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新闻传播总是在某种既定的利益和利害关系的舞台上展开的现实活动，其活动的结果必然又会生成某种新的价值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新闻传播的发展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和价值关系积淀的过程，也即媒介批评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媒介批评始终伴随着新闻传播发展的整个过程，表现在新闻传播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凡是有新闻传播的地方，就会有对新闻传播的反思，也即会有媒介批评。新闻传播的历史有多长，媒介批评的历史就会有多长。在新闻传播活动由零散走向系统、由弱小走向强大、由背景走向前台的过程中，媒介批评始终陪伴着新闻传播一道前行，协同生长，忧喜与共。虽然中国的媒介批评理论建设在当今世界上并不居于领先地位，媒介批评活动也不是最为繁荣，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有媒介批评活动的国家，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悠久漫长。尝鼎一脔，窥斑见豹。回顾中国媒介批评走过的道路，对于理解和把握世界媒介批评的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第一节中国古代的媒介批评
中国先秦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经见诸于文字记载，但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先秦诸子多是宣传大师，对媒介功能多有体认和论述。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口头传播方式的先天不足之处，一些重要信息经过口耳相传，随着时间的延续和传播环节的增多，不断地损耗或失真，以至于不断地失传、扭曲。《荀子·非相篇》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外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48]信息传播历时越短越迅捷，所传达的内容越详细；历时越长越迟缓或越经周折，则所传达的内容就越粗略，甚至“无传”。这是对传播的时间性因素的关注。《庄子》曰：“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49]则是注意到了传播者的感情因素对传播的影响，强调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尽量限制主观感情，以实现信息的真实传播。这些论断是媒介批评的朴素萌芽，但“媒介批评”的意味还不明显和浓郁。
中国以书面文字形式传播官方新闻肇始于汉代，诏书、露布是其时主要的官方新闻传播媒介。颁发诏书、高张露布，是为了行政和军事上的需要，统治者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媒介的意识形态维护功能，“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以酂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酂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50]宣传的意图非常显豁直露。“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51]对利用露布发布假新闻的情况进行揭露，说明人们对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证性认识，并在社会实践中刻意地加以利用。早在中国西周时代，人们已经使用烽火通讯技术，“烽析是警，实扰移关之民。”[52]则从社会传播效果的角度形象地反映了烽火传播的军事信息，对边关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这些文字，从某一方面来看，也具有一定的媒介批评性质，但由于当时新闻传播活动尚未完全独立，人们的媒介意识还不成熟，还无法自觉地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开展媒介批评活动。
唐代中后期，中国终于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它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状。和现代的词义十分接近的“新闻”、“编辑”等语汇，在唐代也均已出现。虽然唐代还没有出现封建中央政府官报性质的报纸，但唐代具有经由中书省的政事堂将某些政事活动“条布于外”的制度，中国由此开启了新闻事业发展的时代，新闻传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密切，人们的媒介意识也越来越清晰。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历来是研究中国唐代新闻传播事业经常征引的重要文献，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读开元杂报》是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第一篇具有某些媒介批评性质的文本，“读开元杂报”，标题就揭明这是一篇读后感；“樵后得《开元录》，条条可复。”是在评价“开元杂报”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同信史一般。“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是在比较同一种媒介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内容的差异，透露出媒介与时代环境之间的依赖关系。“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而漫志其末。”反映出作者在比较媒介内容之后，对其中体现和包蕴的王朝隆替与兴衰所产生的无限喟叹与感慨。虽然孙樵并不具有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读开元杂报》的主体也还算不上是一篇地道的媒介批评文本，但其中部分文字的“媒介批评”性质则不容否定！
中国古代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开始出现了在封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还出现了民间发行的小报。新闻媒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在文人的诗文、书信、日记中频繁地出现媒介的身影，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关注、思考和评价的对象。宋代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小报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报纸走出雍容华贵的皇城和门禁森严的官厅衙门，赋予了传播媒介本应具有的社会化。宋代小报是体制外的传播媒介，它的出现冲破了统治者对媒介的垄断，自然难为他们所容，这为媒介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对象性基础。在宋朝的史料典籍中，当局对这种体制外的小报进行批评的文字倏然多了起来，其力图控制传播的意图昭然若揭。周麟之《海棱集》卷三的《论禁小报》对小报的由来进行了深“究”，即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其传播状态“以虚为实，以无为有”进行了概括和描述，对其危害社会治理的效果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据此要求对小报一体查禁，以使国体尊崇，舆论统一。可谓宋代媒介批评中的典型之作。
元代民间的新闻传播活动虽大量存在，但政治体制不周延，信息传播系统不完善，加之元朝国祚短暂，所以现存的文献典籍中，鲜有元朝的媒介批评资料可供征引。“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闻事业，到明代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更加完善。渊源于宋代小报的民办报纸获准公开出版，办报成为社会上的一项公开职业，并且出现了使用活字印刷的报纸。”[53]而且，“新闻”、“消息”、“讯息”、“音耗”等词汇，在当时的社会中已是大量地经常地使用。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明代的媒介批评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具体表现在由于邸报与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作用日益扩展和增强，多次出现主动利用报刊制造舆论进行政治或军事斗争的伪造章奏事件。[54]因此，人们对邸报功能的认识也渐有扩展，臻于深化和全面，从而使得明代媒介批评的视角出现了很有意义的延展和转变。明代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从政治角度对媒介的限制和批评在明代的媒介批评序列中，仍然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在我国历史上，清代是由少数民族统治汉民族的一个特殊朝代。清王朝是在人民反抗与满汉贵族间的反复斗争中，建立和实施其统治的。有清一代，满清统治者与汉族民众之间的种族仇视、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反映到新闻传播领域之中，并具体地表现于对媒介批评主题和内容的集中与关注上来。清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不仅控制邸报的传发内容，还限制邸报的发行范围。雍正初年就发生过地方官员禁止“胥役市贩”阅读邸报，“倘有犯者，立拿重惩”的事件。统治阶层的媒介批评不仅关注媒介的统治功能，还关注媒介的社会风俗导向作用：“此辈一阅邸抄，每多讹传以惑众听。以风俗人心所关。”[55]力图将媒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一方面说明清代媒介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统治者对媒介的注意和观察也向更为广阔的道德生活领域延伸。
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自然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伴随着中国古代报纸，中国古代媒介批评也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如同古代报纸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宣传工具，始终无法摆脱官方的强力控制一样，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中，虽然也曾经存在为新闻传播争取生存空间的声音，但过于零散、微弱，其主体基本上仍是封建统治阶级控制而非发展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手段，是官方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批评视角单一，将媒介批评窄化为单纯的政治批评；批评方法简单，基本上是通过有权力依托的官方批评话语，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政治判决和定性，与现代媒介批评所具有的丰富性、民主性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二节 中国近代的媒介批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端于鸦片战争酝酿时期，以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诞生的标志。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大举入侵，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物数量逐渐增多，出版地点也逐渐由沿海扩充到内地。到了19世纪末叶，已经形成了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上海、香港为主要基地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在外国人所办报刊的启发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对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开始重视起来。自19世纪50年代起，国人就作了出版自己近代报刊的尝试。至70年代初，中国人自办的报纸，终于在汉口、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诞生。中国近代报纸自诞生之始，就处于中外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不断加剧的环境中，中外力量激烈对抗、新旧观念生死交锋，既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生存挑战。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媒介批评既是摇旗呐喊的造势者，又是冲锋陷阵、摧城拔寨的先遣军。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的时候，中国古代报纸已经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中国古代的报纸，不论是官方报刊，还是民办报刊，都必然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联系。“官方的邸报固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的宣传工具，民办的小报和京报也只能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下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56]中国古代报纸自然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近代报刊在中国刚出现的时候，国人自然地用传统的眼光打量这些外来事物。在国人的眼光里，这些由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的异质性不言而喻。国人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这种最初理解，无疑是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障碍，而在外国人的眼光里，中国传统的邸报与他们所办的报纸实是新旧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通过比较新报与邸报的不同，大力宣传新报的优势，自然也就成了外国人为近代报刊进行合法性论述的第一声，近代的新闻观念因此不断获得传播，并渐渐为国人所了解和接受。如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首先由外国人所创办那样，中国近代媒介批评的大门亦是由外国人开启。
清代统治者对提塘报房和民间抄报人所发行的各类报纸并不一律禁止，只是对他们的传报活动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民办报房和它们编印发行的《京报》，历经乾隆中期到同治初期这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后，就开始走向没落了。在总结报房京报没落的原因时，人们一般将之归结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的原因，在于官方的控制过严，新闻报道面太狭窄量太少，时效性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信息方面的需求。客观上的原因，在于近代化新式报纸的出现。近代化报纸的信息量大，新闻的时效性强，兼有新闻、评论、广告和文学作品等多方面的传播元素，可读性较强，因而一出现就成为中国本土报纸的劲敌。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京报》相形见绌，很难抵挡。这一观点自是符合实际之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媒介批评在中国古代报纸没落的过程中，也部分地起到了加速的作用。自从近代化报刊诞生之后，新的批评坐标系也随之出现，中国古代的媒介批评在批评主体、理论资源、批评视角等方面都发生了有意义的转变。邸报、京报作为古代报纸，其原始、落后的一面，很容易被那些熟悉了近代新闻传播的西方人所察觉，他们不断地在新式报刊上撰文对此加以臧否评述，随着新式报刊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这些批评邸报、京报的文字也迅速扩散、广为人知。如1853年8月《遐迩贯珍》就曾发文批评道：
除系要事，关系官宪，应奏朝廷者，毕竟入于京抄。众所公睹，列后所叙各情间亦得于此。但所叙仅撮其时日及地方，因其铺张各说，原难凭信，且其所载，专指军兴之事，亦未精详，尤属迂阔。故除时地之外，足征不讹者无几。或知其股目几何，盘踞何方，朝廷若何震慑而已。至若西人志向之所起，图谋之所终，并人马之总数，暨各股之或统摄或分雄，京抄俱未之载。[57]
由于只能是对官文书的摘录，只能在官方提供的信息范围内进行报道，邸报并没有自己采集的新闻，所以邸报、京报的新闻报道不仅无法做到精详，缺失应有的细节。而且，对某些极其重大的新闻事件也竟然付之阙如。以近代新闻价值理论的观点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英人之在沪者，相聚而谈曰，去岁之荒灾不可谓不大而且远矣……吾辈所不解者，中国之京报所有日行之公事皆列于中，如山东之灾亦属中国之大事，而京报所列并未多见，故中国朝廷并不能详知山东之大灾也。”[58]特别是近代化报刊在中国出现后，以自身的新闻实践，将近代新闻观念充分展示出来，在显示其优越性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古代报刊的不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化报刊在诞生之始，为了迅速占领中国读者市场，报刊主持者除了在新闻实践中采取各种吸引读者的办法外，还积极发表评论，即利用媒介批评，将近代化报刊与中国邸报、京报进行比较，来争取人们的认同。如《申报》在初创刊时，曾接连发表过《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年7月13日）、《论中国京报异于外报新报》（1873年7月18日）等文章，阐释两者区别：“中国之邸报与之各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闻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恶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世之阅邸报新报者，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59]这些比较性的阐释，一般不直斥邸报、京报的落后、保守、陈腐，而是说两者各有所长，指出了两种报纸的区别，抓住了要害，论证显得非常巧妙。特别是它所说的近代报刊下情上达的舆论功能，反映出两种报刊的时代差别。这样阐释很能为当时的中国广大读者接受，在凸显《申报》优点、争取读者方面甚为有效。该报创刊不久，发行量就迅速上升，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在近代新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之际，中国邸报与京报被时代遗弃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以近代新闻事业的实践为基础，借助西方的新闻理论资源，中国近代媒介批评在开始就占据了话语和视角上的优势。
媒介批评意识还通过一些隐晦的方式展开。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曾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在中国近代媒介批评领域留下过印迹。他在1985年发表《中国各报馆始末》一文中，对中国近代报刊进行简要回顾和综述，其中很多文字涉及价值判断，具有媒介批评的性质：
其日报，十篇中有二三篇论中外交涉之事，惜职此报之人之出洋者少，未曾周历外洋，故虽论说精微，总不免有未中肯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每报必有数篇皆西国博学之士所著，凡五洲教务之事无不通达，故欲考察此教者，阅此二报可知。以上诸报，皆非纸上空谈，均有据之言也。此报不但论教务，亦且论古今各国兴衰之故，并西国学校之事及格物杂学。至于天主教所出之报，惟《益闻录》最好，《格致汇编》惟论格致最详。凡欲博考世务者，此等报慎勿轻忽也。[60]
李提摩太通过译介西学，出版报刊、图书，对晚晴政局产生过重大影响。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李提摩太对媒介的批评当然也会对中国的维新派产生影响。如梁启超后来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一节中，其批评理路就与之有相似之处。
第三节 中国现代的媒介批评
1901年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具有脱旧入新的意义。是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期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文，系统地提出了衡量媒介质量高低好坏的四条标准：“校报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61]这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梁启超明确将此释为“校报章之良否”，所谓“校”，乃是查对、计点之意，也就是衡量的意思，即他阐述的是衡量新闻媒体好坏的标准。梁启超提出的四条媒介衡量标准，囊括了新闻的伦理性、思想性、真实性、时效性等诸多因素，合此四端，方成为完全尽善之报。这四条标准，既是对媒体内容的要求，又是对媒体功能的期盼，更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理想，“基本上概括出了作为一个优秀报纸的重要品质。直到今天，它仍在一定范围内作为衡量报纸良莠之标准。”[62]批评标准的设定是媒介批评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开拓者，梁启超在媒介批评领域的贡献是他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媒介批评的标准，标志着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理论开始走上自觉之途。
民国建立以后，受到民主意识的启发，来自社会读者中的媒介批评意识明显觉醒。1916年9月8日至11日，《晨钟报》连载性地刊发了署名钟晚成的《敬告各报编辑主笔访员》的来稿，针对当时报界存在的不规范行为提出了新闻须重事实少推测、错误应该更正、意见不同之政论或举动均须登录、评论必须慎重下笔等一系列观点。不仅论述全面系统，而且很具理论高度和深度。如“事实者，实现之某种行为，某种状态是也。推测者，本此行为及状态推其既往或将来，测其心迹或内幕是也。夫亲见事实而施以推测，有时亦不能无误，若未见事实则其推测易致误也，又奚待言。”[63]这已非常接近后来徐宝璜、郭步陶等人关于新闻与言论分开的客观报道思想，显示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此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以新文化运动为序幕的五四运动时期，是在共和国的名义下，各种政治和文化思潮奔涌竞起，新与旧殊死搏杀、中与西激烈争雄的大变动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乃是批判精神，“批评”甚至成为当时新办报刊一种共同的发刊旨趣和标榜。“批评”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批评”本身也成为被批评、审视的对象[64]，批评的本体论顺时应势而生，人们开始探讨批评活动的意义、提出一系列开展批评的原则性问题。这都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破茧而出，正式地自成一格，开辟了比较宽广的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滋养。这一时期中国媒介批评的最大表征是这个时候“新闻本位”观念成为人们用来观察和评价新闻媒介的首要指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现代新闻界的开拓者们仿佛是异口同声地强调揭载新闻是报纸的首要功能。对新闻的重视使得他们自然地接受了西方新闻学理论中新闻与评论分开的操作性理念，并将之作为观察和评价媒介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新闻以不加批评为原则。盖外交记者之职务，只在供给消息，若批评则评论记者之事也。故外交记者之报告消息，纯为客观的调查所得之实状，而不以主观的意志左右之。”[65]新闻与言论不分的写作、编排手法，受到了较为集中而猛烈的批判。
从1927年到1936年，在国统区，新闻教育的发展、政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由一般知识分子和新闻学者开展的媒介批评，秉承此前的学术传统而获得延续。一向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觉地将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确证和实现自身使命与价值的学术生存方式。在这种贯注了强烈使命感的学术承担的催生下，媒介批评于是流行起来，一些具有强烈的否定精神的媒介批评文本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雨后春笋般涌现，媒介“批评”成为一个习用乃至时髦的语汇。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媒介批评这时已经作为“集纳学”的一个分支被提了出来。1936年，袁殊在《集纳学术研究的发端》一文中开列了新闻学研究的八大任务，作为“集纳”学研究的纲要，第四项就是：“提高新闻批判的任务：（一）如黄色新闻的检讨。（二）如新闻责任与信用的估价。（三）如不当商业广告的检举。（四）如外勤采访竞争问题。（五）如编辑理论与技术的检讨与发挥。（六）如通讯社复杂存在的问题，以及通讯社工作的评价。（七）如小报之存在及其趋势的考察。”[66]说明当时学术界已经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构建媒介批评学的学科方位，媒介批评学的学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虽然这种学科意识还非常微弱，后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进一步发展，但其先驱者的意义则不容低估。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有了独立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充分释放新闻传播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的同时，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始对党的新闻传播中的缺点进行反思、探讨和批评，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体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言而喻，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也适用于党的新闻传播工作。1928年，“中央党报的编者”就强调指出：“同志们对于中央刊物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义务：一种是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另一种是帮助他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但是这两种义务，我们很少在同志中看见。”[67]显然，媒介批评是其中当然的内容，是党员对组织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活动。
1937年至1945年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时期，也是中国媒介批评主流迎合战时需要，以宣传抗战、鼓动民众为目的，以新闻宣传是否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内涵，媒介传播内容和形式是否适应、符合抗战建国的最终目标为标准的时期。媒介的救亡批评产生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和被迫无奈的转型。它在崇高目的的指引下，尽到了导引新闻传播为抗战服务的责任，但也失掉了媒介批评原已具备的一些优秀传统和放弃了本应持续耕耘的部分园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开展媒介批评继续纳入党对报刊领导工作的序列之中，在各种有关报刊宣传的通知、决议之中，时常涵盖开展媒介批评的相关内容。如194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关于出版敌占区报纸《中国人》的通知中，将“经常向《中国人》周刊提供改进的意见”[68]列为华北各地党部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加以规定。1941年6月10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党报——晋冀豫日报的决定》中，亦有“各级党必须经常（至少每月一次）提批评意见，并收集各方面对报纸的反映和意见，报告区党委”[69]的规定。很多根据地的党政领导人都曾经就报纸存在的缺点、应如何改进等问题发表真知灼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媒介批评在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达到高潮，毛泽东新闻思想成为主导根据地媒介批评开展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前的短暂“和平”期，国共两党其实已经在新闻传播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消解对方阵营媒介的合法性，就成为这一特殊时期打击对手的重要方式，媒介批评的政治斗争功能得到了极大凸显和尽情释放。在国统区，传统的学理性媒介批评虽然仍有延续，但命若游丝，并随着国民党新闻事业在大陆的土崩瓦解而急速走向终结。在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获得跳跃式发展。在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新形势面前，它以极大的自信，自行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并在建国后获得了充分合法性的反“客里空”式的媒介批评运动。
第四节 中国当代的媒介批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始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新纪元。“媒介批评随着新闻报道任务的转变出现了转折。”[70]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媒体都很重视媒介批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定期检查报刊工作，总结宣传报道的得失，并据此进行下一步的工作部署。规定各报刊定期总结新闻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制订出克服缺点的具体措施，拟定而后的宣传报道计划。要求各个媒体经常邀请通讯员评报、评节目，帮助媒体认识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报道的建议。明确要求编辑记者联系新闻工作实际，定期写出媒介批评性质的文章。总之，建国初期，媒介批评一度被纳入到国家新闻宣传事业的制度性设计之中。1951年3月1日，国家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从政治的角度阐释了媒介批评的重要意义：
在报纸期刊上经常发表对各种出版物（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美术出版物、挂图等）的批评、介绍和有评论性的出版消息，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现在，人民群众的学习热情日渐增涨，出版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书籍报刊出版的数量与日俱增。但是在大多数的报纸、期刊上还没有经常发表出版的评论。许多好的出版物，好的报刊文字，好的编辑出版方法，因为没有得到推荐，以致没没无闻，不能广泛地流行。也有许多不好的出版物，不好的报刊文字，不好的编辑出版方法，没有受到适当的批评，以致其中或大或小的错误没有引起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和读者的注意。这就使读者失去了应有的指导，也使出版工作失去了应有的监督。[71]
该《指示》对如何开展媒介批评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规定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全国各种报纸、期刊，都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增设定期或不定期的书报评论（或图书评论、出版评论、报纸述评等）一栏或一种专刊，刊载有关出版物的评论和消息。重要的报纸、期刊的编辑部，都应当指定得力人员或组织社外的评论员或专家，经常地担任出版评论工作，并应发表适当的读者投稿，来吸收大量的读者参加这个工作。二是报纸、期刊上对出版物的评论应当是帮助广大的读者和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的严肃而与人为善的益友。书报评论中的任何文字，应当力求认真负责，恰如其分，既不应模棱两可，敷衍了事，或是吹嘘恭维，流为恶俗的广告；也不应粗暴鲁莽，夸大缺点错误，以致打击了正当的读者、编辑者和出版者的积极性。三是书报评论的编辑应当与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和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建立应有的联系，并应负责督促被批评者在同一报刊上迅速发表对于批评的认真的答复，使正确的批评得到实际的效果，不正确的批评得到应有的辨正。
国家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这一指示，既有对媒介批评意义的阐释，又有对具体工作的措施布置，对建国初期媒介批评的有序健康开展，确实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于是，一批新闻业务刊物纷纷创办。如《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副刊（双周刊）和新华社创办的内部业务刊物《新闻业务》，成为国家级媒介批评的园地。195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其中有一些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和细节活动，引起了一些读者和新闻工作者的争议，《新闻业务》发表文章对通讯作者写作时运用“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合理想象”提出批评。这次报刊批评持续半年时间之久，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这对普及正确的新闻观念，帮助新闻工作者和读者分清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政治民主生活中极“左”倾向的不断加剧，国家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上述关于媒介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指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从1951年5月开始，国内新闻出版界先后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小说《刘志丹》等一系列的大批判运动，理性、正常的媒介批评异化为无限上纲上线的媒介批判。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采取了某些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手段，事先定调子、选靶子，通过媒介动员，给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戴上多顶政治帽子，指责赞扬这部影片的43篇影评及其作者是“容忍歌颂地主阶级、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竟至向反动思想投降”，连赞扬武训的人都要作检讨。有的批判文章把电影《武训传》定性为“对新中国的挑战”。这在今天看来实在匪夷所思。在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徐铸成、储安平、王中等人在鸣放中的有关新闻观点，被扣上莫须有的“右派分子”帽子，遭到不应有的政治批判和人格侮辱。建国后一度有过的正常的媒介批评氛围一扫而空。“文革”开始后，媒介批判再度升级。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化名高炬写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写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蛮横地把《北京晚报》连载发表的《燕山夜话》和《前线》杂志发表的《三家村札记》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72]媒介批评异化为媒介审判，观念和思想交流异化为政治裁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文革”梦魇终告结束，新闻界与全国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开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文革”中横行猖獗的媒介大批判被禁止，新闻出版业和媒介批评重新走上了发展的正确轨道。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新闻事业属于国有，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行政和业务上接受党委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在这种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下，中国的媒介批评具有相当鲜明的体制性色彩。如由党委宣传部门、政府主管新闻事业的各职能部门建立的一套完整的阅评制度及其具体实施，就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的鲜明特色。为了加强对新闻传媒舆论导向的引导，中宣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都建立了阅评小组，对全国各地报刊、书籍、广播电视节目和互联网络的内容进行审读，以褒扬先进，批评错误。中宣部新闻局定期编辑印行《新闻阅评》，并挑选一些阅评文章在内部刊物《内部通信》上刊登。阅评员撰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媒介批评性质的文章。由于阅评员多是有新闻经验的饱学之士，其所撰写的评阅文字往往一针见血，对实际工作有很大帮助，因而受到批评客体的重视。有关被批评的媒体负责人也常常会及时地给以回馈，或对批评表示接受，对建议予以采纳，或对他们认为可以商榷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普通民众的媒介批评渐渐发达起来。特别是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受众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凸显，使媒介批评中来自民间的声音越来越得到媒体的重视，中国媒介批评主体的多元化呈现加速的趋势。“这些批评的机制组成灵活多样，丰富多彩。有的是个人行为，出于对新闻传媒的关心和对社会的责任，有的是以协会组织的形式，同道者组织起来，对媒介作监督和批评。”[73]批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读者、观众、听众来信，也有受众热线电话参与，更有借助网络技术设置的专业批评网站，通过BBS（电子公告栏）、QQ聊天群等进行实时在线批评。在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性的媒介批评文章，更是由于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而显得风生水起，呈现一派生机蓬勃、兴旺繁荣的景象。
在传媒越来越发达的当下，可以预见，媒介批评必将迎来一个空前发展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