟悉内情而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带有行家里手的专业性色彩。如邹韬奋、林仲易、张维周、张琴南、赵超构等都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活跃的媒介批评工作者。
二、学者、学生
1905年，科举废除，新式教育肇兴，中国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知识分子征候的从事文化事务的专家群体。对知识的追求，使其观察社会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从而铸就了他们作为良知倡导者、现实批判者的社会角色。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始终存在着来自象牙之塔的学者们的声音，他们的人数并不庞大，但却长时间地保持着对媒介生产与运行的理论高位压力。鲁迅、王世杰、杨端六、陈西滢、陶孟和、赵幼龙、高一涵、谢六逸、樊仲云、黄天鹏、杜超彬、郭箴一、谢小鲁、袁殊等人，都曾经用各种不同的言说方式在媒介批评中留下珠玑之言。共同的知识者身份使他们无形中构成了一个批评家群体，不仅以纯熟的批评方法深入文本，努力在归纳演绎中探究其意义，而且在此过程中为批评确立一套规范系统，并使人们坚信他们的作为才是真正的媒介批评。
三、普通受众
受众是新闻传播活动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在大众传播活动中，无论是沉默的受众还是反馈的受众，其实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媒介批评。沉默受众的媒介批评方式一般表现在阅读持续与中断的行为上。反馈受众是积极思考的一群，他们常以投书、打电话、走访等方式主动向媒体表达自己的看法、感受。沉默受众可以转化为反馈受众，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这种转化常常通过媒介的启发、提示等方式完成。普通受众批评群体一般不具有媒介背景，也缺乏媒介专门知识，批评带有感性、自发、零碎的性质，其批评的思想性和话语表述的学术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吉光片羽，自有值得珍爱之处。
四、媒体监管者
媒体监管者是一类特殊的媒介批评主体，他们进行媒介批评的权力由政府授予，与对媒体的管理职能纠结在一起。或者说，他们对媒体管理的一种方式就是媒介批评，通过媒介批评来履行对媒介的管理职责，既是一种管理手段，也是一种管理艺术。媒体监管者实施的媒介批评对媒体具有某种刚性的制约作用，常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媒介批评效果。在非民主社会或特殊的历史时期，媒体监管者的媒介批评会异化为新闻审查，但不可否认，在社会逐步走向民主化的当下，媒体监管者的媒介批评不失为一种保障媒体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第二节 媒介批评的客体
在媒介批评领域，“媒介批评主体”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但“媒介批评客体”则很少被使用，一些媒介批评理论著作多以“媒介批评对象”或“媒介批评的对象”来指涉媒介批评客体。相对于“媒介批评客体”的抽象思辨，“媒介批评对象”更为通俗易懂。但既然主体和客体是认识论中的“一对”基本范畴，使用“媒介批评主体”的概念后，就没有排斥或不使用“媒介批评客体”概念的理由。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书把“媒介批评客体”作为与“媒介批评主体”对举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媒介批评主体认识活动的指涉对象。
在不同历史阶段内，社会对媒介所提出的任务不同，进入主体批评视野的客体也就有所差异。新闻传播是一个宽广的活动领域，虽然每个传播要素都对传播活动起着某种制约和影响的作用，但各个传播要素在传播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因此，媒介批评的论域也必然囊括传播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和各个要素。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对不同的客体，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同一个客体，批评的侧重点会随着时空的转换而有所区别。
一、媒介、媒介工作者和媒介观念
媒介是所有传播活动的中心。在媒介批评活动领域，以媒介作为批评客体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新闻传播常常是作为整体而进入批评主体的视野。在批评主体的逻辑理路中，每一个具体的媒介失范行为的责任，都要由新闻界整体来概括承受。哪怕是个别的偶然事件、个别新闻工作者的个体行为，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新闻界”所为。因此，在媒介批评的文本中，较常见的是对全国或者某一区域的新闻界进行批评。如梁启超的《报界应尽指导社会的天职》、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新闻界》、樊仲云的《中国报纸的批评》等。这些批评文本视阈开阔，论证逻辑比较周全、严密。
媒介工作者是新闻传播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信息流动的把关人。媒介工作者把关的标准既来源于个人的立场、经验、看法、兴趣，也受到周围环境、同僚以及受众的影响，他们往往根据对受众需要和兴趣的理解来预设媒介的面貌，具体决定着新闻传播的具体内容、模式和规模。因此，对媒介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会落实到对媒介工作者的批评上，媒介工作者概括承受着社会对媒介的所有批评。另外，新闻工作者在从事信息传播时，也享有一定的知识产权，媒体会以署名的方式发表他们的作品。虽然媒体对发表的作品负有连带责任，但人们对媒体上某一作品有意见，往往会针对作者提出商榷和反驳。
以媒介、媒介工作者作为客体的媒介批评，其基本框架是重点检讨媒介履行社会责任时的尽职尽责程度。从媒介内容、倾向、趣味、编排、标题等诸多角度，批评该媒体是否满足了人们对真实情况了解的需要、是否促进了社会良善风气的养成、是否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安定、是否履行了信息传播工具的公共领域建构职能等。“通览我国报纸，不能谓无平正通达之刊，其有因经济及其他所限，不能骤然为改革者，亦在共谅之列。而满纸糊涂，失去新闻之本旨，报纸之资格者，固比比皆是也。考其所以致此之原，良因当事者，于人间常识及专门新闻知识之缺乏，亦因惰性太深，不肯为彻底之觉悟，故不能感化恶浊社会，而反为恶浊社会所征服。”[25]由于多以新闻界整体为批评客体，因此，其批评方式以印象式、通览式批评最为习见，火力集中的个体式批评较为鲜见。
媒介观念是人们对媒介和传播活动的基本认识、理解或看法，是新闻理论的基础。观念是实践的先导，传播中的弊端与腐败现象，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落后陈旧的新闻观念，对此类新闻观念的批评和清理既是进行新闻学理论建设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任务。“有闻必录”、“新闻无学”、“报纸营业化”等等新闻传播观念，在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阶段，都曾受到来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猛烈抨击。
二、媒介产品
在媒介批评文本中，以媒介产品作为批评客体的文本数量最为浩繁，构成了媒介批评的主体部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接触过传媒的阅听人都具备对这种批评对象说三道四、表达意见的条件。媒介产品作为媒介落实身份树立形象的根本物质载体，是阅听人保持与媒介关系的核心环节，媒介双方的沟通内容和状态都由媒介产品生发和决定。失去了媒介产品的中介作用，媒介和阅听人都无从谈起。”[26]媒介产品还决定了新闻传播的思想表达与传播效果的大小、有无，势必成为与媒介批评活动最有功能关系和最具体的指涉对象。
媒介产品最具代表性的是新闻、评论两大类别，对媒体具体消息、评论进行分析，构成了此类媒介批评的主要内容。内容和形式构成了一条新闻或评论的两个方面，因此以媒介产品作为批评客体的媒介批评，又大致分野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揭示媒介产品传播的事实信息背后所隐藏着的意义踪迹。媒介与任何一种文化表达形式一样，在报道信息、传播各种意义的时候，也在制造意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自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被有关当局捉去之后，常是莫知所至，不知所终。国民党报纸为了掩盖这种反民主的丑行，创造了一个颇为奇怪的名词——“自行失踪”。1945年5月10日，著名作家夏衍在《新华日报》发表一则杂感：“成都一晚报上有这样一个标题：‘外东一居民自行失踪。’造语新颖之至。”[27]作者这里反用“新颖”一词，明褒实贬，反话正说，一语揭破其悖谬常情之处，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性批评效果。
从传播效果感受的角度，在语用、修辞、逻辑等方面具体剖析某一媒介产品有意或无意的失误和缺陷，是媒介产品类媒介批评的常见思维理路。新闻标题、导语、结构、视角等举凡媒介产品的各个方面，都在批评之列。例如任白涛先生批评抗战初期，我国新闻界某些报纸在新闻写作时叙述视点混乱：“常把敌方的行动放置到主格的地位，很少把我方的行动放置到主格的地位。”[28]如抗战时期《立报》曾登载一则天津专电有云：“津市区及近郊，匪多如毛，敌特务人员等屡被枪杀。今日起，特务队均发手枪。浪人在华界仍横行，连日向租界搬家移物者甚众。”这一专电就存在着由于叙述视点倒错而导致的严重立场问题：“既屡次枪杀‘敌特务人员等’，不显然是我方当时报上常见的北方便衣队或别动队吗？再不然，便是当地的民团了。‘如毛’之数，虽不知几多，但其为大队，可以想见。要之，此专电显然是改造同盟社电，因为这本是该报的专长，可惜改得不是时候。”[29]任白涛的分析确实一下子抓住了本质，点到了要害，显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独到的专业眼光。
广告是现代媒体的一大元素，也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血液。鸦片战争前，西方近代报刊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列强纷纷进入中国。外国商人为了推销产品，开始在中国大规模地创办商业报纸，并在报纸上陆续刊登各种商品、行业的广告。1853年香港出现第一份中文刊物《遐迩贯珍》，开中文报刊正式经营广告业务之始。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则将中文报纸的商业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闻、言论、副刊、广告融为一体，广告成了中文媒体的一种结构性设置，也就是说广告成了媒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媒体的一种产品。对广告内容、形式、倾向以及广告与媒体的关系等进行批评，自然也就成为媒介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媒介现象和媒介制度
众多媒介不约而同的行为构成一种媒介现象，一种媒介现象的出现和流行必然有着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以媒介现象作为批评客体，将使媒介批评包举更宏大的容量和视野，摆脱就事论事的局囿，获得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从而提升媒介批评的品质。但是，以媒介现象作为批评客体，对批评主体的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即批评主体必须具有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眼光和适用的方法，能从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平凡现象之中，洞见事物的本质，如此方能驾驭这一类型的媒介批评。
新闻是选择的艺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新闻媒体将客观公正的口号挂在嘴边，却常常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自然主义的手法来掩盖报刊及其记者的倾向性。凡是表现，总有选择，绝对的自然主义并不存在。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左联五烈士被杀，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者是不屑载这件事。《晶报》《现代》《人言》等报刊对当局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不置一词，却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作家进行陷害、污蔑和侮辱。这样的新闻媒体，鲁迅将之归入到帮闲刊物之列。这些刊物在帮凶帮闲之余，也偶尔在无关紧要处对自己统治当局讥刺几下，摆出一幅公允持正的样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小骂大帮忙。鲁迅为了提高读者对这些刊物的辨别力，专门地撰写了《二丑艺术》予以揭露和剖析。所谓“二丑”，或称“二花脸”，这个舞台上人们熟知的角色既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有点上等人模样，懂些琴棋书画，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如果有谁被陷害了，他又会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大抵一面又回过头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鲁迅指出，只要这个世界上有阶级和阶级压迫，林林总总的刊物中，就总有帮闲性媒体的存在，只要读者留心观察一下，就完全可以识别出来：“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30]以具体的形象概括手法，从表面上令人费解好似矛盾的新闻现象中，燃犀下照，挖出背后的阶级本质，显示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
媒介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媒介现象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中媒介体制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媒介制度包括媒介所有制和国家对媒介的管理，二者合力形成对媒介控制和制约的主要传播制度和社会规范。媒介体制往往会反映出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是文化、地理特征，对媒介体制的批评往往反映出人们对媒介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和重新设计，是媒介批评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部分。进入20世纪之后，在媒介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新闻界大体上形成了新闻媒体是社会独立机关的看法，邵飘萍在《从新闻学上批评院秘厅对新闻界之态度》一文中，从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行文京师警察厅命令各报馆更正新闻以及人们对此事的议论，引申出新闻媒介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重大的体制性问题，“夫苟新闻机关与新闻记者其地位皆不为政府所承认，是可谓新闻事业前途致命之伤，不宜视为一小问题而忽之。”[31]严正批评当局将新闻界视为僚属，无视新闻界的独立社会地位的错误做法，指出当局不肯直接致函新闻媒介要求更正，而以警察厅命令更正方式出之，是为不承认言论机关具有独立平等社会地位的表现。
第三节 媒介批评的载体和文体
从媒介批评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任何形式的媒介批评的表达和传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因此，媒介批评是建立在载体基础上的一种精神生产活动。顾名思义，媒介批评是对媒介的批评，但媒介批评又同时离不开媒介的哺育和托举。媒体作为媒介批评的存身之所，不仅为媒介批评文本的发表提供了稳固的阵地，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支配、规范、制约着媒介批评发展的方向和可能，构成了媒介批评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强制性的客观环境与外在力量。换言之，媒介不仅作为载体而存在，还为媒介批评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定文化氛围的话语方式——语境。
一、媒介批评的载体及其影响
媒介批评总是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才能传达到受众，发生社会影响，载体作为媒介批评文本的发布平台，构成了媒介批评生存的环境。媒介批评的话语形式多为文字文本，承载和传递的平台一般是报纸和杂志。每一份报刊对批评文本都有特定的过滤和挑选机制，这种过滤和挑选机制就是编辑部内的审稿和选稿制度。一家报刊，总是根据一定的目的、按照一定的宗旨进行运作。办刊目的和报刊宗旨对报刊编辑的规定性，制约着编辑对批评文本的挑选。办刊宗旨是由传播者在审视社会需要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就报刊办刊目的与方针政策、出版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对象等所做的宏观规划。它一经确立下来，就对具体的编辑工作具有规范和约束的功能，尤其是报刊宗旨制定以后，就属于社会文化意识的客观存在，它借助于社会舆论的外力对编辑工作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媒介批评需要媒介支持才能存在，但世界上鲜有一家报刊能大量刊发针对自己的批评，因为遭受批评即意味着在同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即便某家有雅量和勇气刊发针对自己的媒介批评，而批评主体却不能不考虑批评客体的承受力。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媒介批评的异体问题，恰恰是由载体对媒介批评主体选择所造成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异地监督”的现象。媒介批评在很多情况下产生于对媒体存在问题的思考，对媒体的舆论监督往往是促成媒介批评开展的主要原因。如现代媒体开设“通信”或“读者论坛”之类，其中就有要求读者对媒介提意见进行监督之意。任何载体都生活在一个现实的“新闻圈”中，并非超然世外，都生活在一个由新闻同业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开展有明确指涉对象的媒介批评就不能不考虑到同业之间的关系，需要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如此，媒介批评中的“异地批评”或“异体批评”往往就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载体对媒介批评的影响还表现在批评文本形式上的有形限制。杂志上的批评文本一般为比较严谨的学理性批评，但报纸上的媒介批评文本则不仅篇幅短小，而且多以时评、杂文形式出之，一般为针对当前传媒界的一些问题有感而发，具有一定的新闻性。此外，载体的限制还表现在对媒介批评文本的修辞结构等表现形式方面。鲁迅《推背图》《二丑艺术》等媒介批评文本在表现形式上就打上了鲜明的载体烙印。
1932年12月，黎烈文从法国留学回国，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约，主编该报著名副刊《自由谈》后，锐意推行改革。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底，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先后收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杂感集中，这些杂感集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文本。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鲁迅先生在前后不同时间段内的媒介批评，在取材、笔调、风格上并不一样。《推背图》作于1933年4月2日，《二丑艺术》作于1933年6月15日。应该说两者时间距离并不很长，甚至这样的时间间隔对于一个作家的风格来说，常常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两篇媒介批评文本在表现形式上却有较大的差异。《二丑艺术》使用取譬造象的手法，对二丑形象展开形态逼肖的生动描绘，饱含象外之意，其讥刺意蕴需要仔细品味。而《推背图》的讥刺意味则要相对直接显露很多。媒介批评需要直接表达观点，按理《二丑艺术》比《推背图》更具有媒介批评的价值，但鲁迅何以改换曲折隐晦的表现形式呢？如果联系到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编辑室的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可以恍然大悟了。[32]我们就再如孙几伊《对于晨报底一些贡献》就发表在北京《晨报》上，其批评主旨本来在开篇非常明确：“晨报在北京各报里，并非我阿私所好，实在可以算得首屈一指的报纸。他三年来成绩，读者都是知道的，不用我多说，我现在想说的，不是晨报底优点，是他底缺点，读者可以当作，‘吹毛录看’。晨报对于社会，总算是个公正的制裁者或聪敏的引导者，但有时他底纪载或议论，也有失检之处，失了他制裁或引导的意义。”[33]标题中“贡献”一语的使用使得批评口吻温和平正得像一个“诤友”。更有意思的是，开篇几句后作者笔锋一转，又从整体上批评“北京报纸”去了。仿佛有离题之嫌，却恰恰可以见出作者对批评指涉对象的刻意控制。这正是载体制约媒介批评表现形式的一种反映。
二、媒介批评的文体与基本类型
媒介批评绝大多数以文字文本方式存在，批评文体是人们借以指认和研究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媒介批评的言说方式。批评文体是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制，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媒介批评文体是媒介批评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它反映了批评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属于形式范畴。批评文体的特征及其划分，往往取决于其层面结构中某些因素的强化、突出或变异。批评文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表达，是一种选择，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强调，它以展现在批评主体面前的体裁可能的丰富性为前提，在表达同一思想内容时，可以在对等的种种方式中进行选择性的取舍，即选用最恰当的再现思想内容的形式外衣。批评主体在构思文本过程中，总要选择最符合批评意图和对象的某种体裁结构及其规定性，所以批评文体可以被视为媒介批评的一种选择性。
在媒介批评实践中，人们创造了批评文体的多种形式，如论文、点评、杂文、时评、新闻、对话、序跋等。这些媒介批评文体各有千秋，各有适用性和局限性。批评家们认识各种批评文体的特点并恰当而自如地选用来构成自己的批评话语方式，是使批评产生良好效能的一个重要条件。如画龙点睛式的点评，与思考周详、内容丰富的论文，便各有用途。把点评拉为论文可能大而无当，空疏散漫；把论文缩为点评，则或削足适履，言不尽意。在媒介批评研究中，批评文体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如果我们深入媒介批评文本之中，对批评文本操作的全过程，诸如论点的确立和表述、论点与论据的关系、论据的材料选择和运用乃至批评家的思路同话语背景等进行解剖，则会发现批评文本文体上的差别有时不啻霄壤，呈现出色彩斑斓、绰约多姿的动人风貌。
（一）新闻报道体
媒介批评主体为新闻从业人员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选择评论、论文等通常的说理性文体来表达自己对媒介的观点和倾向，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更为熟悉的文体——新闻报道来进行媒介批评。当我们把媒介批评理解为对新闻传播活动表达意见和立场的一种行为时，就会在车载斗量、汗牛充栋的中国新闻报道中，发现大量的媒介批评文本厕身其间。人们阅读该新闻报道时，也会同时接触其中所蕴涵的某种批评观点或倾向，虽然读者可能并不同意它所表达的观点。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选择新闻报道体进行媒介批评，常常是媒介批评主体一种刻意的行为，是批评主体在掌握新闻报道文体的特点之后，对文体功能的主动利用。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决定了新闻是一种传述信息的记事性文体。对于熟悉新闻写作特点、掌握报道文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在述事的同时表达倾向并不成障碍，尤其一些深谙中国传统史传中春秋笔法写作奥妙的新闻工作者，利用新闻报道体来进行媒介批评，更是得心应手。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新闻报道无疑具有强大的意义建构功能。新闻报道体媒介批评就是借助新闻话语意义产生的方式，来实现对媒介的评价。
（二）时评杂文体
在媒介批评领域，时评杂文体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媒介批评文体。严格说起来，时评、杂感是有区别的两种文体，但时评和杂感两者有时又很难明显地加以区分，它们在议论、针对时事、迅速、体裁短小等方面具有同一性特征。时评杂文体之所以成为最多的一类媒介批评文体，既有历史的传统，又有文体的原因。1904年《时报》首创《时评》专栏，所刊登的评论注意与新闻相配合，每篇一、二百字，各新闻版均设此栏，挣脱了旧式论说坐而论道的议论模式，以简短隽永、泼剌流利受到好评，其他各报纷纷仿效，时评遂一跃成为中国报刊的制度性设置。杂文在中国报刊上是随着副刊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为主要内容，有着寓肯定于否定之中的特征。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理趣、形象结合，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报纸副刊开始辟有“杂文”、“杂感”等栏目，五四运动前后以战斗性、灵活性强而受到重视，特别是因鲁迅的倡导而使其成为独树一帜的报刊评论文体。时评、杂文因其文体上的批评性、战斗性、灵活性而成为媒介批评最适合的栖身文体之一，从而成就了时评杂文体媒介批评文本数量上的庞大。
（三）学术研究体
学术研究体是中国媒介批评文本中数量虽然不多，但分量十分吃重的一类，也最能代表媒介批评所能达到的思维水准和理论高度。它常以论文的形式表达系统的理论见解，一般针对的是重要的、较为宏观且普遍的媒介缺失或问题。这样的批评需要对批评客体有周密的观察，对媒介倾向中蕴涵的理论问题有明确的学术性判断。也就是说，需要批评主体具有较强的理论自觉意识。学术研究体媒介批评文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出现，充分显示了中国媒介批评此时脱离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而自成一格，开始走向文体独立，成为文体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学术研究体媒介批评文本对批评主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批评主体需要具备较丰富的理论储备和扎实的学术素养，因此它通常只能是一些职业批评家的专利。它能使批评主体充分地、细致地、逻辑严谨而又可能文采斐然地表现丰富的批评内容，以充分阐述自己的批评观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解析和讨论问题。针对许多具有宏观社会背景、重要且又复杂的媒介问题，批评主体往往都采用这种批评文体来阐释和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