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士把成立同学会的事通报了中国驻加使馆，使馆得知温莎成立了同学会，还是民间的，认为这有利于开展工作，不但没有批评，还发来了贺电。不仅如此，使馆还登记了每个在温莎取经的男女和尚的地址，以后会定期寄来《人民日报》海外版，温莎学子为此很激动，竟有当场哭出声来的。说来也怪，在国内的时候都讨厌组织，出国了，自由了，没人管了，反而又很想念组织。
就像这方块字，天天所见，习以为常，不觉得有啥，甚至还觉得英文好看。等到出了国，满眼都是英文的时候，你又会朝思暮想那方块的汉字，惶惶然坐立不安。组织没寄来《人民日报》的日子里，温莎大学只有台湾的《中央日报》和满架子的《中共研究》，月刊，也是台湾出的。中国留学生一有空闲，就钻进图书馆，不是勤奋，是去看报，看《中央日报》，了解时政，再翻翻《中共研究》，了解历史。其实最主要的，是去见见方块字，解解思乡之情。人真是个又复杂又奇怪的东西。
任何组织，最大的问题都是经费的问题，同学会也一样。那时的留学生比起国内同胞，那是特别有钱，但同时也世所罕见的抠门，一年10元的会费，还有人要讨价还价，说是自己还有半年就要回国了，能不能只交5元，王博士为此气得差点动了杀人之心。
像托尼他们那样打工是不行的，一来没时间，二来没有执照，不能打工。王博士于是同使馆商量，弄些中国电影来放，想卖些门票，挣些钱。
校园里有个小型电影院，私人用，租金是50，如果团体用，是免费的。使馆发来的拷贝，也是免费的，一本万利啊，王博士心里很欣慰。
使馆发来的第一部影片是《少林寺》，拷贝随“灰狗”大巴运到位于城外的客运总站。王博士本想叫迈克去取，后来想想，还是自己驾车去了，他想起了迈克那车，是300元买的不知几手货，经不起长途颠簸。
片子取回来了，场地租好了，门票也卖出去了，一切顺利。观众都来自“唐人街”，清一色饭馆后厨的干活。
温莎市中国餐馆不少，后厨全是来自大陆的华人，其中不少是偷渡来的，不是要移民，是想打几年工，挣点钱就回去。这拨人就可怜了，文化没有，英语不会，护照是假的，因为是“黑人”，连门都不敢出，万不得已要出去，要先看看天，天还亮着，就要再等等，等到天黑了，才敢像耗子一样溜出去。有人来了好几年，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现在这拨人一个一个溜了来，坐在那里乱聊，心情很轻松，这里是中国同学会，“国人之家”，谁敢动我！
王博士带了一拨人在那里拨弄那机器，心情一点不轻松。这同学会里精英如云，都是学富五车的国家栋梁，居然没有一个会放电影，王博士有些焦躁。
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果不其然，那两个小台湾也来了，一见这情形，二话不说就前来帮忙。两人开机、装片、调焦距、试镜头，手脚麻利，倒像在自己家里摆弄影碟机，不到一分钟就一切就绪，可以开演了！
王博士和他的会员们有些不服，小台湾眯眼笑一笑，指指那机器，众人定睛一看，上面竟写着“台湾制造”。
电影效果非常好，不单单是好看，更是触动了大家的乡情，那帮厨房黑奴看完后拉着王博士，泣不成声，一口闽南话也变了调，夹了些普通话，不断地说，大概是“下次有好事一定要通知我们”的意思，王博士也不大听得懂，只管笑容可掬地点头，“一定，一定”。
经费问题解决了，同学会也风平浪静了好一阵，王博士组织了桥牌队，时不时在会所里打桥牌，悠然自得。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灵验得很，留学生又出事了，这回不是因为国境线，是奖学金。
奖学金的故事
奖学金对中国留学生是关乎生死的，那些自费的华裔留学生，不管家境如何，读书的经费是有保障的，中国留学生就不同，虽说是公费，但都有经费不足之虞。比如你读研，需要两年，但不知何故，公家给定的经费往往只够一年，后半程就靠自己想办法了。这办法也往往只有一个，就是争取奖学金，不然学位无望不说，生活都要成问题。所以在那个时段，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担着公家的重任，拿着老外的奖学金，攻着自己的学位，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奖学金。
奖学金一般包含在研究经费里，只要弄出个课题，造出预算，争取到经费，奖学金就到手了。狠心一点的，会把奖学金那部分弄得富裕一点，这样除了交学费，还有剩余，可以维持生活，不然就还要争取一份助教的差事，人就很累。
这回偏偏就是奖学金出了差错，倒霉的家伙是大王。大王是陕西人，来自西安，学地理的，已经靠着奖学金一路攻下了硕士，现在又靠着奖学金正在攻读博士。还有一年就功德圆满，可以衣锦还乡，吃上羊肉泡馍了，大王心里很期盼。
大王有一个课题，叫作《论贝加尔湖与中国黄土高原的关系兼论中国黄土高原对太平洋的影响》。大王的导师认为这个课题有拿到大奖的可能，大王也具备完成课题的实力，所以几年来导师一直力挺大王，只是研究经费一直没有落实，大王和导师空有一腔理想，不得其志。
大王就只好兼起两份助教，维持局面，很辛苦。
助教的工作之一是批改作业，这不算什么，大王笔走龙蛇，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搞定。自己是博士，对付那帮还在吭哧吭哧读研的家伙，就是小菜一碟，大王高兴起来，还要批些中文在上面，同样没人敢吭气。
麻烦的是答疑。按照要求，助教答疑的时间每周不得低于两个小时，答疑时间要公布在助教办公室门上，大王也必须守候在内，不得自由。以大王的学识，答疑不在话下，大王实在舍不得时间，他觉得被幼稚的问题纠缠起来，等于是被严刑拷打，痛苦不堪。大王就玩了个小聪明，他把答疑时间拆成四节，每节半个小时，再迟到早退地一弄，答疑时间变成了20分钟，鬼还来问你。办公室一下清静下来，大王可以一心一意地等那该死的奖学金了。
有志者事竟成，大王这天正在助教室百无聊赖地坐着，导师来电话告诉他，经费下来了，而且因为大王课题的重要性，预算一点没削减，如数照拨了下来。大王马上来了精神，很快制定出研究方案，第一步就是要到西安去，实地考察黄土高原。
大王西装革履，领带飘飘，归国华侨般回到了西安。因为经费充足，大王临行前把存款全数取出，回家都交给了老婆，让她放敞了挥霍。老婆很听话，电视冰箱缝纫机，买了个齐全，钱也花了个一干二净。
就在大王风风光光研究黄土高原的时候，史密斯博士找到了大王的导师。
这史密斯是研究超导材料的，也带了个中国学生。当时超导这一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数美国的芝加哥和加拿大的温莎，史密斯就是温莎的领军人物，牛气冲天。
但不知何故，史密斯的经费一直没有下来，让他有些气短。现在听说大王他们的经费下来了，他就跑了过来，跟大王的导师商量，要借些钱，期限一个学期，史密斯估计下个学期经费无论如何也下来了。
互借经费在教授之间很常见，何况来人是大名鼎鼎的史密斯，大王的导师二话不说，留出当年的用度后，就把经费借给了史密斯，连大王的奖学金也一并借了出去。倒不能怪导师狠心，导师万万没有想到大王会把钱全部带回了中国老家，不然以大王的资历，垫上几千万把块钱交学费，应该不在话下。这大王也虚荣了些，衣锦还乡一趟，竟把自己弄得身无分文。
两个月后大王回来了，带了满满70个箱子，装的都是黄土，够大王折腾两年的，口袋里却只剩50块钱，够他生活一个星期。
第二天大王知道了奖学金的变故，心中一惊，什么叫天有不测风云，这就是了。不过大王也算是有历练的人，心中吃惊，脸上却不带出来，若无其事地回了家。
回家后大王赶紧算账，一算之后，大王吹起了口哨，心里轻松下来。大王手里还有两份助教，除了交上当期学费，还有结余，手打紧点，没什么了不起。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大王算账的时候，系里的教授们也算了一笔账，认为大王他们的经费如数下来，应该是富人了，大王就不该再兼两个助教。大王的导师争也没用，助教被匀了一个给印度同学。平地起风波，大王这下进退两难了，一份助教支持学费当然没有问题，但吃喝就成了问题，还有房钱，麻烦大了。
照理大王应该开口向同学借钱的，借几百块钱对付一个学期，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但大王是那种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当时回国的时候，满校园都知道，大王经费充足，百万富翁回乡去，何等风光！现在一回来就成了掉毛的凤凰，反倒不如了鸡，反差太大。大王面子下不来，这面子实在是个怪物，无影无形，又无处不在，中国人被他害得不浅，大王就是一例。
休学也是一招，可以不交学费，但一休学，那一份助教也要拱手让出，生活还是成问题。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大王左思右想，不得要领。大王是陕西人，这时想起了秦叔宝，秦琼当年就卖了黄骠马，还有杨志，陕西人，也卖了祖传宝刀。自古英雄落难多，大王想想，搬进了教堂，那里有个难民救助站。
救助站是教会办的，吃喝免费，住也免费，到教父那里登个记，就可以领到一个铺位，一早一晚两顿饭菜，简单，少肉，但果腹足矣。救助站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可怜巴巴，那里面都是一时气短的落单英雄，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进进出出，理直气壮。大王混杂其间，毫无愧色，心情好时，也听听布道，领杯圣水喝喝。
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了一阵，教父起了疑心。这大王举手投足之间，缺少了江湖味道，倒有些书卷气息，教父画过十字，求得上帝的宽恕后，悄悄翻看了大王的私人物件，查明大王是个中国留学生，就通知了王博士。王博士听后大吃一惊，手里的牌散落一地，赶紧到了教堂，找到大王。大王一脸愧色面对博士，唱道：“西凉川，四十单八站，咱大王一路行来，受尽了熬煎。”王博士哭笑不得，把大王带回了“国人之家”，让他一直住到史密斯还钱。
不知碰到了什么鬼，这“国人之家”今年成了“多事之家”，大王才消停下来，那边老范又有事了。
访问学者老范和他的伙伴们
老范是正宗北京人，在外经贸委工作，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还没出过国，组织上大概也考虑到这一点，就让老范当了回“访问学者”，了却他一分心愿。
这“访问学者”的身份是很古怪的，颇具时代特色，那时很多人都扛着这样的头衔在国外转悠。他们不必上课，也没有研究课题，所以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学者，但可以四下里访问，凡事，凡地，只要自己感兴趣，都可以访问。
老范就是这样一个“访问学者”，长得粗眉大眼，剃了个光头，只在脸上留一把大胡须。
老范的胡须很不平凡，浓密，连腮，且是黄色的，老范对此很骄傲，逢人就夸说：“自古黄须无弱汉，你自己看看。”这把黄须也的确给老范带过好运，那时调他去搞外贸，除了会些英语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的黄须，颇有洋人味道，大家认为便于国际交流，老范就去了外经贸委。外经贸委当时是炙手可热的好地方，没有点过人之处，哪就随便进得去，老范很感谢他的黄须，“黄须无弱汉”，果不其然。
老范从此留须不留发，头上毫发全无，只剩下那把黄须。
说起来做那“访问学者”也很辛苦，这拨人都年过半百了，在家里都是养尊处优，说一不二的人物，忽然到了外国，人地两生，词不达意，遇到老外，吭哧吭哧连比带画，一肚子学问也卖弄不出来，平白让人低看一眼。尤其为了省钱，一个个史无前例地节约，弄得自己一点尊严没有。比如老范，为了省房钱，正房不住，与江苏老徐合租了间地下室，阳光没有，空气稀薄，种上盆花草两天就死，只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便宜。
老范虽戴着“访问学者”的帽子，却是官员身份，经常被当地企业请了去，讲讲中国外贸的情势。讲完以后总有宴请，觥筹交错，情意融融，老范捋着那把黄须，指点江山，笑谈其间。完事后，主人都要开车送他回来，老范从不敢让人送到门口，车一到拐角，老范就让人家留步，又握手，又拥抱，还有中加友谊说个热闹，等人走了，老范哧溜一下钻进地下室，松口大气。
同住的老徐也一样。老徐是江苏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在访问学者中是少有的勤奋之人。老徐四十来岁，作为外科医生，正值当年，不愿意蹉跎了岁月，每天起早贪黑，都要到温莎总医院去观摩。
老徐前一天就看好手术安排，选出自己感兴趣的，第二天就赶了去，站在一旁用心看，有时一站七八个小时，偷师学艺，很不容易。手术下来晚了，同行就要送他回来，老徐同样不敢让人发现地下室，也在拐角处让人留步，握手，拥抱，然后哧溜一下钻回家，老范就会冲着他笑，说：“彼此，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