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学认为人类和非人类共同处于一个统一的进化体中，社会、文化和人类智慧都是从自然环境中进化而来的，任何将人类和非人类割裂开来的观点必然使二者的存在都受到威胁。布克金把自然和社会的进化过程解释为一个呈现出多样性、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日益复杂的“非凡的生物科学戏剧(remarkable biological drama)”，而其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最终可以发展为人类文化一个精妙的成分，借以表现人类创造性的本质。人们对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程度是有局限性的，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能动性以及它们之间亲密关系的主动性都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够承受的程度。人类不能凌驾于宇宙之上，也不能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人类只能以自然界为生存基础并且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如果粗暴地割裂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进化现象，不能用系统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就会导致片面而极端的错误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人类和非人类存在是一个统一体，一个既是统一的又处于进化当中的动态整体。在这个统一体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存在之间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应该强调的是：人类的产生植根于非人类存在的进化中，并且进化过程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既存在着连续性，又具有丰富多彩的差异性。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与差异性的并存才有可能引起统一体在将来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特征，而这种新特征表现出一种真实的整体性，因为“事物的真实性总是存在于一个它通过发展而实现的自我完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它潜在的特殊性得以充分展现或汇入整体，就像一个儿童的潜能在后来的丰富人生经历与身体不断成长中得以实现”。整体性在结构、连接和协调上从来不是单一的、枯燥乏味的，而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一个整体总是具有多样化的诸多方面和众多的独特形式，整体性往往通过多样性表现出来。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作为一个统一体，其整体性恰恰体现为多样性和差异性。社会生态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提出了生态整体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wholeness)，“即把我们星球全部的演化过程看作旨在增进多样性和彰显价值。”
布克金在其卓越的论著《自由生态学》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生态整体性的含义，强调生态整体性不是一种稳定不变的均质性，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多样性的统一。自然世界存在的平衡与和谐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差异性、不断扩大的多样性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是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变化和发展中形成的某种稳定。生态系统保持其整体性的能力依赖于环境的多样性，而不是无变化的单一性和均质性。多姿多彩的大自然是不断产生新的生命形式和生命现象的伟大主体，是所有物质与生命系统的精华。人类作为自然的产物之一，没有理由与自然界相互对抗，而应该是相互融合的，因为人类属于自然，依赖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必须承认自然的基本主体性，并且应当使自己创造的人类社会适应自然界在其进化过程中驾驭一切的内聚力。因此，在人类共同体即第二自然当中，人类社会也同样充满着无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可是，人类社会中的许多方面却被人为地等级化了，致使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冷酷的等级性取代。探究其原因在于人类是具有理性和抽象思维的灵长类高级动物，他们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这种头脑灵活、具有高智商的动物通过生活于第二自然中的方式，时时刻刻与自然界发生作用，在其中营造了最适宜于他们生存方式的环境。而另一方面，非人类存在没有理性的思维，它们的行为是受本能和条件反射来驱动的。非人类共同体的生态环境范围相对来说很小，它们的变化规则大都是通过遗传基因来固定的，具有明确的进展方向，是非常稳固的。与此不同的是，人类共同体具有独特的理性思维和能动的创造力，因而不断受到各种意识形态要素的影响而时刻改变、调节自己，同时与所处的环境发生作用。因此人类社会具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发生着不同制度的种种变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是存在着复杂而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和统治制度。这些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沿革下来的等级制和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于是人们一厢情愿地通过等级制的方式来建立起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认为人类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是至高无上、藐视一切的主体，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低劣的，人类注定要主宰和支配自然，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布克金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首先起源于人对他人的统治。社会和自然界进化中的主要障碍是长期以来人致力于统治他人并征服自然界。布克金以追溯人类社会历史的方式详尽地分析了复杂的统治性等级制度的根源及成因，大胆驳斥了自然与社会中等级制存在的任何理由，明确阐述了自然与社会被视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二元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出现了人为的不公正等级制的划分。换言之，等级制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或生物现象，它是社会演变而来的复杂、能动的结果。布克金认为等级制是偶然发生的事物，并不是必须或注定要发生的，因此，人类的生活中可以将其去除，并且完全可以由平等和自由来取代它。在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上，人类应该尝试把自然生态系统的非等级制特征移入人类社会，应当用生态学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差异性和多样性，弥漫在人类社会中的统治与支配的观念应当转化为一种互补观念。与此同时，人类应该发挥他们自己非凡的理性和创造力来弥补非人类存在物的不足，建立一个更加丰富多彩、更具开创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体系，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该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大自然的援助者。布克金大胆地对等级制在自然与社会这两个领域中作为一种稳定因素或秩序原则的功能进行了挑战，呼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社会生态学认为，当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作用于人类社会时，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向生态化的方向转变，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可以同时被转变。因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自然界为背景而进行的，所以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互相伴随的。如果人类要树立生态意识和履行生态实践，就必须重塑自我，把自己融入大自然当中，使自己成为地球上的真正成员，与自然界的其他成员一起去行动，并作为自觉的力量、自觉的生命去呵护大自然，捍卫自己的家园。人类以等级化的方式所建立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秩序终究会瓦解，人类将彻底放弃对自然的主宰和控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由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转变为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人类社会的生态危机究其根源是制度性的、思想意识上的、心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因而社会生态学家强烈呼吁以生态学的方式来重建社会。
苏联社会生态学家马尔科夫在其代表作《社会生态学》(Социальнаяэкология)中指出，“社会生态学的目标是从对自然过程的简单描述过渡到对这一过程的有效控制，即通过对环境的管理促进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圈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智慧圈。所谓智慧圈是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统一，是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而社会则是这种统一的基础，因为在这里，人类的智力活动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建立智慧圈的目的是实现自然与社会间的和谐。”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谐统一关系是社会生态学生态整体原则的具体表现。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中的统一，既有整体性的结构又有丰富多彩的形式。整体性是社会生态学的基础性哲学概念，它所指的不是一种不加区别的普遍性，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整体不仅存在着多样化的形式而且其不同的方面具有独特的内涵。布克金在《自由生态学》一书中指出，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的“整体性”，是指潜伏于一种尚未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中的“整体性”在不同层面上的现实化，是一种丰富特性的展现。这种可能性也许是一粒刚播下的种子，一个新诞生的婴儿，一个新成立的社区，或者一个新建立的社会。
建立一个崭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的生态社会是社会生态学的目标，也是目前人类迫切所需要的。由于当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所酿成的生态危机影响深远，其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个人行为可以操控的限度和范围，以至于威胁到了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和安全。面对社会与生态的双重危机，社会生态学家认为人类应该反省自己对自然界造成破坏这一客观事实，认真思考各种深层的矛盾与分歧，尤其是对人们在价值取向、奋斗目标和利益分配等方面产生的冲突与竞争更应该妥善解决。社会与生态的双重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继续沿循传统的惯例显然已经无法解决当今的复杂问题。因而人类发挥自己的理性和想象力，进行乌托邦式的大胆思考，从而得出了一个明确而具有前瞻性的结论：人类必须创造出一种促进生物进化丰富性、使生命成为更富有自觉性与创造性的全新社会，这种社会就是生态社会。
三 生态社会的建立
社会生态学探析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强调人类是自然和社会共同进化的产物。社会生态学认为，目前所有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无不根植于一个非理性、反生态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所存在的危机是不可能通过片面、单一的改革措施来解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错位究其根源在于人类世界自身存在的扭曲与错位。环境问题产生于等级制的社会关系，而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具有漫长的历史，并且最终在阶级压迫和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峰。确切地说，导致人类与自然对抗的问题来自于社会发展的本身，而不是产生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中。等级制、支配性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追根溯源，布克金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人对自然的统治实质上起源于人对人的统治。”因此，对于当前面临着巨大社会生态困境的人类来说，要想真正脱离目前的困境，就必须消除人类社会的各种弊端，而其中批判和消解社会等级制度是关键。社会生态学的思想不仅仅是颠覆性的，其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具有革命和重建的性质，其宗旨从根本上来说是追求整个社会内部机制的生态化，旨在寻求一条走向生态社会的道路，建设一个生态社会。具体来说是寻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观念的生态化，以期从根本上遏制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布克金指出：我们必须协调“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实现真正“自由的自然”。“自由——‘不平等中的平等(现实差异条件下的事实上的平等)’”指的是“一种新的进步——它将吸纳正义的平等原则所促动的个体性和个体在共同人性下的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