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正业与童正义是两兄弟，他们的爸爸叫童照鸿，在横溪大山也有一块桃子山，他家的园名叫鸿生园。正业的家在横街与毛竹场头小路的交叉口，与任民芳家在同一条路上，一南一北。正业的家转角有一座小石桥，过桥就是正始中学的大门。他父亲过世较早，父亲过世后无人经营桃山，家境也随之衰落。小学时他比我高半级，春秋班合并时他也休了学。他的头脑比较活络，也擅长打篮球，说话有点口吃。后来他成了人民警察，曾经是宁海一个边防站的站长，在宁海深甽温泉派出所当过所长。他曾目睹王一平在那里劳改，虽是同乡、同学，他也不敢认。正业现已过世。童正义是弟弟，在宁波电业局江东变电所工作，我见过一面，他活脱脱像他的父亲，据说也已过世了。俞俊义是他们的表兄弟，因家庭困难投奔舅舅（童正义的爸爸），也在横溪中心小学读书。俊义为人老实，不善于言辞，也不大会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宁波老家。他的家在孝闻街与广仁街的交叉口，朝西面街的二层楼房，现在还在。他也在宁波电业局工作，近况如何，不得而知。
钱自我与钱自民是堂兄弟，钱家山人。自我比我高一级，人长得不高，能说会道，是横溪镇工业办公室主任，夫人是马信菊，也是同学。他在主任任上时，我去过他家，他家在横溪航船埠头附近，是一幢新建的小洋房。他从政，我教书，小学时也不是至交，以后也就很少来往。自民倒是同班同学，他的太阳穴附近长了一个疮，长久不愈，贴着膏药，所以印象很深。他一直住在横溪，在一家废品回收站工作。
宋仁溥，比我低一级，是横溪中街楼茂记酱园店的“小开”，曾任正始中学学生会主席。工作在西安，退休后回到故乡，住在周夹岙的石家。听说他在工作单位并不如意，受过挫折，为什么，我也不便细问。家庭生活也不称心，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一个颇为虔诚的佛教徒。听徐文星说，宋仁溥也作古了。
俞福康，也比我低一级，他在杭州化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海潮橡胶厂工作，我在杭州师院教书，故乡人，又是同学，所以有走动。因种种原因，现在没啥往来了，其实我是生不必要的“隔壁气”。他现在是正始中学杭州同学会的会长，母校大庆，他必参加，且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妹妹福娣在横溪（李林泰的老婆），清明节他定回老家扫墓，他的夫人卢根英是横溪周夹岙人。在我们这些同庚人中，他是比较有作为的，曾任杭州化工局的党委副书记。
蔡秀月，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他父亲在横溪街上开了一家新华书店，后来说这家新华书店不是正宗的，不久就息业了。蔡秀月长着一双大眼睛，头发蓬松，好像是烫过的，几个同学就给她取了一个绰号“猫头”，人倒长得不错。她在鄞州人民医院工作，是一个护士，我去看她时，她在注射室工作。护士这一行业，她可能是后来进入的，因为毕业时我班同学中考入卫生学校的只有张慧颖、李瑛和陈凤珠三人，没听说蔡秀月也是在卫校读书。我到鄞州人民医院去看她时，她似乎对我有一些印象，看她态度淡淡的，我也就没问她的住址、联系电话，以后就不再有走动了。
正始中学同学中还有一个叶昌达，比我低一级，是春季班的，与我一起毕业。他的祖籍在叶公山，读正始中学时搬来横溪，居住在王德朗家的对面，是徳朗伯父租给他们的，后就卖给他家了。我在《春风吹酷溪边草》中有篇《四大金刚》的文章，其中之一就是叶昌达，听他弟弟昌远说，他在美国混得不怎么好，身体也不好。曾听信苗说他回过家乡，信苗也给了他我的电话，他并没有来找我，大约行程匆匆未能会会老朋友。倒是他的弟弟叶昌远，在上海临平路买了一套住宅，每年来回于美国、中国，清明前后定来横溪扫墓，前几天还给我寄来两瓶美国产的鱼肝油和维生素丸，他叫我“阿大”，我们保持着联系。
横溪街上的花石桥下，还有一户姓沈的人家，有三四个姐妹，其中一个叫沈淑英，年龄与我们相仿。在美国的叶昌远与她关系很好，他每年来宁波必去看她。她是从宁波农校（在邱隘回龙，后并入万里学院）退休的，是个校医。她的爸爸是宁波开明书店的老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以他们姐妹的名义给横溪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图书，每本书上盖一个图章，上面是他们几个姐妹赠的字样。我到图书馆借书看到好多书是他们捐赠的，其中有一本《绿野仙踪》的童话，至今仍有印象。
一眨眼，六七十年过去了，故乡同庚人，为了生活，各奔东西，去寻找自己的乐园，其中不少人已作古了，在世的也都七老八十了，未知他们还留恋童年的时光吗？他们的心中还装着故乡横溪吗？
2016年10月15日
日寇铁蹄蹂躏横溪的记忆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那年我还不足十岁，但日寇在横溪留下的暴行我终生不忘。
1941年4月，宁波沦陷，离宁波仅20千米的横溪，风声日趋紧张，各种传言纷纷传来：“日本人打进来了”“日本兵叫年轻的妇女为‘花姑娘’，女人们好躲的快点躲一躲”“日本兵要抓身强力壮的男人，抓到东北去做苦工，或叫他们挑行李、背枪炮”“看见日本兵要行礼，否则刺刀会捅过来”。一时间横溪真的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
一天清晨，横溪北边传来了枪炮声，越来越密，不多时，王家世房门口日本兵架起了机关枪，盲目地向四处扫射。一听枪声，我连忙躲到八仙桌下，桌上堆满了杂物，四周用棉花胎棉被围起来，留下一个小洞。据大人说，棉花软软的，子弹打不进，这似有点以柔克刚的道理。以后我学了物理才知道，那是不行的，简直是鸡蛋碰石头。根据功能原理，子弹的动能变化等于克服阻力所做的功，当子弹的末速度为零（打入棉花胎被挡住了），知道子弹接近棉花胎时的速度和棉花的阻力系数，可算出子弹穿入棉花胎的深度，子弹的速度起码800m/s，质量10g吧，即使是厚厚的10斤棉花胎，哪有不被洞穿的！这些物理知识，对小孩子来说犹如对牛弹琴，我还是相信棉花胎能挡住飞来的子弹，老老实实地躲在八仙桌下不敢出来，不敢出声。
我家的一间小屋在王家小祠堂后面，有一道小门直通横溪大路，我爸爸已用柴草、杂物封堵，以防日本兵从小门进来。其实也是空劳累，残暴的日本兵还怕你这种“防御工事”？他们想闯进来，一颗手榴弹就炸开了。若放一把火，连我家的住房也将变成火海。但有防总比不防好，至少心里有些安全感。
临近烧中饭时，枪声停了，几个胆大的开门到外面打探，回来说在大路上躺着一个被流弹击中的过路人，也有说是本地人，一时间消息就传开了，人们更慌了，这是日本兵到横溪首开杀戒，想震慑横溪人。
过了些日子，据说一个住在徐家旁边的一个年轻姑娘，一时躲避不及，被十来个日本兵轮奸，阴部肿得像馒头，还流血不止，事后经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从此，人们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有的说她嫁人了，有的说她医治无效死了，有的说她无脸见人，自缢身亡。
我家门前的王家小祠堂，驻扎了一队日本兵，有二十来人，他们天天一日三餐大鱼大肉，白花花的暹罗（即今泰国）米饭，吃不完，到河埠头洗刷碗筷时，随手倒掉。这些食品是从中国和泰国掠夺来的。中国老百姓忍饥挨饿，有上餐无下餐，几个饿得慌的胆大的就到祠堂门口讨点吃，等着日本兵吃饱喝足，将剩羮冷饭施舍给他们。讨吃的人多了，挤在祠堂门口，日本兵就出来，吆喝着，甚至用枪托驱赶。有次我也夹在其中看热闹，日本兵出来，大家纷纷躲避奔逃。我人矮小，避让不及被撞倒在地，辛亏离家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从平屋的小门躲进屋里。日本人养着的狼狗不吃残羹剩饭，但他们更不愿施舍给中国人，宁愿倒入河里喂鱼。日本人叫吃饭为“米西”，也是在这时候听来的。
日军囤兵的地方，都设有岗哨，如王家的世房门口、上庙凉亭都有日本兵站岗。中国人路过要向他们鞠躬行礼，有时还要出示“良民证”查看，甚至被搜身，若动作稍迟缓，就会被拳打脚踢，或被枪托击打。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就捉进去，盘问拷打。他们怕中国的游击队，当时在四明山一带，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叫“三五支队”，他们时常出来，打扮成商人、农民或者工人，趁日本人不备，出其不意，袭击日本兵，夺取枪械物资，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曾有一个有血性的中国青年路过上庙凉亭，他不愿给日本人行礼，便从上庙前的一条小路绕道而行，不知怎么被日本兵发现了，鬼子立即集合队伍，从田埂上包抄过去，将那个手无寸铁的青年逮起来了，押回上庙，严刑拷打，后来托人保释才放出来，可人已被打成终生残废。
在日本人快要投降的时候，我的祖母刚满一百岁，就过世了，祖母的坟墓在大山的月亮边，棺材要从上庙凉亭过，经仙人桥，才能到那里安葬，可是日本人就是不让通过，怕我祖母是患时疫病（传染病）死亡，把疾病传染给他们，经多方活动，送了许多礼品，并说明我祖母是老死的，可日本人还是不准，最后通过翻译（汉奸），才允许绕道到仙人桥，将棺材抬到山上。
日本兵大多是普通日本老百姓被征兵来的，据说因日本本土兵源不足，有些日本兵是朝鲜人，他们中也有好人，如抗战时的反战大同盟，就是有良心的日本人组成的。有年夏天，刚割完稻，我父亲在小祠堂西边的晒场上筛谷子，那是用筛子将谷中的瘪谷扬去。刚好有一队日本兵经过，其中有一个日本兵看到我父亲的操作，做了一个手势，他将两手抬高，模仿筛谷，我父亲领会了，也将两手抬高，均匀地摇动筛子，这样一来，瘪谷纷纷往远处飞扬，好谷与瘪谷鲜明分开，那个日本兵看到，伸出大拇指夸我父亲，还不住点头大笑。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在电影中、书上被揭露的很多，鬼子的残酷程度远超过我孩童时经历的、听到的。抗日战争胜利已70多年了，那些暴行深深地刻烙在我孩童时的脑子里。不忘国耻，记住历史，教育下一代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是历史赋予我们老一辈的责任。
2016年4月27
