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出任受到苏联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并寄予厚望。他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可是，他从前人手中接过的摊子却问题成堆。从七十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停滞不前，食品、消费品奇缺，住房困难长期未能解决，人民多有抱怨，军费开支过大使经济更加拮据。党政机关官僚主义滋长，脱离人民。在对外政策领域，由于送入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出兵阿富汗，处境十分孤立，每年联合国大会都要通过谴责苏军占领阿富汗的决议。他在内外环境都不妙的时候走马上任。他一九八五年三月上台，四月就召开中央全会，对过去若干年苏共的工作做出初步总结，决心改革，欲使苏联继续走向强盛之路。历史的机缘给了他历史性的任务。他能否不负这一使命，人们拭目以待。
锐意进取
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首先从振兴经济入手，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于1986年召开的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争取在本世纪末使工业生产翻一番，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1.3倍，科技走到世界最前列。1987年制定了经济改革总体方案，中心思想是要打破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和行政命令管理体制，通过改革经济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来解决3项基本任务：使经济多半是粗放发展过渡到集约化发展；从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过渡到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只重视生产忽视社会问题过渡到综合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食品、消费品和住房短缺问题。根据这一精神，颁布了鼓励生产的《个体劳动法》、《国营企业法》、《合资企业法》和《合作社法》。这些措施已收到初步成效。1987年国民收入的增加首次完全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1988年这一良好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目前，苏联70年代和80年代初经济停滞不前的趋势已被制止。
苏联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在总结多年教训的基础上，把农业和轻工业提到了首位。过去，苏联把投资放到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结果导弹饱和、卫星满天飞，而民用消费品量少质差，影响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戈尔巴乔夫面对人民的不满，改变了投资轻重缓急，决心削减军费，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同时，调整农村的经济关系，使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
但是，经济改革成效不显著，其原因颇多。戈尔巴乔夫认为，主要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不利于贯彻新的经济改革措施所致。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都因未触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中断。鉴于这一教训，戈尔巴乔夫强调，“现在如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无法建立一个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就将使一切改革进程成为空转”。于是，他去年夏天主持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正式决定着手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任务是要打破苏联原来僵硬的社会主义模式，为建立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它的近期目标是要尽快使各级领导权从抵制改革的人手中转入积极改革者之手，为改革继续进行提供组织上的保证。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进行的首次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说明，政治改革已取得他心目中的一些成果。首先，打破了多年来苏联社会一潭死水的局面，近1.9亿选民积极投入竞选活动。第二、尽管一些人利用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性和民主化谋取私利，但选民仍然投票支持改革和领导改革的苏共领导人。80%的苏共党员候选人当选，而且这次自由选举的党员代表在全部代表中的比例比过去按规定比例选出的还高16%。选举是在通货膨胀、食品供应紧张、民族矛盾尖锐的复杂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苏联人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投了信任票，希望在他的领导下，通过改革重振国威。
积极推行“新思维”外交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以力主改革现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称著的话，那么，在国际上，他则以推行“新思维”外交闻名。在最近四年中，他的足迹遍及欧美和亚洲国家，所到之处无不力陈他对当今世界的新观点和新政策。他在外交领域的新思维主要表现在：
(一)认为在核时代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只能把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手段。所以，他力求把苏美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的激烈对抗转为频繁对话，他会见了所有西方主要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五次会见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消除两国全部中程导弹的条约，在核裁军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并且达成了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协议，目前已将其军队全部撤出了这个国家。
(二)对社会主义国家由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有限主权论”改行各国独立自主对本国人民负责的政策，承认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的多样性，不再强求与苏联一致，并注意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从而改善了同它们的关系。
(三)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再以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划线，不再区别所谓“反动”与“革命”，力求从介入这些国家的军事冲突中脱身，对它们之间的冲突由过去支持一方打一方改行调解立场。
戈尔巴乔夫通过“新思维”外交的贯彻，形成了苏联新的世界战略，从加强军事力量来确保安全和向外扩张转为以政治、外交和平的手段为主来确保本国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近年来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有了很大改善。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已为国内建设创造了较过去好得多的国际环境，已宣布在今明两年内裁军五十万，把省下的钱用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一部分国防工厂已开始改行生产民用品。同时活跃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仅在里根去年夏天访问莫斯科后的一年内苏联就从西方国家获得近二百亿美元贷款，签订了约二百个合资企业协定。曾对苏联实行经济封锁的西方国家，现在乐于与苏联发展经济关系。
重视改善苏中关系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总书记后就着手修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他在就职演说中就表示希望中苏关系有“重大改善”，他又对前去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李鹏副总理明确表示，苏联愿与中国改善关系。1986年7月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公开赞同中方多年来坚持的两国界河以中心主航道为界的主张，希望在任何级别，包括最高一级讨论建立中苏睦邻关系问题。1988年9月他再次强调，希望立即筹备中苏最高级会晤。鉴于苏联已宣布要将它在阿富汗的军队全部撤出，在两年内从蒙古撤出其3/4的军队和愿意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外长钱其琛去年9月在联合国会见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商定了两国外长互访事宜。通过他们的互访，双方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了9点一致意见，并确定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于今年5月访华，从而正式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
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改革进程颇为重视。在他上台之前，苏联对我国改革持反对、怀疑的态度，在他入主克里姆林宫后，苏联对中国改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但不反对，而且派各种代表团来华考察改革情况，去深圳考察的苏联代表团和学者尤其多。苏联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介绍中国的改革情况。这次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将同中国领导人就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邓小平主席强调，他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是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确定的这一总目标受到苏联方面的高度赞赏，认为“这一格言式的思想也表达了苏联领导人提出的目标”。双方都认为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即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政治关系和新型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回到50年代的关系。苏共中央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普里马科夫说，高唱歌曲《莫斯科——北京》的50年代把两国关系“理想化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也说，“苏中关系回到50年代显然不合适。最符合两国利益的是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和广泛的合作关系”。当然，戈尔巴乔夫也强调，中苏关系正常化不损害各自同第三国的关系。
面临五大难题
戈尔巴乔夫的四年新政已取得初步成果。他对苏联内外政策下的决心大，迈出步伐大，但困难也大。起初对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结果，一些人在改革与反改革、新与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不知所措；一些人急于求成，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埋怨改革速度太慢；另一些人又嫌改革步伐太急。所以，戈尔巴乔夫面临着各种棘手的问题。从目前看，摆在他面前的主要有五大难题：
——改革已四年，由于提倡公开性和民主化，社会生活是活跃了，但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财政状况甚至还在恶化，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食品和消费品紧张，影响人民参加改革的积极性。因此，如何改善经济是首要难题。
——由于改革在各条战线全面展开，同时暴露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如民族骚乱，各种非正式组织的成立，并提出各种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思想准备不足，造成思想混乱。因此，如何建立协调各种利益的机制是第二难题。
——几十年形成起来的“障碍机制”相当复杂，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指挥上的教条主义相结合，群众中的平均主义和依赖心理盛行。因此，如何发动群众，克服教条主义，建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是第三大难题。
——对历史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探明改革道路，但长期争论下去势必影响投入实际改革的精力。因此，如何公正评价历史，把群众的主要注意力引导到生产上是第四大难题。
——改革中形成的新机制是在旧体制下运转的，新的改革措施往往被旧体制吞没掉，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如何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逐步确立新体制的主导地位是第五大难题。
可见，戈尔巴乔夫肩负的担子是多么重，他不能懈怠。请看戈尔巴乔夫忙碌的一天吧。
戈尔巴乔夫早上八点二十分至三十分之间到克里姆林宫东侧的党中央办公楼的第五层楼的办公室批阅在这之前已由三名秘书为他准备的各种材料。总书记的四名助手不时进出办公室，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府部长们也前来汇报工作。有时他连去楼内专供领导人用餐的食堂的时间都没有，于是，他或是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会议室吃一顿工作午餐，或是去旁边的休息里一个人用餐，然后在那里休息一会儿。
兼任国家元首的戈尔巴乔夫还要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要人，往往要忙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苏联实行五天工作周，而戈尔巴乔夫周六也照常工作。
然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戈尔巴乔夫也善于休息。他和妻子赖莎都喜欢上剧院看戏。即使到外地视察也设法开开心，换换脑子。去年九月他视察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时居然与赖莎玩逗一对农家的小鸡。
《深圳特区报》连载于1989年5月11日至19日
苏联党报记者：戈尔巴乔夫地位维艰
苏联《真理报》政治观察家奥夫钦尼科夫应《人民日报》邀请，于1989年8月24日来华采访两周，这是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后来华采访的第一位苏联党报记者。今年5月，他曾来北京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是戈尔巴乔夫在京所有讲话稿的起草人之一。奥夫钦尼科夫此行的目的是为我国庆40周年撰写文章搜集素材和实地考察我国的政治形势。本人应《人民日报》之邀，陪同他在北京、南京、无锡、洛阳和西安采访。《人民日报》总编辑邵华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江苏、河南、陕西省委负责同志给他介绍了情况，他还到洛阳拖拉机厂等工厂、农村实地考察。采访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应邀谈到了目前苏联国内值得注意的一些情况，他总的感觉是，戈尔巴乔夫处境维艰。
一、政治局内围绕改革分歧尖锐，戈尔巴乔夫将挑选一人出任副总书记来协助他主持党务工作。
奥夫钦尼科夫说，政治局委员们对是否要改革，意见是一致的，但在改革的方法和范围等问题上分歧很大，以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二人为两种意见的代表。在1988年苏共中央9月全会前，他们两人都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但雅科夫列夫主张开放些、自由化些；而利加乔夫保守些、正统些。两人经常发生正面冲突。于是，戈尔巴乔夫想出了个“聪明”办法，将他俩分开，让雅科夫列夫在党内负责外交，任苏共中央国际问题委员会主席，让利加乔夫负责农业，由能力比他俩都差的梅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奥夫钦尼科夫说，历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都是仅次于总书记的人物，但梅德韦杰夫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因为他在以往没有做出过任何突出成绩，现在也只是一般主持意识形态工作，没有象他的前任那样还负责干部工作和主持书记处会议。他说，戈尔巴乔夫的打算是，鉴于他已当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这一岗位上将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因此，他将选择一个人担任党内第二把手，替代他主持党内日常工作。奥夫钦尼科夫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今年内或明年)举行的全会上就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