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性质和用途进行研究的兴趣正在恢复。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中就马克思的“生产力首要性”命题、他的功能解释和他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隐喻的争论仍在继续，以致许多著述由于面世太晚而无法为本书所参考。这些著作包括：R.W.米勒（Miller）：《分析马克思》（Analyzing Marx，Princeton，1984）；T.贝尔（Bell）和J.法尔（Farr）：《探求马克思》（After Marx，Cambridge，1984）；R.H.希尔顿（Hilton）：《欧洲封建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Feudalism in Europe：problems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载《新左派评论》第147期，1984年9—10月）；E.M.伍德：《马克思主义和历史进程》（“Marxism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出处同上篇）；J.罗默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Cambridge，1986）。我在可能的地方参考了J.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Cambridge，1985），虽然在该书出版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
我非常感谢曼彻斯特大学的众多同事：感谢I.J.普罗西诺（Prothero）和C.L.M.埃文斯（Evans）在本书写作之初对我的鼓励；感谢“历史研讨小组”（the History Discussion Group）诸成员对本书第三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所参考论文的评论；感谢“社会转型研讨班”（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seminar）诸成员对第八章初稿的评论；感谢M.E.罗斯（Rose）有关济贫法（the Poor Law）的建议；感谢J.戴森（Dyson），他的看法构成我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探论的基础；感谢J.伯金（Bergin）对绝对君主制所做的评论；感谢A.L.休斯（Hughes）对新教所做的评论；感谢J.布罗伊利（Brueilly）对意识形态所做的评论；感谢R.C.纳什（Nash）对沃勒斯坦研究所做的建议；感谢I.斯蒂德曼（Steedman）对劳动价值论所做的评论和N.吉拉斯（Geras）对阿尔都塞和剥削研究所做的评论。我尤其要感谢G.P.伯顿（Burton）和R.布朗—格兰特（Brown-Grant），他们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当然，我对本书中存在的问题负全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