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月楼出来，若昭一路紧赶慢赶回到宣王府，实在是案头上又积了不少。一个多月之前，顾良从江南一带传来的商人抗税之事，理所应当又姗姗来迟地到达帝京长安。
自近百年的那一场足以动摇大唐国本的战争以来，天下离心，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残余势力雄踞中原大地的北方。各节度使的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般此起彼伏，又心照不宣地拱卫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唐廷四周。
以剑南，哦不，应该说以剑南东川、西川为代表的藩镇牢牢捍卫着大唐西南的稳定，以朔方为代表节度使，依旧在日益猖狂的西突北燕的兵锋下苟延残喘。
视线往东，九曲回肠的黄河与渭水交汇处，如绿色屏障的巍巍秦岭绵亘不绝。一路向东奔腾的黄河逐渐缓流深阔，但在奔向广阔的平原之前，仍被两岸极陡极高的山塬规训，直至越过潼关之外。在以太原为中心的高地上，河东节度使代表的势力，是关中腹里构建的另一重屏障。镇守于此的卫茂良，昼夜不息地监视着东方与北方的豺狼。
目光向南，东南丘陵上的节度使一如零星分布山峦一般，被切割成破碎的块状，每一支势力互相制约而至庸庸碌碌。在这里，并无乖张跋扈的骄兵和藐视君威的剽民，背靠逐渐开发的土地和不同于北方的丰沛热量，在两次北民南迁的浪潮中，变得茂盛而活络起来。
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这是与大唐王廷财政赋税最亲近的地域，因而历朝历代对此地安宁尤为重视。东南九道节度使多以儒帅著称，任期短，常由长安朝廷的官吏出任。从这种程度上说，唐廷反倒成了谨小慎微的小娘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无非是保住东南赋税重地的某种默契。
至于商税在其中扮演的作用，自是不必待言。借助江南河网和大运河发展起的商贸在东南地区尤甚，诸道节度使多税商贾，或在津济要路，或在市肆间交易之处，以货价与卖价分数定税。建中元年，商税尚且为三十税一，又因战争经费实在不足追加五十分之一。至第二年，商税定至十分之一，在国税中的权重大大上升。
而“天下方镇，东南最宁”的局面，在隆平十二年的七月被打破了。
时间回到隆平十一年七月，黄河水患，当时尚未册封宣王的李世默奉旨赴河南道赈灾。在国库有限的情况下，李世默思索出所谓借江南商贩运粮之策，同时相应在来年的税收中予以减免。当时，他虽与户部尚书沈江年早有争执，争议之处莫过于是全数减免商船运粮的耗费之资，还是稍加从中抽利。但李世默占着道理和朝堂舆论，又加之若昭从中运作，两人姑且达成协议，交由中书门下核准批复，是全数减免。
甚至为减税方便，李世默与沈江年商议出了一套以减定支的策略。将运粮至河南道的义商来年商税均调整至二十税一，和常平税率的十分之一相比降低了百分之五。再将这百分之五，根据每个商贾往年的税钱折合成费用，把运粮任务予以摊派。
极其精巧的策略。
且一切顺利。
而至今年五月，各州将商税按照去年的政策十足十地减免，在依据留州、送使、上供的三分比例依序展开。沈江年却私下上表陛下，恐今夏税收难以应对朝廷各项支出的周转，请求适度抬高税数，将那些减免至二十税一的，提至十五税一。据说是担心引起朝中非议，暂未置于宣政殿中商讨，最多和中书门下再行权衡一二。
至于第一次商讨权衡的结果如何，已经不重要了。朝中诸位文武百官，甚至包括李世默都还未听闻此事，却一时间吹得千里之外的东南各镇满城风雨。
此为唐廷失信。商贾贸卖，凭着就是“诚信”二字。舆论在梅雨季刚过的江南水乡间迅速发酵，始酿抗税风波。
民意民心在东南沸腾，东南九镇节度使却不约而同在此刻按下风声，暂不上达天听。静候一道加税的旨意下达，鼎沸之声终成风暴。买凶打伤衙门官吏，商贾联合拒缴商税，直至酿成东南抗税的滔天巨浪，掀到了四塞的关中长安宣政殿的桌案上。
至于九镇节度使的态度，无非也有自己的利益牵扯其中。东南九镇朝廷严控的税赋之地，节度使大多与朝中的关系非比寻常。好事者有疑，说这些风言风语多半从此而来。
却也不用想便知道，东南商贸，本身就是一块肥肉。雁过拔毛，但凡就任节度使，谁不找几个富商大贾靠着。更有甚者，唆使自家亲戚，也浑水摸鱼分一杯羹，又利用职务提供通关渡津之便大敛一笔横财。
毕竟商税上吃亏，九镇节度使并不能得利。反倒是抗税若成，各自又能大捞一笔。
史称，大唐之亡，亡于藩镇自立且外患不绝。而起于——
东南抗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