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涛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们分分合合地吵到了第二年。
小张在引入了不合适的同学大块头后，一并受着影响，如长青“毒舌般”说中，搭伙儿离职了。走得很不开心，我也无法控制那种愤怒。而长青，是温和地“交待”了后事，让小张心存感念地走了，必须佩服长青：明明是他在我面前说这个人不能要的，而最后小张会一世感激这个从不骂他，还苦口婆心送他走的前老板。
反正，恶人是我当了。
长青这个悲观主义者，所说的一切恶果，都不幸应验了。在这之后的一年里。
先是师玮和吕执用一言不发的态度，直接收拾包包走人，事实弃我们的“合力兴通”于不顾；后就是长青的90后女友的两次来访，而后半年里，长青还抽时间回去和这个速成的90后闪婚了。
买了4张行军床，一堆喀什特色的花被子，从来时的热热闹闹，一屋子年轻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到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坚守，不管多困难，我都没有动摇过撑下去的决心。
似乎，这是我的使命一样。
在这期间，我还抽时间去帮“山伯哥哥”完成了一次全球江苏商会年会活动的组织工作，而恰是这段时间，是长青和师玮盲目坚守在喀什的日子，也受到了突发情况的洗礼———他们确定他们这次听到的不是礼炮声。
谁能知道，那时因为懒惰而买的压缩饼干还真能用上呢？
这时的插曲，我暂时一周的抽离，一方面是不知如何在促进他们继续投资上给出意见；一方面对于他们对出资的范围的认定有异议，有些小愤怒。
“那好吧，你们能，试一下离开我，你们能做啥吧！”
这是绝对真心的动机，虽然一直没有说出口，但这两个小家伙一定比我还明白。
逃回鸟市，以协助商会的名义和借口，让我暂时离开这种令人相当难受的关系。
“山伯哥哥”把我派在了尚品酒店，负责接待1/2的来自全球参加年会的苏商。当然我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就把吕执真正的发小瓜瓜叫来帮忙，热心且开心的瓜瓜性格好得不得了，爽快地答应了，还带着车，帮忙接来送往。
而严征正好是这家酒店的行政主管，这使得我们的这次组织活动，方便了不少。
恰逢新疆的旅游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于是，来了很多意外的朋友，包括在机场萍水相逢的北京老哥哥杨志刚主任，也同期到了。他就是那个拯救我于困局，借给我资金，解决了进货难题的投资人。
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干脆我也把他给安排到了尚品酒店。
作为上次帮忙的报偿，我支付了他这一夜600大元的不菲住宿费。
说起与这个杨哥哥的相识，也够有意思的。就是去喀什的机场侯机室，从一本书开始，我们聊成了忘年的朋友。这算是我唯一交过的50后老朋友了吧！
去到喀什，他请我去了他工作的地方，那叫一个先进！我只能感慨，文革后能上大学的人，现在就是国家的栋梁啊！
忙着接待客人，我们都没时间吃饭。而爱酒的杨哥哥来了，又不能不尽兴。
这下可惨了，不经意间，瓜瓜用最后拎来的“赖茅”把我给彻底放倒了。
哭天叫妈，吐得天翻地覆倒不算什么；最糟糕的是，“山伯哥哥”居然带着会长一群过来对我的工作进行视察，而我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去下楼应付了。“山伯哥哥”打我的手机，杨哥哥帮接了一下。
这下，要多糟，有多糟了！
幸亏瓜瓜下去帮我圆场，才算是勉强度过了这一晚的尴尬。
第二天，瓜瓜笑着说，你喊了一晚上“妈！”
而我，在早上6点，总算醒过来，可以送杨哥哥先走，各种抱歉，失态失态。
再去到早餐处，见到了昨晚没见着我的那些会长们，正而八经地教育我，应该如何如何安排晚到的来宾。
而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
吐！
在瓜瓜的继续圆场下，我冲回了工作间，继续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